墮胎還是不墮胎，她自己說了不算？
原標題：墮胎還是不墮胎，她自己說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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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天堂 2018 VOL.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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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身體自己做主，簡單的道理。
具體到女人是否能自己決定生或不生育的問題上，就變得複雜了。
虛構的，有《使女的故事》這種對極權社會的預言，女性變成生育工具，子宮屬於國家可支配「財產」；
現實中，2018年5月26日，愛爾蘭就墮胎是否合法化舉行全民修憲公投，結果以66.4%對33.6%的投票，廢除了1983年以來實行的墮胎禁令。
你得承認，《使女的故事》對女性的殘忍想像，現實中總能找到不同形式存在的參照——
《羅訴韋德案》
reversing roe
Netflix原創紀錄片，片名指的是美國45年前的一項訴訟案《Roe v. Wade》。
Roe是一名想要墮胎的婦女的化名，Wade是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地區檢察官。
當時，除因強姦、亂倫、危及婦女生命安全等問題以外的孕婦，墮胎在德克薩斯州屬於違法，並且是重罪。
然而這隻占需要流產的婦女（比如意外懷孕等情況）總數中的極少數。
支持墮胎合法的呼聲很高，反對聲也是，這件案子被上訴至最高法院。
1973年，負責為Roe辯護的兩位女性律師琳達·考菲和薩拉·韋丁頓來到了最高法院。
薩拉·韋丁頓，是美國有史以來在最高法院辯論的年齡最小的人，那一年，她26歲。
薩拉·韋丁頓（Sarah·Weddington）
面對法官、媒體、支持者、反對者，薩拉·韋丁頓在辯論時說：
「我們來到這裡不是支持墮胎的，我們不想讓法庭規定墮胎是對的，或者在任何特殊情況下是對的。
我們在這裡是要支持婦女選擇繼續或終止妊娠的權利。」
作為美聯邦最高審判機構，最高法院由美國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的9名終身法官組成。
9名法官表決。
法庭以7：2的表決結果，通過墮胎合法化。
根據這項通過的法案，「決定墮不墮胎是私人問題，各州都不應該制定禁止墮胎的法律，除非是在妊娠最後一個月。」
越過法律阻止或禁止墮胎，在美國成為過去時，這是憲法賦予女性的權利。
《羅訴韋德案》判決表明：
女性有權利在最初的兩個孕期（1-13周的第一孕期、14-27周的第二孕期）終止妊娠。然後就是第三孕期（28-40周）州政府有權在第三孕期禁止墮胎，除非需要保護孕婦的生命。
從此以後，那些想要做流產手術的婦女，不必再跨州、出國或是去一些不安全的小診所。
要知道，墮胎合法化之前，有不少女性通過傷害自己的身體以達到流產的目的。
《羅訴韋德案》只是一部對該案件進行回溯與還原的紀錄片嗎？
肯定不是。
以上只是這個以該案件為名的紀錄片的背景而已。
2017年5月19日，德克薩斯州眾議院就墮胎禁令進行第二次修訂表決。
支持墮胎禁令的議員說：
「任何涉及墮胎的事情都是罪惡的，墮胎是錯誤的，我認為墮胎是邪惡的，邪惡的事情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當一個孩子的身體被扯碎的時候他還是活著的，他的心臟還在跳動。」
他們的目標無一例外：推翻羅訴韋德案。
反對墮胎禁令的議員說：
「我們根本沒必要一次又一次的來到這裡，不需要把問題複雜化，把婦女再一次拉到非法墮胎的陰影中，因為這就是它帶來的結果，她們沒有辦法阻止這些。
她們會墮胎，我們會墮胎，婦女總會墮胎，這個事情一直在發生。
如果你想斷絕墮胎，請停止意外懷孕。」
投票表決以92票贊成42票反對的結果通過，德克薩斯州收緊了政策。在這裡，合法墮胎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可能很多人（包括我）都會疑惑，一項1973年的判決就已經認定女性墮胎與否屬於私人問題。
四十多年過去了，特別是在近年來女性主義運動的影響下，這群美國人是要開歷史的倒車，逆勢而行？
也不盡然。
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即使在2018年愛爾蘭對墮胎禁令的修憲公投中，贊成票是66.4%，仍有33.6%的反對者。
也就是說，美國女性墮胎的權利在1973年得到了憲法保護，隱患卻一直都在。
《羅訴韋德案》推動了女性的權利平等，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國社會的巨大分裂，其程度甚至被稱為「等同於第二次內戰」。
紀錄片中提供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來，美國已經通過了300條關於墮胎的禁令。
為什麼，女性爭取為自己身體做主的權利，都這麼難？
因為墮胎合法化與否，不但涉及法律、憲法，還有醫學、宗教、哲學、政治等社會問題。
如果粗暴地將其劃分為對立的兩派，就是——
生命權VS選擇權。
生命權：墮胎是一項極其不道德的行為。
在美國，持這個觀點人們主要是保守派和宗教人士，並且成立了一個叫生命委員會（美國生命聯盟）的組織。
1986年，宗教狂熱份子進入診所阻止墮胎手術
他們認為，流產會傷害女性自己的身體；
沒有出生的孩子，也無法做出任何選擇；
墮胎，無疑是對他們的謀殺。
抗議無效後，生命委員會在全美逐步收購併關停了大量可以實施墮胎手術的診所。
抗議的目標不止是墮胎，他們認為任何避孕措施都是流產的代言人，子宮環和避孕藥也都應該被禁止。
他們相信自己的行為是在拯救生命。
也許不止這些。
他們同樣認為，墮胎合法化帶來了更多殘忍和邪惡，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嚴重到了足以影響國家的發展。
他們說：
「最高法院廢除了公立學校的禱告和十誡，因為最高法院的決定，我們不得不帶著孩子坐公交車，把他們送到我們不想讓他們上學的地方。」
他們又說：
「是最高法院決定，導致色情內容出現在報紙和電視上。是最高法院的決定，導致死刑的廢除減少犯罪。
當然，也是最高法院（的決定），帶來了這個時代的殘忍和邪惡。在1973年，最高法院決定，女性有權殺害她們自己未出生的孩子。」
選擇權：女性的身體，應該由她們自己做主。
持選擇權觀點的人們，認為墮胎與否屬於生殖自由。
限制女性的合法墮胎，不但是性別的壓迫與剝削，更重要的是，
「如果連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都沒有，其他的權利怎麼保證。」
喪失墮胎的自由選擇權利，一旦女性懷孕，就會變得像囚犯一樣。
事實上，民調的數據也顯示，大多數人認可女性墮胎應該交由她們自己做決定，而不是別的什麼人。
1972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有這樣一個問題：
「你認為墮胎應該是一個女性和她的醫生之間的事嗎？」
68%的受調查者贊同墮胎是女性和醫生之間的事，而不是政府。
女性本來就會因為各種因素，需要合法地墮胎。
這其中的原因，大多是：意外、生活、經濟、伴侶、健康以及教育等等因素。
作出墮胎的決定，對每個女性來說一定是不好受的。
決定的過程不好受，手術的過程也不好受。
當她作出這樣一個決定，一定有她的原因。
那麼，這個選擇，公權力可以干預嗎？
生或不生，是由女性自己，還是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不相干的人決定？
退一步講，當一些人以政府的名義，決定一個女性該生育還是該墮胎的時候，這個決定有任何尊重的成分在裡面嗎？
在美國，持各個觀點的人們因為宗教、政治、倫理等因素，為墮胎問題爭吵個不停，抗議個不停。
政客們選擇支持生命權，只為了保守派宗教選民手中的選票。
幾乎每一屆總統，都可以為了選票，隨時改口，隨時調轉風向。
宗教可以綁架政治，政治可以綁架民意，受傷害的卻總是女性。
2009年的時候，一位不顧社會爭議，堅持為女性做墮胎手術服務的醫生，被極端宗教份子開槍射殺。
他的名字叫喬治·蒂勒，在這之前，他遭受過無數次的抗議，以及開槍行刺。
抗議醫生喬治·蒂勒的人們在地上爬行，「扮演嬰兒」
這些是發生在美國的爭議，亂糟糟一片，甚至有點荒唐。
但是相信我，它離我們並不遠，只是存在的方式相對隱蔽。
我們當然是一個墮胎合法化的國家，只是，因為某些特殊的政策，合法墮胎時常會變成強制墮胎。
當人口政策改變的時候，公權力的強制性，也是最應該警惕的。
因為美國的墮胎反對者正在做的，就是呼籲公權力對個人選擇的干預。
紀錄片中，有一個在診所負責安保的老人，面對診所門口不斷而來的抗議墮胎的人，他說：
「有人問我，關於墮胎本身，我是怎麼想的，我總是給出相同的答案。
我說『我認為我在這裡，是為了那個女孩，是為了旗杆上飄著的國旗。』
我抵制這些人的原因是，他們總是想把他們的信仰強加到別人身上。
在這個國家，信仰是自由的。」
很難想像的是，這種理想主義的話，是一個至少70歲以上的老人說出來的。
《羅訴韋德案》，一個45年前就已經被判決的法案，在如今的美國似乎正變的岌岌可危。
墮胎合法與否，也許會被顛覆，但它只是現代女性需要爭取的權利的一個縮影。
保羅·紐曼在電影《大審判》里扮演的律師有句台詞說：
「法庭不為伸張正義而存在，法庭只是給他們伸張正義的機會。」
他們最終能得到公正嗎？
「可能，只是可能。」
「只是可能」，她們在1973年抓住了可能，讓它變成實實在在的個人合法權利的一部分。
對比40多年前的人們所做的一切，現代反而顯得荒誕、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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