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婦女還有權利再要孩子嗎？
高齡婦女還有權利再要孩子嗎？
67歲，因失獨而嘗試試管嬰兒，卻在成功懷上雙胞胎後遭遇產檢難。張某的遭遇日前引發媒體關注，也引發社會各界的討論。那麼，這位高齡婦女懷孕生產究竟會有哪些風險？她到底有沒有權利再要孩子？政府、行業、社會以及媒體在面對這一情況時各自該有哪些考量？我們特別約請有關專家從倫理、法律等視角予以深度解析。
孕婦對治療方案有自主決定的權利，
醫生利用專業知識，幫助孕婦決策，
但不能強制或代替孕婦作出某種決策。
CFP供圖
家住北京的張某是一位失獨母親，4年前她的獨子在車禍中喪生。今年6月，67歲的張某在台灣地區接種試管嬰兒成功。回到北京後，張某前往寶島婦產科醫院進行產檢，檢查出患有妊娠高血壓，於是轉到北京某三甲醫院，醫生方面建議她終止妊娠。張某認為，「孩子就是母親的命」，不想就此放棄。但由於相關部門已向各醫院通報了張某的病例，她不敢到醫院進行產檢，只能在家中靜養。從醫學倫理、法律角度看，張某的經歷有很多值得探討的話題。
高齡孕婦是否有自主決定的生育權利？
張某到北京某三甲醫院就診，醫生給出的建議是終止妊娠，主要原因是孕婦患有妊娠高血壓。從我國輔助生殖技術的法律法規來看，醫生的做法無可厚非。按照我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第二部分「人工授精技術規範」第三條的規定，對於「不得實施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術」的禁忌證，就包含「女方子宮不具備妊娠功能或嚴重軀體疾病不能承受妊娠」。《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規定，經產前診斷，「因患嚴重疾病，繼續妊娠可能危及孕婦生命安全或嚴重危害孕婦健康的，醫師應當向夫妻雙方說明情況，並提出終止妊娠的醫學意見。」
從醫學倫理學的角度看，醫生基於產婦的身體狀況，根據專業知識，出於保護產婦的目的提出終止妊娠的決策，是可以得到倫理辯護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中 「有利於患者的原則」規定，「綜合考慮患者病理、生理、心理及社會因素，醫務人員有義務告訴患者目前可供選擇的治療手段、利弊及其所承擔的風險，在患者充分知情的情況下，提出有醫學指征的選擇和最有利於患者的治療方案」。
無獨有偶。很多國家對試管嬰兒都有嚴格的年齡限制，如以色列規定接受試管嬰兒的最大年齡限制為45歲，澳大利亞規定試管嬰兒年齡不超過52歲，原因在於「當婦女年齡增大之後，高血壓妊娠、心臟病和糖尿病等可能會讓懷孕面臨高風險，最後得不償失。」
因此，醫生基於醫學專業知識，出於維護患者身體健康的目的，做出最有利於患者的建議，是符合醫學倫理的有利原則。但有利原則可能與患者的自主原則相衝突，張某就屬於這種情況。自主性原則是醫學倫理的基本原則。依據自主性原則，具有自主決策能力的個體擁有對自己身體自主決定的權利。尊重參與者自主性的實質是尊重個體的獨特價值和自治權利。孕婦對治療方案有自主決定的權利，醫生利用專業知識，幫助孕婦決策，但不能強制或代替孕婦作出某種決策。
然而，個體自主性的實現也面臨與集體利益的權衡，即「個體善」與「公共善」的權衡。有觀點認為，高齡孕婦張某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是對國家醫療資源的不當佔用，會讓更適合生育的群體失去獲得技術福利的機會。但這種論點的問題在於，如果要確保輔助生殖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年齡不能成為唯一的劃分標準，還需要有其他標準。但這些標準如何制定，怎樣制定才能符合「公平」原則，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世界上部分國家對因自然生殖存在困難而不得不選擇「試管嬰兒」的夫妻有醫療補貼，或者納入國家醫療保障體系。由於財政補貼有限，這些國家對婦女年齡有嚴格限制。比如英國，根據NICE(英國國家衛生和臨床技術優化研究所）的規定，可以免費提供符合條件的40歲以下婦女三輪IVF（體外受精技術），40歲~42歲婦女一輪IVF。對於超出年齡限制的婦女，NICE支持其自費接種試管嬰兒。換言之，如果醫療服務的獲取是「私人自費的」，那麼對年齡就不存在限制和干預。而張某是在台灣自費接種試管嬰兒，因而不存在「佔用公共醫療資源」的問題。不過，雖然張某的產檢和生育是否使用了國家醫療保險尚且不得而知，但按照張某「孩子就是我的命」的心理推斷，如果要求其自行承擔生產前後的所有費用，她應當不會因此而放棄生育權。
高齡父母能否盡到照料孩子的職責？
近年來，高齡產婦數量逐年增加。根據《美國國家重要數據報告》，1997年，美國僅有144名超過50歲的婦女生育，但到2016年，有786名超過50歲的婦女生育。內分泌生殖專家Anne Steiner將超過50歲的生育婦女與年輕母親進行對比發現，年齡較大的婦女並沒有因為壓力的增加以及身體機能的下降而「降低作為父母的能力」，大部分超過50歲的生育婦女在照顧子女上與年輕婦女無異。
有觀點認為，如果讓年齡較大的婦女生育，將會對出生的孩子帶來不良影響，如無法陪同孩子玩耍或照料年幼的嬰兒。然而，隨著醫療技術的發達，很多地區公民的平均壽命已經超過80歲，高齡生育孩子未必就不能盡到照料孩子的責任。在當今我國社會，很多年輕父母就是將出生的嬰幼兒交由祖父母照料。因而，以張某65歲無法照料嬰兒為由反對其生育顯然無法成立。更何況，孩子也是社會一員，不能因為其父母年紀大了，需要社會承擔責任時，社會就缺位。
失獨家庭的需求怎樣才能得到滿足？
高齡孕婦張某的經歷反映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當前我國醫患關係間存在「不信任」的問題。伴隨我國經濟的發展、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患者對醫療衛生服務的要求提高，且趨於多樣化。同時，醫療衛生行業問題頻發，醫患矛盾尖銳，導致醫患雙方缺乏信任。張某患有妊娠高血壓依然堅持生育，對醫生提出了更高的技術要求，也在無形中給醫護人員增加了壓力。迫於壓力，醫護人員不得不尋求更保險的診療手段。但如果一味採取自我保護的方式，則更容易引發患者誤解，形成不良循環。而媒體尤其是一些自媒體如果持有主觀偏見，對糾紛做失實報道，引發社會對醫生的仇視，也會加劇公眾對於醫生和醫院的「不信任」。
「張某事件」也凸顯出失獨家庭的扶助問題。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中，子女是老年人的精神寄託。尤其是對於獨生子女家庭來說，唯一的孩子失去後，對父母來說則面臨著經濟層面和精神層面的雙重打擊。張某兒子成年後死亡（34歲），父母年齡較大，雖然失去生育能力，但是在「收養原則上年齡限制到65歲，而張某想要收養的話，需要登記等待。張某之後和丈夫到雲南、河北等地聯繫孤兒院，都因條件不合適不得不放棄」，最終67歲的張某隻能藉助輔助生殖技術來完成生育願望。
從制度建設角度看，國家需立法，為失獨家庭提供製度保障，並建立多元化籌資的專項基金，實施「失獨家庭扶助計劃」，減輕失獨家庭在養老方面的負擔。目前，我國2013年頒布的《國家衛生計生委等5部門關於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規定，自2014年，北京市將年滿49周歲的獨生子女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別扶助金標準提至每月340元。除扶助制度外，還應該採取其他方式，如放寬失獨家庭領養孩子的條件，組織專業人員定期提供心理救助等。失獨家庭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在我國將長期存在，如何規避或減少「張某事件」的發生，需要社會各界加大對「失獨家庭」的關注與幫助。
文/本文由北京大學醫學倫理與法律系（籌）專家
集體討論達成共識。由李曉潔執筆完成。
編輯/管仲瑤
原創聲明：以上為《健康報》原創作品，如若轉載須獲得本報授權。
點擊下方愛心，您的贊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
TAG:健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