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視殘酷人生的弗里達直視著鏡頭

展覽：藝術家的肖像——影像中的弗里達?卡羅

時間：2018年9月7日至10月28日

地點：上海德玉堂畫廊

一個活在自畫像中的女人，看到她的畫，我們想看看她的真人，看到她的照片，不自覺對照她的自畫像。很少有女性畫家，在真實和非真實的視覺形象上如此互為補充，而哪一面都不輸對方。

展覽海報

1951年弗里達?卡羅給父親畫的肖像背後如此題詞到：「我的父親吉爾穆?卡羅，匈牙利德國血統，藝術家攝影師，他寬容智慧細緻並且勇敢，忍受了癲癇六十年，從來不放棄工作，不停止與希特勒鬥爭，帶著敬愛，弗里達?卡羅」

正是這樣一位有著身體健康缺陷的父親和一位精力充沛為大家庭所累的母親，誕生了這樣一個美麗而個性的女兒。

在大眾的印象里，弗里達是一個出生成長於墨西哥革命動蕩時期的偶像，她生活潑辣，性情直爽，在最為美好的花季經歷了一場幾乎致命的車禍，她的脊椎斷成三截，金屬長棍扶手戳進她的身體，「奪去」她的童貞和生育能力，但是這絲毫沒有減弱病癒後她旺盛的生命力。飛來橫禍還發掘了她也許天賜的才賦——繪畫。她鬧過，瘋過，愛過，成名過，然後在盛年因病去世，留給大眾豐富的視覺藝術遺產。

我們很想親眼目睹她的真實模樣，而正在德玉堂畫廊展出的《藝術家的肖像——影像中的弗里達?卡羅》滿足了這個願望，十餘位攝影師和親友拍攝的三十一幅關於弗里達的肖像攝影作品，她是絕對的主角，即便有了心裡準備，這些照片，還是把我們驚到了。

這三十一幅肖像，拍攝時間從1930年到1951年，跨越了弗里達人生最為重要的二十年，她從剛結婚的倔強少女轉變為內在豐沛的女人。肖像中沒有任何鬆懈散漫的氛圍，每一個弗里達都直視鏡頭，蓄著一股勁，向拍攝者，向我們，展示自己的內在渴望。

這一股勁在弗里達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迫在眉梢眼角，展覽中最早一幅照片攝於1930年，《在陽台上的迭戈和弗里達》，她與新婚的丈夫在陽台上，迭戈?里維拉——她的丈夫，也是彼時墨西哥最為出名的畫家，以一种放松姿態，手搭在弗里達的肩膀上，愛護地看著她，他圓滾滾漲出的肚子，寬大的身軀，襯托旁邊那個女孩幼小又寒酸，但是弗里達以她驕傲和老練的眼神，毫不鬆懈地進行了回擊，她直視鏡頭，眼神似乎帶著一絲絲憂慮。此時她已經從四年前的車禍中近乎康復，23歲即已經歷了生死、愛戀，並且確定了以繪畫謀求生計的打算，兩人的位置和角色也好似預示了此後的關係反轉——她因為他而確定了繪畫道路，結果他成為她傳奇人生的最佳註腳。

一年後，也就是1931年，著名的美國女性攝影師伊莫金?坎寧漢給停留美國期間的弗里達留下了莊重的一張肖像《站在籃子旁的弗里達》。佩戴著心愛的標誌性的前哥倫布玉石項鏈，身著民族服裝，弗里達已經完全掌控了自己的鏡頭形象。

弗里達自己說過：「我知道在我的眼中有一個讓人痛苦的戰場。就在那時開始我開始直視鏡頭，不畏縮的，不微笑，決意去展示到最後我都是一個戰鬥者。」

生活如同加速度一般，肖像背後是隱藏的人生：經歷了兩次流產，母親的去世，弗里達眼神飽含的信息又增添了其他味道。她開始創作了《亨利福特醫院(飛翔的床)》《我的誕生》等既殘酷又超現實的作品。她期望的孩子在腹中死去，地平線是平整的工業化景象，而《我的誕生》則用驚悚的畫面描述她的出生就是母體的死亡，聖母瑪利亞只能悲愴地看著這一切，一個無法掌控但是並不服輸於自己際遇的人，在畫作中佐證了她的真實面孔和眼神。

從旅居四年的美國回到墨西哥，搬入跟里維拉的新家，婚姻生活隨即遭遇最大的不幸和挑戰，丈夫職業的不順利，並且跟妹妹出軌，第三次也是最後的流產，疾病複發而不得不進行斷斷續續的手術……她開始搬出來獨居，緋聞不停，1931年到1936年的肖像照里，弗里達時而像個短髮英氣十足的青年如《弗里達和沁扎諾酒的瓶子》，時而是盤發端莊的婦人如《手持披肩的弗里達》（前者由里維拉的助手露西安娜?布洛克拍攝，她與弗里達是多年好友，留下了很多珍貴影像）。她開始講述自己的傳奇故事，痛苦的真實經歷，成為樹立自我身份的標記。

1938年，弗里達在美國Julien Levy畫廊舉辦了首次的個展，次年在巴黎舉辦展覽，她結識了攝影師尼古拉斯?穆雷，並且維持了一段十年的斷斷續續的情人關係，後者給她拍攝了上百張肖像，包括展出的彩色肖像《坐在白色長凳上的弗里達?卡羅，紐約》（1939）和《身披紫色長圍巾的弗里達?卡羅，紐約》（1939），穆雷的鏡頭貢獻了最為風韻的弗里達肖像，她披著一條墨西哥傳統的紫紅色的長圍巾，身穿特旺特佩克長裙，用鮮花和緞帶裝飾髮髻，成熟自信，散發著女性的魅力。

這一時刻開始，弗里達的自畫像也開始豐富並且鞏固重複一些意向：項鏈、動物、鮮血、眼淚……她的自畫像平靜，畫筆的掌控力正正好，在穆雷的鏡頭下，這個戰鬥者展現了柔情。可能她自己也沒有料想到，在十年之後，自己的這具身體將會徹底的破損。

在《水之賦予》中，弗里達總結了從出生到此時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這幅作品成為自畫像的最好註解。里維拉對弗里達始終是最為重要的生活伴侶，以及藝術上的鼓勵者，她把他畫在自己的額頭上。里維拉回憶第一次見到她的作品，便斷定她是真正的藝術家：「她的作品有著本質上可塑的誠實，以及獨特的藝術個性。它們傳達出充滿生機的感性，輔以無情卻又敏感的洞察力。」

但在1939年巴黎展覽結束後，兩人經歷了一場短暫的離婚和復婚。在1940年與里維拉的合影里，她保持了與23歲時近乎同樣的表情，但顯然，她更加的獨立了。在1941年父親去世後，弗里達搬回兒童時的老家居住，直至去世。

1941年之後，弗里達的生活開始回歸長時間的孤獨和創作，她開始記日記，在藝術大學任教，自畫像里眼神愈加冷漠，從1950年開始，弗里達的健康每況愈下，雖然她從來不展現給別人痛苦絕望的一面，但是照片里的她急劇衰老，與輪椅和病榻為伴。短短的三年內，她已經不能自由行動，需要靠麻醉劑維持日常生活，自畫像也變得天真狂亂。這一時期，美國藝術史學家佛羅倫斯?阿爾金（Florence Arquin）、藝術家利奧?馬蒂茲（Leo Matiz）和伯尼斯?庫科（Bernice Kolko）多次訪問弗里達宅邸，拍攝了她最後十幾年的生活，這些作品中，弗里達?卡羅在她的自己的客廳、卧室或花園中，環繞著她最喜歡的物件、傢具和寵物，鏡頭前她依舊平靜，身體的痛苦似乎平息，在一幅1950年不知名人士拍攝的沒有展出的肖像里，臨近生活尾聲的她在前哥倫布面具前，擺出了一幅雙手併攏，聖像里受難人物的姿勢。

1954年，弗里達逝世，此前，她剛剛在自己的國家舉辦了唯一一次個展，在展覽開幕上，她堅持到場，並接受大家的祝詞和問候。她本人，以最後在床榻上的盛裝模樣，與自己的自畫像，處於大眾的注目下。她的連體眉毛和微微的鬍鬚，是真實不虛的。她的特旺特佩克衣裙，充滿著濃郁的風情，她的頭髮，從來都是盤得好好的。把最為誠實的自己準備好放上舞台，她的肖像，誠如她本人，同她的自畫像作品一樣，表達「我的模樣如是，我亦如是」。

文|剴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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