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我的「熊年」

爆竹聲中一歲除。狗年剛剛過去，迎來又一個豬年。可對我來說，逝去的這一年似乎是個「熊年」。

本書記述的，就是我在「熊年」中考察中華熊圖騰神話的始末。為一年的探究、研究做個專題的年記，是以前沒有嘗試過的寫作形式。我希望通過這個形式，把在學術論文和專著中都無法展現的探索和思考過程，也真實地呈現出來。這樣或許能夠給自己也提供一個自我檢討的機會——從二十多年前譯介和實踐西方的原型批評，到如今探尋中華祖先圖騰神話，拓展國學的新領域。這或許能見證一個人文研究者的自我超越之路。

在這一年之中，五齣長城，兩下長江，在我的一生中，算得上席不暇暖的時期，跑路最多的一年。僅在國內的旅程，就有兩三萬公里。對於從事比較文學專業的學人來說，案頭工作是本職。這樣的奔走，究竟為什麼呢？回顧年內跑的地方，有半數是參加學術會議和活動，其餘主要是在北方、中原和西北的民間考察，看省、市、縣級及至學校的博物館，探討一些考古現場。為的是探索光靠書本知識無前往東千佛洞的旅程法解決的問題——中華祖先圖騰神話的源流線索。

在如今的大眾媒體里，「圖騰」一詞，已經被寬泛地理解為某一族群的文化符號。可是在學界，對這個外來詞還存在著很大爭議。其中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一種是泛圖騰主義：大凡在古代神話傳說和今天的民俗中見到動物、植物、星象等，都要看成是古人的圖騰崇拜對象。另一種是反圖騰說，認為這個詞只能適用於它的原產地——美洲印第安原始文化，不能像標籤一樣隨意套用在其他文化中。我以為，這兩種傾向都有失偏頗。圖騰是隨著西學東漸而傳入我國的人類學術語。近一個世紀以來已經成為歷史文化研究中的常見詞。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泛圖騰主義的貢獻，引起嚴謹學人的反感，在所難免。這裡需注意的是，區分一般的自然崇拜和圖騰崇拜：自然崇拜指對自然物的神聖化，把動物植物等視為神明。而圖騰崇拜也同樣要聖化某些自然物，但是該動物或植物還必須被看成和自己的氏族或族群具有血緣的或者親緣的關係，被直接認同為自己族群的先祖（或者先祖之化身）。諸如印第安人的狼氏族和熊氏族、龜氏族等，一目了然。我們中國人通常習慣說自己是「龍的傳人」，但莫須有的動物龍是不是華夏族的祖先圖騰呢？證明起來頭緒太紛繁，難以得出統一的認識。古今學人在這方面所做的探索已經汗牛充棟，過去大都傾向於從文字訓詁入手，對浩如煙海的文獻古籍中的記載做考證。

對於遠古的神話，宗教一類文化現象，僅憑文字和文獻記載去研究，很多東西是無法理解的，需要配合實地考察，尋找分析和破解的線索，再回過來對照書本中的記載，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對應現象。這樣的多方對照的立體視野，應說是迄今為止，探討此類遠古文化問題的較周全的方式方法，比純粹學院式的書本作業——錢鍾書先生曾經譏諷為「從圖書館到圖書館的搬家工程」（大意），自然是另一種境界。對於人文學者來說，也許無論什麼樣的知識學習、傳授方式都無法替代那種身臨其境的現場的體驗感。這種從親歷經驗中獲得的體悟，是學問境界真正突破所謂語言牢房和文字桎梏的拘限，而導向活的歷史情境與真世界的法寶。借用我們傳統國學的一個說法，叫「格物致知」。如今的大學裡，文科方面「格物」的傳統完全斷絕了。知識的傳承蛻變成了清一色的「讀書致知」。倒是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需要實驗，美術需要寫生，這些專業的學生還有對「物」的接觸。而大部分的學院人士被所謂「學科建設」的目標假象所蒙蔽，根本沒有意識到被書本束縛的巨大副作用。致使如今的學院派人士，整天陷入一種循環運動而不自知：忙於填表申報課題，編造紙上談兵、不斷重複的所謂研究成果，出版學術垃圾以便交差，換取名實不符的所謂職稱。這樣一種的循環，對於個人來說是浪費生命，對於國家來說是空耗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其荒唐之狀，不亞於當年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不信就去圖書館和書店看看吧：各種各樣的所謂「文學史」，五花八門的所謂「美學」或曰「美學原理」，汗牛充棟，令人目不暇接；而十之八九陳陳相因，面目似曾相識，看去有根有據，讀來無滋無味。換言之，單純的讀書致知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具有認識上的悖論性質，用通俗的比喻來說，就好像緣木求魚，或者像盲人摸象。個中關係在於：與實際發生過的過程相比，與實際存在過的形態相較，訴諸語言，就是損失，訴諸文字，更是掛一漏萬。不論是秦始皇陵兵馬俑龐大地下軍陣，還是三星堆巨型青銅人造型，它們之所以給今天的參觀者帶來心靈的震撼，就因為它們全都是浩如煙海的傳世文獻中完全沒有記述的，也就是靠讀書致知的方式所根本意料不到的。如果你每天上午11點到武漢的湖北省博物館的小放映廳，親自聆聽一下出土的戰國編鐘模擬演奏貝多芬《歡樂頌》，你就會突然覺悟：我們的祖先為什麼要讚歎「黃鐘大呂」，孔子那麼發達的音樂感（聞《韶》後三月不知肉味）是在怎樣一種高度發達的音樂背景中熏陶出來的，而兩千多年前的偉大音樂生態環境在後代為什麼逐漸退化甚至失傳了。相對於編鐘演奏的宏大深沉與豐富變化，我們今人所津津樂道的卡拉OK一類音樂實踐，又多麼像古代君子們所鄙夷的「靡靡之音」。我們大學課堂上講《詩經》「鐘鼓樂之」，也成了毫無音樂體驗基礎的紙上談樂。

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長久以來奉為神聖的所謂「歷史」，也可以做新的反向理解：被有限的文字記載所遮蔽和所遺忘的東西。

這一理解意味著對中國文化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一種是傳統史學的路子，從書本到書本，被古人用文字記下來的東西牽著走。另一種是我所希望的，從書本到實地和實物，到被文字記載所遮蔽和所遺忘的廣闊天地中去探求。相比而言，後一種路子顯然更具有探索—發現的樂趣。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我一年之中十次背包出遠門，每一次都不會感到疲倦的原因吧。古人說的開卷有益，在這裡拓展成了開車跑路有益。好像幅員遼闊的國土上，到處充滿著期待，有新的未知世界在等待著你那種感覺，實在是研究者的內在動力。

文化人類學在20世紀90年代新興的「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潮流，可以相對地彌補和糾正純學院式的文本研究之偏失。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看，從文本回到實物，對應的是現象學所說的「返回事物本身」。當然，這種認識的回歸是有條件的。人們首先會發問：有多少實物可供我們去感知去格物呢？《女神文明》的作者金芭塔斯，之所以破天荒地大膽提出歐洲史前曾經存在一種女神文明，是以近10萬件正式發掘出土的雕像和陶器圖案的分析統計為依據的。《古代中國塵封的王朝》（2002）一書編者，漢學家戴爾·布朗做出一個估算：僅中國大陸就曾有上萬個古墓被盜掘。這和由官方組織的專業發掘的數量相比，雖不能說九牛比一毛，至少也是千百倍之差吧。另據民間的估算，我國曾有數以萬計的人從事和探墓-文物買賣相關的活動。事實上，真實的數據是無法統計也無人統計的。

回顧20世紀以來，國學傳統中最具開創性的新領域，不是和挖掘有關，就是和「盜寶」相聯繫。比如說甲骨學，就發端於中藥鋪子里出售的安陽地下掘出的「龍骨」。再比如敦煌學，開始於外國文化人從藏經洞里盜寶出境。西夏學，始於俄國盜寶者科茲洛夫在內蒙古黑水城掠回聖彼得堡的西夏文書與文物。所有這些新挖掘出土和重新問世的文化遺迹，都相繼成為國學傳統現代復興中最具活力的新分支。這個事實難道還不足以驚醒我們，如何到傳世文獻之外去尋求解決歷史文化難題的途徑嗎？

我2005年11月在四川大學所做的一場報告中，斗膽提出「第四重證據」，強調古代的實物和圖像（包括正式考古發掘的和民間傳世的）資料對於研究古代文化所特有的「視覺說服力」（另外三重證據分別是傳統文字訓詁、出土的甲骨金文等和多民族民俗資料）。這篇稿子幾經周折，一年之後總算刊出（載《文學評論》2006年第5期），但是作為證據的圖像卻全部被砍掉了。文中所舉案例是鴟鴞即貓頭鷹如何在漢語文本中被建構為惡鳥的誤讀史。意在說明，相對於大傳統的文物和圖像所述說的貓頭鷹文化史，小傳統的漢語文本所述說的鴟鴞是怎樣被遮蔽和扭曲的。

本書可以說是對四重證據研究方法的進一步嘗試：在漢語書寫文本的非常有限的記錄之外去尋求新的直觀材料，試圖重構出一個失落已久的熊神崇拜傳統的線索。而這個熊圖騰神話傳統的深厚程度是足以讓令人瞠目結舌的，因為它的由來比我們通常說的中華五千年文明還要早至少三千年！

白玉雕熊母這本書中某些先發表的內容引起出版界老朋友的關注。可惜文章發表時都被刪去了圖像，讓我的四重證據全然落空。我的看法是，在後現代知識觀中，圖像的作用已經超越了唯文字至上千年代里的所謂插圖，它們不再滿足於充當活躍文字閱讀效果的附庸或調料。因為圖像所代表的實物和想像物，足以充當引領文字軀殼的敘事魂靈，成為實現對讀者—觀眾的視覺說服的呈堂證據！在本書中，各種熊神-熊人、人羆的造型，變形和異形的熊偶像，不光是給對文字閱讀感到疲勞的讀者輕鬆消遣用的，也不光是給收藏界、美術專業人士和藝術設計者做參考的，也具有給單純鑽故紙啃文獻的人洗腦子的作用，即拓展思維空間和想像力的作用。

為什麼需要這種拓展呢？因為我們現代人，在動物園和馬戲團之外，幾乎是看不到熊的。在今天的兒童心目中，既缺乏對自然狀態的野生熊類的真實感知，又根本不了解中華熊文化造型的悠久傳統，所以笨笨熊或小熊維尼一類西化的、商業化的、卡通化的熊形象佔據了統治地位，也就在所難免。而我們日常語言中的狗熊、熊包等辭彙，幾乎成了清一色的罵人話。面對這種現象，我既有一種文化斷根的刺痛感，也希望能夠在考古、收藏界、美術界和學術界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樑：讓我們的收藏更加具有歷史文化品位，也讓我們將來的福娃選秀之類活動更加具有本土傳統底蘊，讓大眾的審美趣味能夠有些許的學術基礎或學術引導。

關於熊與人關係的新知識，狗年除夕央視10頻道有個《綠色空間》節目，展示了四川山區一村民黃長學「與熊共舞」的真切生活場景，非常具有啟發性。如果不是眼見為實，今人恐怕決不會相信：作為萬物之靈的人和熊這樣的猛獸之間還會建立起唇齒相依的感情關係！對於古人說的黃帝時代可以馴養熊作為戰鬥力量的神話，也從一個側面給了充分肯定的暗示。

本書不是從自然科學立場，做生物學、動物學意義上的熊羆探究，而是要揭示熊的文化意蘊，特別是這種來自大自然的生靈在何時進入中國文化傳統之中，被先民所賦予的信仰意義、宗教價值和神話想像。更重要的是，要在整個歐亞美三大洲的廣闊背景中探討熊圖騰文化的所以然，即解說為什麼人類先民會普遍地、不約而同地賦予熊這種動物以神聖品性。熊圖騰信仰和相關神話背後的仿生學和生態學底蘊，究竟有多麼深厚，它又能給日益遠離大自然的現代人帶來怎樣的自我反思與批判的契機？

本文為葉舒憲《熊圖騰——中華祖先神話探源》自序

《熊圖騰——中華祖先神話探源》以專題調研的筆記方式，真實而饒有趣味地呈現考察中華熊圖騰神話的始末，這是對「四重證據」研究方法的嘗試和檢驗。本書的學術價值在於，在漢語書寫文本非常有限的情況之下，如何去尋求新的直觀材料，重構中國文化中一個失落已久的熊神崇拜傳統，並在歐亞美三大洲的廣闊背景中探究熊圖騰文化的淵源和流變。

作者簡介

葉舒憲，文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人類學研究會會長，兼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首批入選的學科帶頭人。曾任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主編「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叢書、「神話學文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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