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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失敗!

原標題:周其仁: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失敗!


來源|水木資管號(摘選自《改革的邏輯》作者自序)


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編輯|價值線 小精


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里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面。



改革無非是系統性地糾錯。這裡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制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累起很多問題才需要改革。

但打出改革的旗幟,我們體制的糾錯能力就自動變強了嗎?實踐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偏向,千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 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制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這麼難,那麼乾脆不改了行不行?乾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了新體制,再也無需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面。大體有三個層面。


第一,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錢數目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產品。「利用職權」能帶出如此數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現行的職權利用體制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制,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了。


聯繫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

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出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出手招架。這是第一層次。


第二個層次,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


比如說,對經歷過1959~1961年大饑荒,經歷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系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系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


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就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解放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繫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輕一代人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瀰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面,現在很多制度性的變數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裡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人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得好習慣。這個問題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里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可是前後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可是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了。


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幹嘛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制,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麼?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產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


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夥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了幾十萬元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很熱鬧。可走近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里沒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儘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里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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