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會依賴加害者——這樣的服從為那般？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曾經發生過這麼一件事。
在安徽一所小學，13歲的副班長小賜，掌管著僅有7人的班級，擁有檢查作業、監督背書這樣的權力。然而，就是通過這點權力，他向包括正班長在內的6個孩子要錢。錢沒給夠，就逼迫喝尿。小賜上網上學，有專門的孩子騎車接送，他要來的錢，有專門的孩子替他保管……5年之間，他收到的錢財高達好幾萬元。實際上，他個頭矮小，打不過其他的孩子。但這個13歲的孩子，卻把這點權力運用到了極致。
在此，我並不打算討論一個13歲的男孩為什麼會做下如此之惡，我想問的是：這些同學為什麼不團結起來乾死他？
我們可以從他製造服從的手段上來分析一下，他掌握著一項不受監督的權力（檢查作業和背書），在這個權力內部他說什麼就是什麼，而這種權力對於一群小學生來說，可謂某種程度上的「生殺大權」。他懲罰不聽話的其他同學的手段也是極其惡毒的，這種方式其實是對人格最強烈的踐踏，當一個人的人格被矮化到極致的時候，他的自我認知、人格和意志都瓦解了，對這些人格的侮辱也就逆來順受了，覺得無所謂，最後他自己也會矮化自己的人格，成為一個只會避免懲罰的反應機器，而根本不會想到反抗的事情。
歷史上的戰爭，大屠殺，突出地展現了人性之惡，那些人為什麼會違背自己的良知干出這種事情？這裡面有一種心理學現象叫做去人性化，也就是他們對受害者的認知並不是人，而是一些「東西」或者小貓小狗啥的，那麼在這種認知基礎上再去做這些事情就容易多了。而對應的，受害者自己也會去人性化，因為人格其實就是自我對待環境的一系列認知和反應方式，環境在極大的程度上塑造了人格，當尊嚴被踐踏導致人格瓦解，新形成的人格為了適應這種環境，便形成了這種去人性化的人格，而這種人格就可以將自己目前的遭遇合理化了，這也是一種防禦機制。
對於這種屈從於暴虐的現象，在心理學上叫做斯德哥爾摩效應，在斯德哥爾摩，兩名匪徒搶劫了一家銀行，並挾持了4名銀行職員，在與警方對峙了6天之後放棄並被捕，然而稀奇的是，這4位被解救出來的銀行職員都表示自己並不痛恨匪徒，而且還表示憐憫以及自己被未被加害的感激，甚至還為匪徒籌措辯護資金。
難以理解吧，實際上人對恐懼有一個脆弱的底線，最初的服從是來自於恐懼的，受害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權並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裡的，而後在心理上也開始慢慢接受自己的把自己的生命權交給匪徒的事實，在與匪徒相處的時間中，受害者會感到自己吃的每一口飯、呼吸的每一口空氣都是匪徒的仁慈和憐憫，漸漸地，對匪徒的恐懼會變成一種感激，使這種服從更加穩固。
我們故事中的小班長也是這麼乾的，他對於不聽話的同學的懲罰，往往是由其他的同學來執行的，而其他同學在執行這種命令的時候就會感到與班長的距離更近了一些，好像這時我們是一夥的，彷彿是受到了什麼恩惠。大暴力結合小恩惠特別能讓人服從，在持久暴力的心理壓力下，人受到一點點的小恩惠就會立即感恩戴德，恐懼逐漸轉化為對加害人的感激。
還好我們生活的是一個相對美好的世界，這些場景並未在我們的生活中見到。但是在影視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種現象的例子，美劇《權力的遊戲》，席恩·葛雷喬伊被抓住後被扒光衣服受到折磨與拷打，最後被閹割並取了侮辱性的名字「reek（臭佬）」，一個英雄般的漢子便成為了一個唯唯諾諾的奴隸。電影《死亡實驗》，改編自菲利浦·津巴多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影片中扮演看守的人為了讓扮演犯人的人服從，突襲進去搶走了他們的衣服，並讓領頭鬧事的人用手去擦廁所，結果這個方法非常有效。曾經有個朋友對我說過：「你脫了衣服絕對打不過我。」現在想起來好像有點道理。
這些受害者是不是都很可憐，當然了，這些可能離我們的生活比較遠了。也許我們應該隨時注意捍衛自己的人格，現實中的情況也許沒有這麼極端，但若任由別人來貶低它，對自己人格的定義過於受制於別人的態度和評價，也許最後自己都會貶低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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