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閣帖》詳解

《淳化閣帖》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彙集各家書法墨跡的法帖。所謂法帖，就是將古代著名書法家的墨跡經雙鉤描摹後，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裝訂成帖。《淳化閣帖》共10卷，收錄了中國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書法墨跡，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書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後世譽為中國法帖之冠和「叢帖始祖」。其中，第一卷收錄先秦至唐19位帝王的書法，包括東晉明帝司馬紹《墓次帖》、康帝司馬岳《陸女郎帖》、哀帝司馬丕《中書帖》等。

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趙炅令出內府所藏曆代墨跡，命翰林侍書王著編次摹勒上石于禁內，名《淳化閣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閣法帖》，簡稱《閣帖》，系匯帖，共十卷。第一卷為歷代帝王書，二、三、四卷為歷代名臣書，第五卷是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為王羲之書，九、十卷為王獻之書。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閣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由三代至唐，厘為十卷，摹刻秘閣。賜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宋代記錄此帖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未見此種拓本流傳。淳化閣帖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叢帖，由於王著識鑒不精，致使法帖真偽雜糅，錯亂失序。然「鐫集尤為美富」，摹勒逼真，先人書法賴以流傳。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譽，對後世影響深遠。

因帖石早佚，摹刻、翻刻甚繁，顧從義本、潘允亮本、肅府本等較著名。

故宮博物院藏南宋拓本，鈐「乾隆御覽之寶」、「懋勤殿鑒定章」等印。白紙挖鑲剪方裱本，麻紙烏墨拓，每頁尺寸縱25.1cm，橫13.1cm。每卷末皆有"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篆書刻款，完整難得。

宋陳思《寶刻叢編》，清王澍《淳化秘閣法帖考》，容庚《叢帖目》等書著錄。

宋仁宗慶曆年間，宮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閣帖》的棗木原版不幸全部焚毀，因而初期的拓本就顯得異常珍貴，被視為寶物，價值連城。

歷史考證

自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摹勒《淳化閣帖》後，全國各地輾轉傳刻，遂遍天下。著名者有二王府本、紹興國子監本、大觀太清樓帖、淳熙修內史本、泉州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本、福清李氏本、世堂本、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等等，卷帙類同。又有慶曆長沙劉丞相帖、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等，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令人遺憾的是以上宋代《淳化閣帖》原石均已佚失。現存《淳化閣帖》刻石僅有三種：

①明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肅王府遵訓閣本」（俗稱「肅府本」）

②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陝西費甲鑄按肅府初拓本摹刻一部，置於西安碑林（俗稱「西安本」或「關中本」）

③清初虞氏據《肅府本》早期拓本重摹上石，現存江蘇溧陽縣甓橋鎮虞氏宗祠(俗稱「溧陽本」)。

但近日《淳化閣帖》無宋代刻石傳世的共識被杭州文瀾閣舊址新近發現的《淳化閣帖》刻石打破。此套《淳化閣帖》刻石目前放置在杭州孤山路二十八號文瀾閣舊址（現為浙江圖書館古籍部所在地），此閣初建於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是清代為珍藏《四庫全書》而建的七大藏書閣之一，也是江南三閣中唯一倖存的一閣。《淳化閣帖》刻石就存放在大院西側碑廊內，碑廊建於一九九四年，內設碑牆兩堵，自南而北縱向延伸，牆外用玻璃框保護，中間為《浙江藏書樓碑記》隔開。坐南一堵碑牆鑲嵌《淳化閣帖》刻石四塊和《清嘯閣帖》、《左璞堂帖》、明清墓誌雜石等，其中《閣帖》四塊僅見單面（見圖四），其背面鑲嵌明代墓誌數塊。坐北一堵碑牆鑲嵌《淳化閣帖》刻石二十一塊（按：由碎石拼配者作一塊記數），能見刻石正、背兩面（一面面朝東，一面面朝西，見圖五、六）完整刻石長一○二厘米，寬二九厘米。

據資料記載，這套刻石在清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由張燕昌（芑堂）從西吳舊家為孫仰魯（壽松主人）購得。一九三三年孫氏後人侯康先生將帖石捐贈給浙江圖書館，當時曾有整套帖石拓片流傳，浙圖至今還保存有一套當時帖石拓片。解放後，這套帖石逐漸淡出了文物工作者的視線，「文革」中帖石又遭受一定程度損壞缺失。一九九四年有識之士在浙圖紅樓走廊內發現這批刻帖，建議保護陳列，遂建碑廊儲之。

對帖石版本過去一直無法識別，一般視為明清刻石別本，二○○四年春，筆者攜《肅府本》前往對照，亦無果而返。二○○六年，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施安昌先生用故宮博物院新印《懋勤殿本淳化閣帖》進行了比對，認為《懋勤殿本淳化閣帖》就出自這套刻石。此事立即引起了筆者的關注，如果確定的話，浙江圖書館《淳化閣帖》刻石就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匯刻帖的原石，其意義非同尋常。這一宋代刻石的重新確認是近年來碑帖學上的一個重大發現，它能為帖學研究帶來最原始的刻石信息。

要鑒定此套刻石的刊刻年代，需要對現存殘石的刊刻內容、卷版標號、卷尾刻款、殘石的材質、石花紋理、石裂紋等等進行綜合分析處理，令人遺憾的是，一九九四年修建碑廊時對《淳化閣帖》刻石上牆陳列是比較盲目的，未經細緻核對，排次極為混亂。我們面對的是一套排列錯亂顛倒的刻帖，好比一幅攪混的撲克牌，為進一步展開研究，有必要先對刻石進行編號排次，編號原則「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現編號如下：

坐南單面刻石四塊，命名為「單一」、「單二」、「單三」、「單四」。

坐北雙面刻石二十一塊，其中面東向者，依次命名為「東一」、「東二」……面西向者，依次命名為「西一」、「西二」……

經一石一帖地核對統計後（參見附錄），我們發現浙江圖書館收藏《淳化閣帖》現存刻石二十五塊（四十六面），保存了《淳化閣帖》原本的五分之三強。卷版標號有三種樣式，例如：「五五」（純數字版號，前為卷號，後為版號），「甲六」（天干數字混和編號），「十卷九」（卷字編號）。卷尾淳化三年刊刻題款後尚有大量餘地（見西七石後），但未刻任何題刻信息，從中我們可知，當年刊刻此帖時，就未加刻摹勒時間、地點、摹刻人名等鑒定要素。雖然為進一步鑒定帶來難度，但是未刻刻款這一條信息，就能排除宋代一些有刻款的《閣帖》，例如：淳熙修內史本，其卷尾楷書題作「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廿五日修內史恭奉聖旨摹勒上石」字樣。

現存《淳化閣帖》殘缺程度統計表

令人興奮的是，浙江圖書館所藏《淳化閣帖》民國時期拓本上還保留了現存帖石佚失的三則清人題跋，梁同書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題跋，孔繼涑、孫仰魯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題跋。現摘要如下：

梁同書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題云：「往余於先叔祖深父先生齋頭見舊拓閣帖石本也而上有銀錠文，相傳宋時賈相門客從賜本摹出，故仍棠梨之舊，至今卅余年來所見無逾此者。今春景高孫君偶於西吳舊家購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蘚，用好手棰拓一本示余，精采煥發絕類宿覯，因訪覓前帖檢勘一過，凡字跡波磔石片剝蝕之處無毫髮差，殆宋刻原石無疑，可寶也。惟失去鍾繇及謝萬書數百字，或謂宜補完之，余曰：舊刻缺亦何病，況延津合浦來自有期，寧不可俟之異日耶？並附識之如右，乾隆辛丑臘月山舟梁同書。」

孫仰魯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題跋：「友人張君芑堂為余購得閣帖舊石若干於禾中故家，剔抉苔蘚聯綴斷裂錐拓一通，取別本十餘種參校無有同者。汪君天潛出示梁氏所貽深父先生鑒定藏本，校之纖毫無不吻合，蓋即此石原拓也。委棄有年摹拓絕少，故丰神完美。就中與諸本尤異者若卷三『環之頓首下』有『秋』字，卷七《朱處仁帖》後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補諸家釋文所未備，初購得時缺魏鍾繇《宣示帖》及謝萬書三行，閱數月芑堂復於原所藏處搜訪得之，遂成完璧欣賞之餘，因述其緣起如此。時乾隆壬寅九月既望壽松主人孫仰魯。」

以上跋文可知，此帖刻石系張燕昌（芑堂）為壽松主人孫仰魯購得，梁同書認為此帖系宋刻《閣帖》賈似道本。

浙江圖書館藏《淳化閣帖》刻石斷定宋石的依據。

我們此次鑒定刻石年代的利器是潘祖純藏本（現藏上海博物館）、懋勤殿本（現藏故宮博物院）。因潘祖純藏本、懋勤殿本為已知宋刻宋拓，只要將浙江圖書館新近發現《淳化閣帖》刻石的細部特徵與以上二本進行對照，拓本就像指紋印，刻石好比手指，若完全一致的話，即可證明杭州文瀾閣新近發現《淳化閣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一、懋勤殿本（現藏故宮博物院）簡介

傳世《淳化閣帖》宋拓本著名者有：安思遠藏本（現藏上海博物館）、潘允諒藏本（現藏上海圖書館）、潘祖純藏本（現藏上海博物館）、懋勤殿本（現藏故宮博物院）、《宋拓王右軍帖》（現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等。以上諸本除懋勤殿本、潘祖純藏本同出一石，其餘均出自宋代不同的刻石（木）。

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故宮博物院曾於乾隆清宮東廡（此帖原在養心殿）陳列《淳化閣帖》一部。第一冊卷首與第十冊卷尾鈐有「懋勤殿鑒定章」、「乾隆御覽之寶」印章，內夾黃紙籤條有「宋拓淳化閣帖一匣十冊，上等」字樣，帖中未見其他印章與題跋。此本即馬子云先生提及的「懋勤殿本」。此十卷本為刻石，為宋紙、宋墨、宋拓無疑，與傳世另一宋拓「潘祖純本」出一石。

二、潘祖純藏本（現藏上海博物館）簡介

此帖宋代流傳未詳，明代秘藏於潘家，歷經天泉翁（潘祖純伯祖）、潘鳳洲（潘祖純伯父）、潘祖純三代收藏，明萬曆庚申（一六二○）季夏，經吳興方仁宇重新裝裱於觀生堂。清代經卓蔗老、梁國治、李宗瀚、李聯琇、李翊煌遞藏。帖中有潘祖純、查升、李翊煌、許福昺題跋，以明萬曆丙午（一三○六）潘祖純題跋最早，故稱之為「潘祖純本」。清宣統元年（一九○九）經李翊煌手石印行世，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許福昺又用珂版印行，印刷極為精美，但流傳極稀，唯羅原覺、曾克專、張彥生諸先生稍有論及。現藏上海博物館。

上述兩種宋拓本亦非同一時間所拓，「懋勤殿本」要早於「潘祖純藏本」。因相傳《淳化閣帖》祖本刻於棗木，年代久遠，棗木本開裂，後用銀錠加固，故有無銀錠紋是祖本的憑證。南宋人對此亦深信不疑，往往在宋刻原石上加刻銀錠紋，以充祖本，故在宋代拓制「潘祖純藏本」時，就已經有銀錠紋出現，而「懋勤殿本」拓制時還未刻銀錠紋。浙江圖書館現存殘石上還能找到銀錠紋兩處。

三、現存《淳化閣帖》刻石與潘祖純藏本、懋勤殿本的校勘

區別拓本與刻石的異同，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對比石花痕、字口特徵。因兩者完全吻合，沒有必要一一羅舉，筆者隨機地抽取了浙圖新近發現《淳化閣帖》幾塊刻石與懋勤殿本進行校對，結果如下：

卷六譙周帖，首行「譙」字右側、二行「令」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譙周帖，二行「嚴君」之「嚴」字右側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譙周帖，三行「司馬相如」之「相」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九授衣帖，六行「憂馳無復」之「復」字左側有相同圓形石花。

卷九奉別帖，一行「奉別」之「奉」字左側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別帖，六行 「當可耳然」之「然」字左側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別帖，九行「體氣頓至」之「頓」字下有相同石花。

卷一齊高祖蕭道成帖，三行「見卿」，四行「知卿」間有相同石花。

此外，（西十石）卷一唐太宗《所疾帖》首行「所疾者」上尚多一「卿」字，（西二石）卷三劉環之《感閏帖》第一行「環之頓首」下尚多一「秋」字，（西九石）卷七《朱處仁帖》後尚多存《吾服食帖》二行，以上特徵《淳化閣帖》其它版本均無，唯在「懋勤殿本」、「潘祖純本」上出現。

通過以上簡便的校對已經能夠明確浙江圖書館新近發現《淳化閣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現在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浙圖現存《淳化閣帖》刻石會不會是明清時期從「懋勤殿本」、「潘祖純藏本」或相類的底本再翻刻？其實是不可能的，因為翻刻碑刻大多會將石花照樣摹刻，翻刻法帖未見有將石花一併摹入的。其次，刻石的質材不可能完全一致，每塊石頭有其自身獨特的石質紋理（石筋、石裂紋），這些紋理是無法用刻刀模仿的。浙江圖書館現存《淳化閣帖》刻石上能見到的石質紋理痕與「懋勤殿本」、「潘祖純藏本」完全一致。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這批石刻皆為太湖石所刻，最早共有八十一塊，但後來由於歷史原因有些被人為破壞了。石刻中絕大多數是南宋所刻，還有部分是清代乾隆年間的復刻。兩者區別在於南宋刻石皆系雙面，而清朝所刻為單面。兩者所用太湖石料也有區別，南宋石質更為細膩，顏色更為白皙，而清代所用刻材較粗糙，顏色也相對要深一些」。是否如此呢？其實，上文統計帖目已經可知，現存二十五塊刻石（四十六面）已經包括《淳化閣帖》的五分之三強，故此套刻石全套完整數目應該在四十塊左右，而不應是相傳的八十一塊。八十一塊的說法可能還包括浙江圖書館收藏的其他明清墓誌、刻帖。所謂「南宋刻石皆系雙面，清朝所刻為單面」完全是臆測，經鑒定坐南四塊單面的刻石亦為原刻無疑。即便偶有補刻，亦是在宋代椎拓「懋勤殿本」、「潘祖純藏本」之前，現存《閣帖》殘石絕無明、清補刻現象。

結束語

據文獻記載，宋代刊刻《淳化閣帖》有數十套之多，要確定它究竟是其中哪一套，還有一定難度。但可以推斷的是，此帖刻於浙江杭州，如此眾多、笨重的帖石從它處移到杭州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此套帖石可能私刻而非官刻，理由是：首先，此帖存在同一面顛倒刊刻的情況（一卷內容刊刻結束，其後尚有餘石，就顛倒刊刻他卷內容），比較節約石材。其次，雙面刻石文字有的正反顛倒（為傳拓方便，顛倒的帖石翻一面正好是正面），但也有的是不顛倒，不夠統一嚴謹。基於刊刻在杭州又屬私刻，筆者推斷為「世堂本」，刻於宋度宗咸淳間（一二六五—一二七四），系賈似道門客刻帖高手廖瑩中摹刻，因置於世堂而得名。據傳賈似道門客廖瑩中精於摹勒，王用和工於鐫刻，曾令翻刻，故「世堂本」亦屬「賈刻本」體系。筆者認為此帖是傳世《淳化閣帖》較佳的修繕本，刊刻精細無比，又將《閣帖》原本的刊刻失誤一一更正，且筆法墨趣突現，較符合現代人的審美眼光。

附：現存帖石目錄

單一（卷四）

歷代名臣法帖第四

徐嶠之《春首帖》八行；陸柬之《得告帖》四行；薄紹之《回換帖》六行

單二（卷一）

歷代帝王法帖第一

前有「甲二」卷版標號

晉明帝司馬紹《墓次帖》二行；東晉康帝司馬岳《陸女帖》二行；東晉哀帝司馬丕《中書帖》四行；東晉簡文帝司馬昱《慶賜帖》六行；東晉文孝王司馬道子《異暑帖》三行；東晉孝武帝司馬曜《譙王帖》（僅存首行）

單三（殘石兩塊：卷三、卷四）

一、 歷代名臣法帖第三

孔琳之（原作孔琳）《日月帖》（自「盛比」行起，僅存後五行）；王僧虔《劉伯寵帖》（存前八行，至「乃更」止）

二、歷代名臣法帖第四

李邕《晴熱帖》（自「不示之」行起，存其後六行）；褚庭誨《辭奉帖》（存前四行）

單四（卷八）

法帖第八（王羲之書三）

《阮公帖》（缺前二行，存後五行）、《家月末帖》二行、《蒸濕帖》四行、《不得西問帖》一行、《丘令帖》四行、《謝生東旋帖》六行、《飛白

帖》三行、《遣書帖》（存前三行）

東一（卷三）

歷代名臣法帖第三：

前有「三四」卷版標號

王凝之《八月帖》（存二行）；索靖《載妖帖》八行、《七月帖》四行；劉穆之《家弊帖》六行；王劭書標題一行。

東二（卷三）

歷代名臣法帖第三：

上有「丙一」卷版標號

庾亮《書箱帖》（原作庾元亮）五行；庾翼《故吏帖》、《季春帖》五行；沈嘉《十二月帖》（原作沈嘉長）四行；杜預《十一月帖》五行、《親故帖》僅存起首第一行）

東三（卷五）

諸家古法帖第五：

上有「戊四」卷版標號

智果《評書帖》（第六行「舉體」起，至三十六行「扶風」止）

東四（卷四）

歷代名臣法帖第四：

歐陽詢《比年帖》（自「豈能」行起，存最後二行）、《腳氣帖》三行

柳公權《聖慈帖》五行、《伏審帖》十行、《榮示帖》六行、《十六日帖》二行、《辱問帖》（僅存第一行）

後有「四六」卷版標號

東五（卷五）

諸家古法帖第五：

右側中部有「五二」卷版標號

宋儋《接拜帖》二十一行；衛鑠《急就帖》八行；古法帖《賢弟帖》（僅存首行）

東六（卷一）

歷代帝王法帖第一：

上有「甲九」卷版標號

唐太宗李世民《數年帖》（自「燋金」行起）存六行，《東都帖》四行；

唐高宗李治《無事帖》六行、《文瓘帖》二行、《錢事帖》一行、《六尚書帖》四行、《昨日帖》二行、《玄堂帖》（存前六行，至「知此」行止）

東七（卷八）

法帖第八（王羲之書三）：

《遣書帖》（自「一日」行起，存四行，後有銀錠紋）（見圖十三）、《採菊帖》五行、《增慨帖》四行、《由為帖》一行、《月半哀感帖》四行、《獨坐帖》四行、《安西帖》六行、《黃甘帖》（存起首二行）

東八（卷六）

法帖第六（王羲之書一）

《又不能帖》（僅存二行，缺前四行）、《疾不退帖》五行、《兒女帖》五行、《彼土帖》十一行、《譙周帖》四行、《夫人帖》三行、《蔡家帖》

（僅存首行）

東九（殘石兩塊：卷六、卷十）

一、法帖第六（王羲之書一）

前有卷首標題

《適得書帖》五行、《知欲帖》三行（左上殘損）、《差涼帖》（僅存首行，上損）

二、倒石，法帖第十（晉王獻之二）

《極熱帖》八行、《冠軍帖》三行、《服油帖》（存前三行）

其後附正刻數行。

東十（卷三）

歷代名臣法帖第三：

上有「丙二」卷版標號

杜預《親故帖》（缺首行，存後三行）；王循《七月帖》五行；劉超《如命帖》三行；謝璠伯《江東帖》四行；王徽之《得信帖》七行；謝庄《昨還帖》僅存前一行

東十一（殘石兩塊：卷九、卷二）

一、法帖第九（晉王獻之一）

《授衣帖》（自第六行「日憂馳」行起，存後七行）

《奉別帖》（存前十行，缺末行三字）

二、歷代名臣法帖第二

王導《省示帖》七行殘字

東十二（卷一）

歷代帝王法帖第一

下有「一二」卷版標號，上有「甲三」卷版標號

宋明帝劉彧《鄭修容帖》（存末二行）；齊高帝蕭道成《破帖》四行；梁武帝蕭衍《數朝帖》五行；梁高帝《眾軍帖》五行；梁簡文帝蕭綱《康司馬帖》四行；唐太宗李世民《江叔帖》（僅存前二行）

東十三（殘石兩塊：卷六、卷十）

一、法帖第六（王羲之書一）

《日月帖》（自「瞻廓」行起，存三行）、《兄靈柩帖》七行、《省別帖》（僅存一行半）

二、法帖第十（晉王獻之二）

《夜眠帖》四行、《嫂等帖》（存前九行，至「駱驛」行止）

東十四（殘石兩塊：卷六、卷九）

一、法帖第六（王羲之書一）

《侍中帖》（缺首行，存後二行）、《敬豫帖》二行（上有橫刻「巳十三」卷版標號）、《清和帖》五行（左下截殘損）、《追尋帖》（僅存「追尋傷」三字）

二、法帖第九（晉王獻之一）：

《相過帖》（缺前四行，自第五行「盡此」起，存七行（上有橫刻「壬一」卷版標號）、《諸舍帖》二行、《永嘉帖》四行、《鵝還帖》五行、《諸女帖》（僅存首行）

東十五（殘石兩塊，卷二、卷八）

一、歷代名臣法帖第二：

張華《得書帖》四行、桓溫《大事帖》六行

二、法帖第八（王羲之書三）：

《黃甘帖》（僅殘存二字）、《尊夫人帖》（存三行，右上角殘損）、《日五期帖》四行、《先生帖》二行、《雨快帖》（僅存前二行）

東十六（卷一）

歷代帝王法帖第一：

唐高宗李治《玄堂帖》（僅存最末一行）、《遣弘帖》六行；陳叔慎《梅發帖》六行； 陳伯智《熱甚帖》三行、《寒嚴帖》四行

東十七（卷十）

法帖第十（晉王獻之二）：

《嫂等帖》（自「慰吾」行起，存五行，上有「十卷九」卷版標號字樣）、《鄱陽帖》八行、《鵝群帖》八行、《敬祖帖》（僅存首行）

東十八（卷五）

前有卷首標題刻款

諸家古法帖第五：

上有「戊一」卷版標號

蒼頡《戊己帖》四行；夏禹《出令帖》二行；孔丘《延陵帖》二行；史籀《射州帖》二行；李斯《田疇帖》四行；程邈《天清帖》五行

東十九（卷二）

歷代名臣法帖第二：

鍾繇《長風帖》（前缺二行，自「居處」行起，存七行）；皇象《文武帖》六行、《頑闇帖》九行；張華書標題一行

東二十（卷二）

歷代名臣法帖第二：

郗鑒《災禍帖》（僅存後二行）；郗愔《九月帖》五行、《廿四日帖》二行、《遠近帖》三行、《想親帖》四行；郗超書標題一行

東二十一（殘石兩塊：卷七、卷一）

一、 法帖第七（王羲之書二）

有卷首標題刻款

《秋月帖》（存五行，最末行缺）、《桓公帖》殘存八行、《謝光祿帖》殘存首行

（有銀錠紋一）

二、歷代帝王法帖第一

晉元帝司馬睿《安軍帖》三行、《中秋帖》五行

東晉明帝司馬紹書標題一行

西一（倒石，卷三）

歷代名臣法帖第三

山濤《侍中帖》八行；卞壺《文墨帖》六行；謝發《晉安帖》六行；王曇首（原作王曇）《服散帖》（存前四行）

後有「三九」卷版標號

西二（倒石，卷三）

歷代名臣法帖第三

謝庄《昨還帖》三行；司馬攸《望近帖》四行；劉瓌之《感閏帖》四行；王坦之《謝郎帖》四行；王渙之《二嫂帖》八行；王操之《婢書帖》；王凝之《八月帖》

西三（卷三）

歷代名臣法帖第三

有「三五」卷版標號

王劭《夏節帖》五行；紀瞻《昨信帖》四行；王《靜媛帖》六行；張翼《節過帖》三行；陸雲《春節帖》五行；王邃《張丞帖》三行；王恬書標題一行

西四（倒石，卷五）

諸家古法帖第五：

何氏《去留帖》五行；蔡琰《我生帖》二行；

古法帖《敬祖帖》五行、《鄱陽帖》八行、《度德帖》五行、《亮曰帖》（僅存首行）

西五（卷四）

歷代名臣法帖第四：

前有「四四」、上有「丁四」卷版標號

褚遂良《家侄帖》（存後七行）；

虞世南《大運帖》五行、《去月帖》六行、《賢兄帖》八行、《疲朽帖》

西六（卷一）

歷代帝王法帖第一：

有「一五」、「甲六」卷版標號

唐太宗李世民《枇杷帖》九行、《辱書帖》十一行、《比者帖》（存九行，缺末行）

西七（卷八）

法帖第八（王羲之書三）：

《雨快帖》（存五行，缺前二行）、《長史帖》二行、《得涼帖》五行、《此郡帖》八行

卷尾刻有淳化三年款，其後余石尚多。

西八（卷九）

法帖第九（晉王獻之一）：

《餘杭帖》（存五行，缺首行）、《節過帖》八行、《願余帖》七行、《夏節帖》七行、《思戀無往帖》（僅存前三行）

西九（倒石，卷七）

法帖第七（王羲之書二）：

《離不帖》三行、《清晏帖》四行、《朱處仁帖》三行、《吾服食帖》二行、《愛為帖》一行、《鹽井帖》三行、《七十帖》（僅存前三行）

西十（倒石，卷一）

歷代帝王法帖第一：

上有「甲七」卷版標號

唐太宗李世民《昨日帖》三行、《三五日帖》三行、《雅州帖》四行、《道宗帖》二行、《所疾帖》一行、《北邊帖》二行、《八柱帖》八行，《氣發帖》（僅存前二行）

西十一（殘石兩塊：卷二、卷九）

一：歷代名臣法帖第二

張芝《八月帖》（僅存最末三行，右上截殘損）、崔瑗《賢女帖》四行（右下截殘損）

二：倒石，法帖第九（晉王獻之一）

《不謂帖》（自「自勝」行起，存四行）、《阮新婦帖》三行、《奉對帖》九行（尾殘損）

西十二（倒石，卷五）

諸家古法帖第五：

古法帖《亮曰帖》（僅缺首行，存七行）；懷素《右軍帖》七行；張旭《晚復帖》四行、《十五日帖》三行

後有「五七」卷版標號

西十三（殘石兩塊：卷十、卷七）

一：法帖第十（晉王獻之二）

《知鐵石帖》僅存最末一行、《玄度何來帖》八行

二：法帖第七（王羲之書二）：

《還來帖》存最末一行 、《雪候帖》三行 、《知遠帖》三行 、《荀侯帖》五行

西十四（殘石兩塊：卷九、卷六）

一：倒石，法帖第九（晉王獻之一）

《澗松詩》四行（右上角損）、《仲宗帖》二行、《黃門帖》三行、《外甥帖》二行、《思戀帖》三行、《冠軍帖》三行、《可必不帖》（僅存前二行）

二：正石不倒，法帖第六（王羲之書一）

《昨得帖》二行（下截殘損）、《不快帖》四行（下截殘損）、《小佳帖》（僅存首行）

西十五（殘石兩塊：卷六、卷二）

一：倒石，卷六王羲之《二謝帖》僅存五字，卷尾刻有淳化三年款。

二：歷代名臣法帖第二（此石漫漶不清）

鍾繇《白騎帖》四行、《常患帖》二行、《雪寒帖》四行、《長風帖》（僅存前二行）

西十六（卷五，倒石）

諸家古法帖第五：

前有「五五」卷版標號

智果《評書帖》（自「羲及隸篆」行起，存十三行）、何氏《投老帖》十三行

後有「五五」卷版標號

西十七（卷七）

法帖第七（王羲之書二）

《長素帖》（缺首行，「得敬豫」行起）存二行、《知念帖》六行、《長風帖》三行、《謝生帖》三行、《初月帖》四行、《時事帖》七行

西十八（卷二，倒石）

歷代名臣法帖第二：

有卷首標題

張芝《冠軍帖》存十九行，「不見奴」行後缺

西十九（卷五）

首行有「五三」卷版標號，上端有「戊三」標號

諸家古法帖第五：

古法帖《賢弟帖》（缺首行，自「之傷」起）存七行，隋朝法帖《慧則帖》八行

智果《評書帖》（存起首五行）

西二十（卷二）

歷代名臣法帖第二：

前有「二九」卷版標號

王珉《此年帖》（自「少憂」起）存二行、《十八日帖》二行、《嫂何如帖》四行、《欲出帖》七行；王珣《三月帖》四行；王廙《廿四日帖》（殘存首行）

西二十一（卷十）

法帖第十（晉王獻之二）

《鐵石帖》（自「寒不適」行起，存八行）、《知鐵石帖》五行）

後有卷版標號「十卷二」

千年古帖還中國——《淳化閣帖》回歸紀

全名《淳化秘閣法帖》，是我國法書叢帖之祖。所謂法帖，就是古代名書家的墨跡經雙鉤描摹後，刻在石版或木版上，再拓印裝訂成帖的。淳化三年（公元九九二年），宋太宗出秘閣所藏曆代名家法書，令翰林院侍書王著編成《淳化閣帖》。全帖共分十卷，包括歷代帝王名臣法帖和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墨跡。最初《淳化閣帖》刻於棗木版上，宋太宗拓成閣帖賞賜近臣。後木版毀於戰火，故傳世拓本極少。由於編者水平所限，帖中真假不辨之處很多，影響了它的學術價值，但它對於推廣和流傳我國古代的書法名跡起了一定的作用。

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在上海市人民政府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宣布，上博將從９月２４日起公開展出用４５０萬美元巨資從海外購回的四卷１２６頁國寶級珍貴文物北宋祖刻《淳化閣帖》。

４５０萬美元的價格，僅次於２０００年以４４０４萬港元成交的一件「明五彩魚藻紋蓋罐」，超過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以２９９９萬元成交的北宋書法家米芾名作《研山銘》，成為中國古書畫交易價有史最高。因此，這份北宋祖刻《淳化閣帖》不但是迄今為止中國交易價格最高的書畫作品，也是國際市場上的「第二高價」中國文物。

《淳化閣帖》共有十卷，４５０萬美元買半部古帖，平均每頁帖價值近３.６萬美元，是否物有所值？故宮花２２００萬元人民幣買一件《隋人書出師頌》尚且引發了爭論不休，半部北宋《淳化閣帖》又為何能以「全球第二高價」回歸上博？記者走訪了上海博物館的專家學者，聽他們細說這部《淳化閣帖》的歷史價值。

叢帖之祖價值連城

北宋淳化三年（公元９９２年），志在偃武修文的宋太宗趙光義下旨：拿出秘藏在宮中「淳化閣」的歷代帝王、名臣和書法家的墨跡，由侍書學士王著加以編選。王著共選擇了１０８人的４２０帖，分作十卷鐫刻在棗木板上，然後用名貴的歙墨和澄心堂紙，拓印成少量墨本,賜給親王大臣。《淳化閣帖》由此得名，並且成為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分五個方面向記者曆數了《淳化閣帖》的歷史功績：

《淳化閣帖》是可以確認的中國「叢帖之祖」。它在中國書法史上開闢了「叢帖」這一新的形式。叢帖，是將若干種法書匯刻而成的一種字帖，啟功先生曾經把它比作如今的《書法全集》。儘管根據文獻記載，比《淳化閣帖》稍早的還有南唐的《升元帖》或澄心堂帖，但是不見實物，只有懸案，而《淳化閣帖》是確確實實存的在中國第一部叢帖。

《淳化閣帖》開創了中國文化史上一個獨特的學科——帖學。從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米芾開始，歷朝歷代有上百名學者參與對它的研究，研究涉及到內容差錯、文字釋讀、版本間的傳承關係等方方面面。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帖學走向衰落，但最近又開始復甦。

《淳化閣帖》保留了大量重要的書法藝術。王羲之真跡現已失傳，而目前所能見到的王字模寫本也只有２０餘種。而《淳化閣帖》的第六、七、八卷是最有價值的摹刻王羲之墨跡的專卷，共收錄王字１７０帖，可謂是王字的模擬帖。又如，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只留下一件「歐體」真跡，算上摹本、碑刻，也不足２０餘件，而《淳化閣帖》收錄了３０件。因此《淳化閣帖》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法書，功不可沒。

《淳化閣帖》收藏的法帖中有一些差錯，但是所收藏的東晉以後的法帖里，大多數內容值得考證，它們記錄不晉人生活習俗，在多個方面可以補充其他文獻記載的不足。

《淳化閣帖》出現以後，廣為翻刻，宋代已經有３０種以上的翻刻本，元明清三代更是不計其數。受它的影響，北宋掀起了刻印叢帖的高潮，到明清兩代，這種風氣更為盛行，大量刻印叢帖，大大促進了中國古代書法藝術的傳布。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花了六年時間臨摹《淳化閣帖》修成正果，他評價說：「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

既然《淳化閣帖》歷朝歷代都有翻刻，為何唯獨半部北宋祖刻的《淳化閣帖》格外珍貴？

所謂祖刻《淳化閣帖》，就是指用原始木版拓印的一批叢帖。當年祖刻的《淳化閣帖》發行量極少，只有賞賜給了王公貴族以及位居中書省和樞密院（相當於國務委員、軍委委員級別）的大臣。而此次回歸的《淳化閣帖》就是出自當年的魏王府。

而到到了宋仁宗慶曆年間（公元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淳化閣帖》原版在一場宮中火災中全部焚毀。當時的大臣歐陽修，也只能得到根據祖刻叢帖再刻木版，另行拓印的《淳化閣帖》，因此，這位大文學家深感遺憾。原本就數量稀少的北宋祖刻《淳化閣帖》，在原版焚毀後更是「物以稀為貴」。

拓印字帖是一件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單國霖解釋說，把真跡刻到石碑木版上，就需要好的刻工，保證墨跡上石之後不會失真。從石碑木版上拓印字帖，又需要好的拓手，要把字跡清晰地拓印下來，不斷的拓印又會磨壞石碑木版。因此，歷代翻刻的不同版本的《淳化閣帖》中，經常把工匠刻壞的傷痕、石碑木版的裂痕誤以為是原作的筆畫，影響臨摹。而北宋祖刻《淳化閣帖》在拓印時，木版保存完好，宮中的刻印拓印技術精良，自然比後來翻刻的質量要高出一籌。

單從紙張來看，北宋祖刻《淳化閣帖》就有可圈可點之處。據中國書協會員沈愛良介紹，它採用的南唐澄心堂紙「輕似蟬翼白如雪」。明代董其昌曾偶得一張，鼓足勇氣也「此紙不敢書」。乾隆皇帝御制的仿造品，如今每開張拍賣也得３萬元人民幣。

因此，北宋祖刻《淳化閣帖》堪稱國寶，它的去向一直備受中國書法界的關注。曾經當過清朝學部主事，民國教育部僉事的上海博物館老館長徐森玉生前就曾交待過學生汪慶正，要他關注這部古帖的去向，希望有一天國寶能夠重回故里。

國寶回歸　峰迴路轉

事實上，從宋朝到民國，這部北宋祖刻《淳化閣帖》一直傳承有序，其中南宋時先後為兩名宰相王淮、賈似道收藏，元代更是為大書法家趙孟頫所有，歷代收藏家在古帖上都留有印記。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這部北宋祖刻《淳化閣帖》最後在上海出現過一次，隨後便脫離了人們的視線，不知所蹤。

直至１９９５年，美國收藏家安思遠（Ｒ.Ｈ.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出資２８萬美元，在香港嘉士德拍賣行拍得此帖。１９９６年，安思遠應北京故宮博物院邀請，攜古帖在故宮舉辦特展。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觀後曾專門撰文評價此帖，並認為這一國寶級文物應當回歸中國：「不見此帖，我死不瞑目。」安思遠曾提出以交換文物的方式，將古帖留在中國，但最終未果。

隨著安思遠年事已高，古帖回歸愈發急迫。汪慶正告訴記者，當時美國有三批最為珍貴的善本書籍，一批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另一批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只有這四卷北宋祖刻《淳化閣帖》尚在私人手中。安氏無子女，按照美國法律，身後的收藏將會收歸國有。「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再無回國的希望。

盯上這四卷古帖的，大有人在，從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３年，已經有日本、比利時兩國的收藏家，四五家拍賣行與安思遠接洽，要求競買《淳化閣帖》。而上博副館長汪慶正也曾委託董建華的妹妹董建平等朋友幾次幫助徵購，都因對方要價６００萬美元未能談成。而安思遠更是向日本方面開出了１１００萬美元的高價。

情況緊迫，上海博物館委託原國家文物局外事處處長王立梅去美國，直接與安氏洽談。早在１９９５年，王立梅赴美籌展，啟功先生就曾囑咐她留心《淳化閣帖》，為此，她登門拜訪安思遠，與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安思遠先生從１９歲開始涉足中國文物，與中國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逐漸成為一名中國文物收藏家和中國文化研究家，對中國有很深厚的感情。他曾經兩次無償送還了被盜墓賊流失到海外的中國珍貴文物，還在香港成立了「保護安徽民居基金會」，捐資修繕保護了四座徽州民宅，其中有兩座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因此，安思遠早就表示，《閣帖》不賣給日本人，至於對日本人的開價是１１００萬美元，那是存心不賣。而與其他中國人的開價就降到了５５０萬美元，但他也發現中國拍賣行也不都是為了中國，有一家拍賣行是準備把這件文物轉賣給比利時人。

既然如此，雙方就有談的餘地。

果然，安氏開價４５０萬美元，並且坦誠相告，雖然已經有人開出更高的價錢，但他考慮中國保存國寶的強烈願望和誠意，願以此價出讓：中國藝術給了我一切，我也要將這一切還給中國。為了說明出４５０萬美元的理由，安思遠給王立梅算了一筆賬：要交稅，要感謝用了８年時間為他追蹤此帖的兩位收藏家，還要繼續修復安徽民居，真正到他手中的錢已經很少了。

為此，上博再次徵集國內權威專家意見。啟功先生認為「淳化閣帖如能回歸，將是解放以來最重要的文物回歸。」遼寧省博物館書畫碑帖鑒定專家楊仁愷來函表示：「此帖乃海內外孤本，它的文物價值非常重要。較之米芾《研山銘》墨跡不可同日而語。……建議此閣帖最好由貴館出面收買，以免國寶長期歸之國外。」

專家的支持加強了上博收購的決心，憑藉著王立梅和安思遠的多年交誼，事情最終順利進行。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王立梅攜帶《閣帖》四卷返回北京。４月１４日晚，王立梅將《閣帖》送至上海。汪慶正當即對四卷《閣帖》拓本進行逐頁鑒識，確認系原件。至此，這件流落海外６０多年的國寶終於回歸祖國。

但在當時，要在很短的時間裡籌措４５０萬美元，對上海博物館來說並非易事。因此，一開始是採取擔保方式，即由北京歌華公司進行擔保，支付部分保證金後，先將古帖拿回。最終由上海市主要領導拍板，由政府撥款支付４５０萬美元的款項。

再辦大展　書法尋根

國寶回家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上海博物館將推出以「揚我中華文化、壯我中華精神」為主題的《淳化閣帖》最善本大展大賽大講壇系列活動，在上海引發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潮。

整個展覽將以逐頁陳列的方式，將北宋祖刻《淳化閣帖》第四、六、七、八卷全部展示出來。同時展出的還有上博、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上圖珍藏的《閣帖》有關刻本和其他法帖佳本，以及後世書法家臨摹《淳化閣帖》和王羲之、王獻之書跡的墨跡、描繪「二王」逸事的繪畫作品。像王羲之《上虞帖》、王獻之《鴨頭丸帖》、北宋《集王字聖教序冊》、文徵明《行書蘭亭序》、董其昌《行書臨帖冊》等珍貴的法帖都將在展出之列。

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介紹說，圍繞《淳化閣帖》最善本特展，上博還將舉行「五大」活動，屆時，上海將繼去年冬天的「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之後，再現「國寶熱」：

一、舉辦《淳化閣帖》和「二王」書法藝術學術鑒賞會。邀請海內外著名書畫鑒定家、帖學專家和知名學者鑒賞國寶，圍繞《淳化閣帖》的研究、《淳化閣帖》以及其他法帖的研究、「二王」書法研究等學術問題展開討論。

二、出版《淳化閣帖》最善本珍藏本和精裝本，珍藏本為原大原式原裝，配合展覽的舉辦和學術研究。

三、舉辦「海納百川、追求卓越」為主題的《淳化閣帖》杯書法大賽。大賽面向海內外徵稿，徵集作品為臨《淳化閣帖》、「二王」書法或學習「二王」行草系列及創作的行書、草書作品；

四、舉辦《淳化閣帖》最善本高層論壇。論壇將於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中旬相繼舉行４次，由帖學專家講解帖學知識，傳授臨摹技巧。同時為《淳化閣帖》杯書法大賽的參賽者輔導。

五、將大展活動列入２００３年上海旅遊節重要活動內容之一，開展以中國書法為專題的特色旅遊活動。

另據記者了解，上海博物館的專家已經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古帖，並且已經獲得了一些挑戰權威論斷的成果：

——《淳化閣帖》可能是刻在石上。傳統都認為，《淳化閣帖》是刻在木版上，然後拓印而成。但是在古帖上分明用篆書寫著」淳化三年……奉聖旨摩勒上石」的話，因此，這部「叢帖之祖」的身世值得探究。

——原本被公認最為古老的「國子監本」《淳化閣帖》的生日要靠後。這套古帖中除了第９卷藏在上海圖書館外，其餘９卷全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一直公認是北宋祖刻無疑。但是，參照南宋初年刻印的其他宋版書發現，國子監本《淳化閣帖》的刻工均是南宋初年的人物，刻印時間應該是南宋紹興年間（公元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

——比上博《淳化閣帖》更為古老完好的版本已經毀於圓明園大火。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１７６９年），乾隆皇帝以「畢士安本」《淳化閣帖》為原本，刻印了《欽定重刻淳化閣帖》。「畢士安本」《淳化閣帖》是一個北宋拓本，但拓印時間比上博《淳化閣帖》更早，因此質量更好。根據乾隆第十一子成親王永瑆在嘉慶年間的記載，《欽定重刻淳化閣帖》印好後，畢士安本《淳化閣帖》就被存放在圓明園的淳化軒中。

據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介紹，這兩年，上博在弘揚人類文明中已形成了三級跳，去年舉辦的《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是第一跳，此次舉辦的《淳化閣帖》國寶展是第二跳，明年的重大展出活動也已在醞釀之中，便是第三跳。為能讓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都能共享老祖宗留下的精神財富，只要條件許可，希望能將祖國的瑰寶送到台灣去展出。

而在今年秋天，上海人就將以《淳化閣帖》國寶展為契機，開始一次文化尋根之旅。

（文章由2003年刊發）

附：《淳化閣帖·明拓肅府本》

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趙炅令出內府所藏曆代墨跡，命翰林侍書王著編次摹勒上石于禁內，名《淳化閣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閣法帖》，簡稱《閣帖》，系匯帖，共十卷。第一卷為歷代帝王書，二、三、四卷為歷代名臣書，第五卷是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為王羲之書，九、十卷為王獻之書。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閣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由三代至唐，厘為十卷，摹刻秘閣。賜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宋代記錄此帖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未見此種拓本流傳。

淳化閣帖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叢帖，由於王著識鑒不精，至使法帖真偽雜糅，錯亂失序。然「鐫集尤為美富」，摹勒逼真，先人書法賴以流傳。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譽，對後世影響深遠。

因帖石早佚，摹刻、翻刻甚繁，顧從義本、潘允亮本、肅府本等較著名。

此本為明拓肅府本。

延伸閱讀：補充：

國寶《淳化閣帖》歸來幕後

安思遠：鍾情東方，中國古藝術收藏界泰斗

拙作《淳化閣帖最善本的回歸與研究》一文在《文匯報》上發表之後，不斷有朋友向我詢問這樣的問題，安思遠是個什麼樣的人？在採訪安思遠的好友也是把「閣帖」帶來的王立梅時，雖然知道安思遠是定居美國的英國望族，對其他事情也就不甚瞭然。我想進一步了解安思遠。就在這個時候，有兩個人也想到我，要把安思遠收藏淳化閣帖的情況告訴我。

他們就是吳爾鹿和黃君實。吳爾鹿是定居美國的北京人，現在是文物古董經紀人。黃君實是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的書畫鑒定家。在上海博物館舉行的最善本淳化閣帖鑒賞會上，我見到了他們。

一交談，我才知道吳爾鹿是我所相識的吳勞的公子。吳勞是從延安「魯藝」走出來的版畫家，解放後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版畫系系主任，是丁紹光極為尊敬的恩師，要不是他的保護，1957年時，丁紹光就會被打入另冊；去不成西雙版納，也就沒有今天的丁紹光的畫風了。

1983年，吳爾鹿留學美國，攻讀藝術史。1986年，到安思遠家打工，幫著安氏整理收藏的古物，幾年後又成了安思遠的收藏顧問，成為安氏的「掌眼人」。某天，吳爾鹿在書畫市場得遇《舊拓晉唐小楷》，其中有王羲之書《樂毅論》，他頓時眼睛發亮，如聽鄉音，如遇故人，在童年時，父親就教他臨摹《樂毅論》。他感情非常衝動，以一萬美元的代價把這部舊拓買了下來，一萬美元是他當時年薪的三分之一。

《舊拓晉唐小楷》集魏鍾繇書《宣示表》，晉王羲之書《樂毅論》、《東方朔畫贊》、《教女曹娥碑》，王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唐虞世南書《破邪論》，褚遂良書《陰符論》於一冊。明清以來，書家與鑒藏家喜集晉唐小楷書，有取自單刻，有集自叢帖，因此流傳各種舊拓晉唐小楷帖很多。吳爾鹿雖然還不完全了解這部小楷帖的價值，但他知道帖上有項子京收藏印章，有翁同龢的跋文，都成了這部小楷帖的保鏢。

安思遠看到這部舊拓晉唐小楷帖，看到它黑黑的，不知為何物，藍眼珠也閃閃發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就問：「這是什麼東西？」

是帖。什麼是帖，吳爾鹿如此這般地給他說了一通。

「你是給誰買的。」

「給我自己買的。」

「值多少錢？」

「兩三萬美元吧。」

「你為什麼買這件東西？」

為了說這件東西的價值，吳爾鹿給安思遠講羅振玉出售文物的賬單：宋拓狄梁公碑售2000元大洋，宋拓聖教序售3000元大洋，而沈周、唐雲的畫只值二三百元。作為生意人的安思遠一聽就懂。

開始，安思遠還以為是給別人買的，知道吳爾鹿是給自己買的，就更加激起興趣。隔了一天，他要日本人助手對吳爾鹿說：「兩萬美元讓給我吧。」

安思遠得到這部舊拓晉唐小楷，又對吳爾鹿說：「以後留心，遇到帖就給我買下來。」

安思遠1929年生於美國紐約市，祖上做過康涅狄克州的州長。其父為著名牙科醫生，是根管治療術的發明人，其母為歌劇演員。他鐘情東方藝術，經過多年的鑽研和實際運作，他成為中國古代藝術收藏界的泰斗，是美國及整個西方藝術界公認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他總是獨領風騷地開拓新的收藏領域並把它們介紹給西方博物館和收藏界。如他在1971年編寫的《中國傢具》一書出版後，在整個西方掀起了中國傢具收藏熱，這本書也自然地成為收藏家的指南及學者必備書。隨後又於1986年出版了他所收藏的《中國現代書法繪畫》，圖文並茂的三大冊本身也成了收藏品。安思遠一貫熱心於公益事業，他的善行義舉使他榮任美國國家稅務局藝術品捐贈審核委員會的五名顧問之一，其他四位皆為各大博物館的專家或館長。

吳爾鹿帶著安思遠的囑託告訴佳士得拍賣公司書畫部主任、鑒定家黃君實說：「現在有了買主，可以徵集碑帖進入市場。」搞拍賣行的人都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哪個收藏家藏有什麼珍貴文物，對一些文物流傳途徑，他們都是很清楚的。

黃君實知道香港大收藏家李啟嚴為香港好古博雅之士，收藏甚富。1992年，黃君實曾主持編印《李氏群玉齋藏書畫精品選》，對其所藏瞭然於心。1994年，佳士得公司組織中國古代書法拓本拍賣專場，其拍品中有不少為李氏所藏，其中就有淳化閣帖第四卷歷代名臣法帖及唐歐陽洵書《化度寺碑》墨拓。此時，吳爾鹿建議安思遠競拍《淳化閣帖》。安思遠問吳爾鹿這件東西有什麼可比性，吳爾鹿告訴他，德國政府以300萬元美元購進有古登博戈插圖本《聖經》，可以與此類比。這本聖經出版的時間相當於中國的元末明初，是最古老的本子。聽了吳爾鹿的建議，安思遠果然到場，拍進淳化閣帖第四卷。

安思遠於1995年又參加佳士得舉辦的中國古近代名畫拍賣，競拍淳化閣帖第六、七、八三卷。這三卷閣帖為台灣著名收藏家吳朴新思學齋所藏。吳氏本居上海，後去台灣，去世之後，家藏大部分為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購去，可能由於他們對「閣帖」認識不足，所以成為漏網之物。拍賣的那天，安思遠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捧著酒杯，頻頻舉牌，雙目炯炯有光，在拍賣現場的吳爾鹿說：「看他那個樣子，恨不得用拐杖去敲其他競拍者的頭。」最後競拍得勝，高興得攜帖而歸。

啟功：我不看到初本閣帖，死不瞑目

1994年，文物出版社社長蘇士澍，把以「閣帖」第四卷作為封面的圖錄放在啟功面前，後來又得閣帖六、七、八三卷拍賣圖錄，這位集書法家、碑帖研究家及鑒定家於一身的學者，心情難以名說，從此就把這當作難以忘懷的心事，當時雖不敢想讓它們回歸，但心想在有生之年能見上一面，否則，將是他藝術生涯中的一件憾事。

1996年3月，當時身為國家文物局外事處處長的王立梅，要赴美參加「中華文明五千年文化藝術展」的談判。行前，啟功把她和蘇士澍叫去，並對她說：「你這次去美國，能不能去找一個叫安思遠的美籍華人，據說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閣帖》三卷，請他拿到北京展覽，我不見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王立梅說：「你老人家放心，你的話就是聖旨，我雖然不認識安思遠，但你要我辦這件事，我一定要給你辦到。」

在美國期間，王立梅通過久居紐約的好友梅纘月小姐找到安思遠。他雖然有一個中國名字，但並不是美籍華人，而是英國的名門望族，名叫R.H. Ellsworth，就住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斜對面的一座公寓里。安思遠這個中文名字，是王方宇給他起的。還是上個世紀30年代，王方宇是北京輔仁大學的學生，後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任教耶魯大學，教中國文化藝術史，專門研究八大山人。R. H. Ellsworth去聽他的課，經常逃課去文物市場去買東西。為了讓他專心聽課，王方宇就說：「你就叫安思遠吧。」

和安思遠見了面，王立梅首先介紹了自己，並轉達了啟功先生的願望。安思遠說不但知道大名鼎鼎的啟功，他的許多朋友也都認識王立梅，早就想和她相識，並告訴她：「我收藏的《閣帖》不是三卷，而是四卷。」隨後，安氏又問她是否願意看看他的收藏。

在採訪王立梅時，這位風度頗為優雅大方的女性，用極生動的語言，娓娓地講述著這段經歷，她說：「安先生問我願意不願意看他的收藏，這正中我的下懷，我馬上表示十分榮幸。安先生領我們參觀了他每一個房間的陳設，他的家幾乎就是一座博物館。地上鋪的是中國清代有瑞龍圖案的宮廷地毯，唐代石刻思惟菩薩栩栩如生地坐在依牆的條几上，色彩鮮活的元代道教壁畫嵌在牆上，長條茶几上是東漢一組青銅車馬，唐代陶俑靜靜立在門旁，明清繪畫隨處可見，多寶格中清代單色釉瓷器件件是精品，每件文物都擺放得恰到好處，再加上中國傢具的襯托，我恍惚置身於中國極盡豪華而又極其高雅的住宅中，但心裡卻感到絲絲痛楚，這些精美的文物應陳設在中國，不管是歷史的還是現在的原因，都說明中國文物的流失十分嚴重。」

在一尊依牆而立的宋代木雕菩薩前，安氏告訴她：「這就是我十九歲時收藏的第一件中國文物，中國藝術品以無與倫比的魅力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靈中，從此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當四卷《淳化閣帖》放在王立梅面前時，她激動萬分，啟功先生那句「看不到宋刻真本，我死不瞑目」的話在她腦海中又一次響起。她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誠地、屏息靜氣地翻閱著宋刻真本，安思遠坐在對面一直盯著她。當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氣看完最後一頁時，安思遠高興地說：「我沒想到中國人是這麼欣賞法帖的，在美國沒有人重視它，他們都認為這是印刷品，就像郵票一樣，沒有什麼價值。」接著又說：「我看你這樣看重這件法帖，我很高興，我願意將它帶到中國去展覽，讓啟功先生看，讓真正欣賞它們的人看。」

讓王立梅意想不到的是，安先生又提出：「我也可以將《淳化閣帖》讓給你們，但不是無償，我們可以交換，我可以不要等價。」

「你對交換的文物有目標嗎？」王立梅問。

「可以交換故宮收藏的清代朝珠。」安思遠說。

回到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國家文物局領導彙報了有關情況。文物局的領導很重視，馬上和故宮博物院聯繫，請故宮選擇可以交換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積極籌備《淳化閣帖》六、七、八三卷及第四捲來北京展覽的事情。

1996年9月，安思遠先生如約攜北宋拓《淳化閣帖》六、七、八三卷及第四卷到北京，在故宮博物院進行展覽。啟功和國內一批頂級的書法家、研究人員對這四卷《淳化閣帖》進行鑒定。他們對每個印章、題跋都仔細地進行了一一辨認，專家們一致認為這四卷是宋刻宋拓無疑。啟功還稱讚這四卷真宋本《淳化閣帖》是「彩陶般的魏晉至唐法書的原始留影」。

這次展出安思遠的藏品，除了「閣帖」四卷外，還有他從吳爾鹿手中購得的《舊拓晉唐小楷》，此外還有宋拓《黃庭經》、宋拓《懷仁集王聖教序》、宋拓《懷素千字文》、《唐小字麻姑仙壇記》、水拓本《瘞鶴銘》、明拓《天發神讖碑》、明拓《禮器碑》、未斷本《曹全碑》、舊拓《石鼓文》等。蘇士澍還把展出的碑帖拓本出版了一本圖錄，由啟功作序。對這本紅封面的圖錄安思遠奉若至寶，把它放在架子上，和其他古物並列。

北京展覽結束後，安思遠先生要將這四卷《閣帖》帶走。行前，他又對王立梅說：「如果你們已準備好交換的朝珠，我這次就將它們留在這裡。」但交換的事情沒有太大的進展，王立梅只好說：「請你耐心等一等，我們正在為你挑選合適的朝珠。」

故宮博物院挑選三串朝珠，王立梅將朝珠的照片送給啟功先生看後，啟功先生專門給當時國家文物局張文彬局長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美國安思遠先生所藏著名古帖拓本若干種，曾在故宮展出，觀者甚多。經我國專門研究者鑒定，其中宋《淳化閣帖》第四、六、七、八卷共四冊為海內孤本，在我國列為一級文物(所展其餘碑帖總和可抵此帖一冊)，極值收藏。」啟功信中又寫道：「竊念我故宮所存清代珠寶之屬甚多，只有經濟價值，而與歷史文物不可並論。倘略出較夠資格之珍珠寶石物品，出手方不寒磣，始足使安有無所虧損之感，且足以鼓勵將來，使海外藏家樂於捐獻。」

張文彬局長接到此信後，又要求故宮博物院再行挑選可供交換的朝珠，王立梅又專程去故宮博物院，和當時任副院長的楊新到故宮珠寶庫房挑選。王立梅對我說：「本來以為故宮所藏朝珠一定很多，結果確實可供選擇的還真不多，好一些都是典章制度有記載的，不宜拿出交換，其他的真不夠檔次。我只好問安先生可否改換其他文物。」

安思遠提出故宮收藏的翡翠或傢具也可以，故宮博物院又拿出翡翠。安思遠看了之後，對這些翡翠未置可否，只是伸出戴有翡翠戒指的手指說：「你看看我這個翡翠戒指……」這樣，彼此心中都有數了。

翡翠沒有換成，安思遠提出用紅木傢具交換亦可。故宮博物院又端出一把紅木椅子……交換沒有成功，安思遠還是把話留下：「我還可以等，先將它們放在香港，如果有消息，我可以馬上將它們送回來。」

安思遠一直沒有等到交換的消息。

由於《淳化閣帖》，王立梅與安思遠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每次去美國都會去拜訪安思遠，他們談得最多的是中國文物的保護問題，是中國現行文物政策如何能阻止中國文物的被盜與流失問題。在與安思遠的交往中，王立梅發現實際上他是十分熱愛中國的，他不止一次地對王立梅說：是中國藝術品給了我一切，我願為中國做一些事。

2000年3月份，一件出土於河北曲陽五代王處直墓的被盜石雕出現在紐約蘇富比拍賣行的春季拍賣目錄中，我國有關專家向國家文物局緊急報告，國家文物局通過有關部門向紐約國際刑警組織報告了此案，國際刑警組織與蘇富比拍賣公司聯繫並阻止了這件被盜文物的拍賣。《紐約時報》也及時報道了這個消息。

此事公開後，美國佛利爾博物館東方部主任蘇芳淑給王立梅打來電話說：安思遠讓她告訴王立梅，最近從《紐約時報》的報道中知道蘇富比拍賣的河北五代王處直墓中的石雕是被偷盜的，他很震驚，因為幾年前他在澳門也買過一塊類似的石雕，但他不知道是被盜文物。現在他願將這塊石雕無償捐給中國政府，不知中國政府是否接受。王立梅立即向國家文物局領導進行了彙報，並致電安思遠，對他向中國政府捐贈被盜文物的意願表示感謝。

2000年6月份，王立梅和董保華副局長參加了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中國考古黃金時代展」開幕活動後，專程赴紐約參加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舉行的安思遠先生捐贈給中國政府中國流失海外文物的交接儀式。他們第一次看到了這件來自河北曲陽五代王處直墓的石雕。這件石雕通體彩繪，雕刻的是一位威武雄壯的武士，武士冠上是一條口中含珠的蟠龍，足踏卧鹿、身著甲胄、手握利劍、雙目炯炯有神，恰似呼之欲出的天神。

6月25日王立梅和董保華護送石雕回到北京，根據安思遠的願望，將這塊彩繪武士石雕捐贈給中國歷史博物館永久收藏。中華文物交流協會也特別授予安思遠名譽理事的稱號。

打通「閣帖」回歸之路

「閣帖」在北京展出亮相之後，各路兵馬紛紛出動，在忙著做閣帖回歸的工作。

上海博物館在幾年時間裡分別請了董建華的妹妹董建平、貝聿銘的妹妹貝伯蒂、大收藏家范季融進行聯繫，但卻沒有成功。北京瀚海拍賣公司秦公托吳爾鹿進行聯繫，與安思遠進行較長時間談判，售價都在600萬美元，安氏不肯讓步。還沒有結果，秦公去世，談判也就告結束。還有中國境內的幾家拍賣行、電影導演都試探要購買「閣帖」，也都因要價太高，沒能談成。

2001年11月，安思遠邀請王立梅去安徽黃山參加他贊助修復的四座明代民居的竣工儀式。安思遠從1991年第一次到安徽黃山，就被皖南地區淳厚的民風，古樸的建築所吸引，同時也對那些年久失修瀕於倒塌的建築甚為心急，他下決心用自己的力量去搶救這些歷經滄桑的古代民居。當他得到安徽省文物部門的支持後，立即在香港成立了搶救安徽民居的基金會。他自己帶頭捐款，並很快就將第一筆修復費用寄達安徽省文物部門，開始了皖南民居的修繕工程。

11月7日他們參加了修繕完畢的第四座民居老屋閣的竣工典禮後，又參觀了已經修復好的長春社、保倫閣和鄭家祠堂。在每座修葺一新的民居中，安思遠如數家珍般向觀者介紹著修繕的情況：那根柱子換了，那根梁加固了，那個屋頂重新翻修了……他熟悉每座民居的一磚一瓦，這幾座民居傾注了他十年的心血，已成為他的精神樂園。看著他興奮、陶醉的樣子，在場的每個中國人無不為之動容。一位72歲的老人，一位靠腰間鋼板支撐著身體，又靠喝酒止痛，每走三五十步就要坐下休息的美國老人，默默無聞地在遠離城市，鮮為人知的皖南小山村中修復中國的古老民居，他到底圖的是什麼？

當天晚上，在黃山賓館的宴會上，安思遠當著大家說：《淳化閣帖》，我要以王立梅的名義捐獻給中國的博物館。」王立梅一聽這話，心中緊張起來，她知道安思遠唱醉了，馬上當眾宣布：「老先生喝醉了，是醉後之言不足為數，諸位不可當真。」

飯後，王立梅和安思遠先生談了很多。安思遠說：我的一切都是中國給的，我也要將一切還給中國。我身體越來越差，我該考慮身後的一些事了。安徽民居的修復我還要繼續下去，總之我希望能多為中國做一些事，《淳化閣帖》我不會給日本人，早晚會讓它回到中國。

2002年5月份，王立梅應邀赴聖保羅洽談赴巴西舉辦中國文物展的有關事宜。在途經紐約時，王立梅又一次拜訪了安思遠，再次談到《淳化閣帖》，王立梅提到中國的博物館還是希望收回這件文物，但交換看來是不行了，很想知道這件文物的出讓價格。安思遠說：這件文物已經有很多人表示願意收購，我給他們的開價都是600萬美元，如果中國政府買，550萬美元，如果您王立梅出面買那就是450萬美元。

也是在這次，安思遠又將一件西周青銅器「歸父敦」送還中國。安思遠告訴她說，在整理他收藏的青銅器時，發現這件「歸父敦」就是中國《文物》月刊1985年第6期中刊登的河北唐縣出土的那件文物，說明是被盜文物。這是他前些年在香港市場買的，他願將這文物捐贈給中國政府。王立梅回國時，將這件青銅器帶了回來，現已交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上海博物館：我們接受450萬美元的價格

上海博物館經過幾年的努力，《淳化閣帖》的回歸仍沒有結果，汪慶正就請北京嘉德拍賣公司總經理王雁南想辦法把《淳化閣帖》找回來。王雁南請吳爾鹿去和安思遠商談。安思遠說：《淳化閣帖》只賣給中國。中國要買《淳化閣帖》，非得王立梅來才能辦成。王雁南邀請王立梅，準備共同去美國購回《淳化閣帖》。這時國家文物局領導作了指示：接受以往的一些經驗，《淳化閣帖》回歸不經過拍賣行這一關。王雁南才取消和王立梅同行赴美的計劃。

據吳爾鹿告訴我，張德勤在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時，1988年到美國訪問，曾對他說：收迴流失在國外的文物，國家現在沒有能力辦這件事，可先動員在美有錢的朋友收藏，讓祖國文物暫有寄宿，將來是要購回的，文物一旦進入美國國家博物館就別想再回歸了。

應美國亞洲學會的邀請，王立梅於2003年4月初赴紐約參加「中、日、韓文物出口政策研討會」，並在會上介紹中國關於文物出入境的相關法規和追索被盜文物的情況。行前的3月底，她赴上海參加「國際博物館館長高層論壇」，上海博物館汪慶正、顧祥虞兩位副館長拜託她代表上海博物館和安思遠談一談，如果價錢合適，上海博物館準備買回《淳化閣帖》。他們同時還告訴她資金已全部到位，只要能談下來，上海博物館可以馬上付款。

在此之前，北京的一家拍賣行知道王立梅與安思遠有很好的關係，也希望她能幫助他們將《淳化閣帖》買回來。但王立梅知道如果經過拍賣行，價格肯定會成倍地翻上去，就像去年國家買回的《硯山銘》那樣。《淳化閣帖》的最終歸宿只能是中國的博物館，國家用來搶救流失文物的錢本來就很有限，增大博物館的開支，她於心不忍，所以拒絕了那家拍賣行的要求。拍賣行的總經理不無遺憾地說：我以為你已經退休了，立場應該轉變了，沒想到你還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你一點不考慮自己的利益。

離京前，王立梅和蘇士澍專程去拜望啟功，並告訴啟功這次赴美要爭取將《淳化閣帖》帶回來，否則世事難料，《閣帖》有可能流入他鄉。啟功十分支持她的想法。王立梅守口如瓶，啟功和蘇士澍都不知道她是受了上海博物館的委託。蘇士澍還將文物出版社已經印刷好的安思遠藏四卷「閣帖」宣紙本中剛剛裝訂的《閣帖》第六卷，還留著沒有切的毛邊本，托她帶給安思遠看看。蘇士澍說：待其他幾卷全都印製好，再送給安先生一套，閣帖真的回來了，複製的還可以給他留作紀念。

2003年4月7日晚，在安思遠家，王立梅明確地向他提出收購《淳化閣帖》，希望他給一個合適的價格。安思遠告訴她：我只希望《淳化閣帖》回到中國，所以我對日本人開的價是1100萬美元，對其他中國人開的價是600萬或550萬美元，但我發現你們中國的拍賣行也不都是為了中國，據我了解有一家拍賣行就是準備把這件文物賣給比利時人。我知道您是為國家買，給您的價格是450萬美元。當天晚上王立梅給汪慶正打了電話，彙報了會談的情況。

紐約，4月9日上午王立梅正準備去見安思遠時，接到汪慶正的電話，他說：為了避免夜長夢多，我們接受450萬美元的價格，你這次把東西帶回來吧。這是汪慶正和陳燮君商量後決定的。陳燮君此時正在美國訪問。

於是，王立梅通知安思遠，接受這個價格，並提出這次希望能將東西帶回去。安思遠表示同意。當天晚上，在安思遠家，王立梅對四卷《淳化閣帖》進行了驗收。原來，自1996年秋天在北京展出後，安思遠再沒打開過這四卷《閣帖》。為了她攜帶方便，他又專門找了一個旅行包。由於這是一件極其珍貴的文物，按安思遠的說法：如果是其他人不先交200萬美元，我是決不會讓他動的，但對你，我是絕對信任。但她考慮這畢竟不是一般的東西，面對安思遠的信任，她還是按規則辦事，由北京歌華集團駐美辦事處出面做擔保。

4月11日上午，冒著大雨，王立梅和在紐約的兩位好朋友殷尚瀛和翁晉興一起去安思遠家，將已包裝好的《淳化閣帖》取走，然後直赴機場。

王立梅乘民航CA982航班回國。由於SARS的影響，去中國的客人不多，周三的航班取消了，那天的航班是兩個航班合併的旅客，幾乎滿員。殷尚瀛特別找了她在民航辦事處的朋友溫小姐，請她把王立梅換到一等艙。她將所有的東西都託運，手裡只拿著放文物的旅行包。飛機晚起飛一小時，兩位朋友就一直陪著她在休息室等候，一直到順利過了安全檢查，他們才放心地離去。

手裡提著這不顯眼的黑帆布旅行包，王立梅從容地登上了祖國的飛機，她心裡踏實了，默默地念著：八年了，終於實現了啟功老人的，也是她自己的夢想，把《淳化閣帖》帶上了回歸祖國的旅程。一路上她一點睡意都沒有，生怕旅行包被人拿走，一會摸摸旅行包在不在，一會又瞧瞧旅行包被移動沒有。空中小姐看她一直沒睡，一遍遍地問她有什麼不舒服或有什麼需要。她們哪裡知道，她身旁放著價值450萬美元的國寶，她怎能安然入睡。

北京時間4月12日晚6點50分CA982航班經過13小時的飛行，平安抵達首都機場。有幾家文物機構前來迎接，都想得到《淳化閣帖》。

王立梅在心中問道：「你們的收購報告寫了嗎？你們知道它的價錢嗎？你們的錢到位了嗎？你們知道不知道我是受上海博物館的委託，是專程為他們去買的？」誰也沒給，她抱著《閣帖》上車走了。

原來，這是一個誤會。王立梅是秘密去美，在往返的電話中連宋拓《淳化閣帖》幾個字都不敢提，雙方都有竊聽，萬一在機場的路上有人搶劫怎麼辦？後來還是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出面說明，才消除誤會。

第二天上午，王立梅給啟功打了電話，向他報告《淳化閣帖》已經永遠回到了祖國。啟功高興極了，一再說這太好了，這是真正的國寶回歸呀！

4月14日，王立梅將《淳化閣帖》送到上海博物館，汪慶正和上博的六七位書畫專家當晚進行了查驗。汪慶正用他收藏的20世紀20年代珂羅版印製的《淳化閣帖》與宋拓《淳化閣帖》一卷卷地進行查對，逐一對照每卷的印章、題跋。看到第七卷時發現少了三頁，當時汪慶正的臉色都變了，大家都很緊張，馬上查看第八卷，發現多了三頁，正好是第七卷少的那三頁，這下大家才放下心來。經過仔細查看，驗明正身，確認這四卷「閣帖」是存世的最善本。

四卷「閣帖」回歸的消息傳出後，還有人故作驚訝地說：「原先不是說要捐獻嗎？現在怎麼要用450萬美元購買了呢？」王立梅聽了這話，只是黯然一笑。對安思遠的醉後之言，她早已作了預防性的說明。

在北京採訪時，蘇士澍對我說了這樣令人深思的話：「這是一種不可理喻的心態，在文物徵購上，不能再奉行『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哲學原則了。如果當年能順利辦成交換的事情，今天何必再花450萬美元呢？」

談到這個小小的插曲，啟功也有些不平地對我說：「為了閣帖的回歸，立梅大姐受了不少委屈。」雖是語氣平和，卻表示了他對王立梅的推重。

「閣帖」與海派文化

「閣帖」第六、七、八三卷在清代最後一位收藏者為江西臨川李宗瀚，但在它流出境外之前，在國內的最後落腳點是黃浦灘頭。在以往的介紹中，都以為這三卷閣帖為李宗瀚的後人李瑞清收藏，這一說法的根據是李瑞清閣帖三卷本後的題跋。

「閣帖」三卷從李氏家中散出，歸蔣祖貽、周湘雲遞藏，仍然沒有離開上海。周湘雲是上海灘的房地產大老闆、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古物書畫，請趙叔儒為「掌門人」，藏品以青銅器及書畫為最精。青銅器藏有阮元的「家廟四器」，所以有「二簋二敦之齋」；書畫藏品中以唐懷素的《苦筍帖》和宋米友仁的《瀟湘圖》卷最為著稱，故又名其室為「寶米室」。《閣帖》三卷上留有周湘雲的「古寧周氏寶米室秘笈印」、「湘雲秘玩」、「雪龕銘心之品」三方收藏印。《閣帖》三卷當時就藏於周湘雲的故宅，即現在青海路中醫門診部的那棟花園洋房。周湘雲逝世後，《閣帖》三卷就銷聲匿跡。但徐森玉一直認為此帖仍在周家。所以在1949年後，徐森玉任上海文管會主任時，凡是徵集周湘雲所藏，都是他親自上門，幾經磋商，周夫人施彤昭答應出售兩隻西周齊侯罍。其中一隻在展出時，被郭沫若看中，無償地調撥北京入藏國家文物機構。接著，徐森玉又從周家為上海市文管會購進懷素的《苦筍帖》及米友仁的《瀟湘圖》卷，共計價人民幣兩億元(相當於今日的兩萬元)，但就是不見《閣帖》三卷。正因為如此，所以徐森玉才關照他的秘書汪慶正要注意《閣帖》的下落。

《閣帖》三卷和上海有不解之緣，在它銷聲匿跡六十年後，今天又回到上海，又給海派文化增厚了充實的基礎。當年看到過《閣帖》三卷唯一健在的只有周湘雲的侄子周退密，他現在已是九十高齡的長壽老人了。

「閣帖」不只是在上海留腳駐足，上海還曾經翻刻過三部閣帖。據上海博物館楊嘉祐介紹，在明代，上海翻刻「閣帖」有三個版本，一是「潘允亮自摹宋拓本刻石」的《潘氏淳化閣帖十卷》，二是顧從義借潘氏所得賈似道藏本摹刻的《顧氏淳化閣帖十卷》，再就是褚爾昌所刻「補入周秦兩漢舊跡」的《褚氏淳化閣帖》。

潘允亮是上海老城廂內豫園主人潘允端之弟，字寅叔，別號樗庵，是明嘉靖南京刑部尚書、左部御史潘恩的第三子。潘家是上海的望族，有「潘半城」之稱，收藏書畫古玩甚多。潘允亮娶浦東三林塘太僕寺少卿儲昱的女兒為妻。儲氏南園中有名石玉玲瓏，儲昱晚年摩挲此石以自娛，因無子，歿後，潘允亮和兄允端，將此石運過黃浦江立於豫園，為園中一景，至今為人觀賞。潘允亮刻本是根據賈似道的藏本，卷一有摹賈似道印章，還有賈氏收藏常用的「悅生」葫蘆陽文印、「齊周密印章」等印記。

顧從義家是書香門第，顧從義的曾祖顧英任廣南知府，伯父定芳，精通醫術，嘉靖時御醫，其兄顧從禮，光祿寺少卿，首先上書請築上海城牆並捐粟四千石。從義字汝和，因得米元章硯，自號硯山，喜收書畫並善於鑒別，能詩，有《硯山山人詩稿》。看來，顧家不如潘家的官大，也不如潘家的地位顯赫，但在當時士大夫中，影響超過潘允亮。《顧氏淳化閣帖》一說是顧從義借潘氏藏賈似道本摹刻，「此本亦稱精善，與潘刻本相同，惟字略肥。」另有一說是：顧氏家有宋拓本，請文徵明父子摹刻，一時爭重，而潘氏待顧刻成後，購得初拓本鐫刻，可以亂真，顧從義以家藏玉塊印之，以辨真偽。古人的是非，我們沒有必要再去參與爭辯了。

《褚氏淳化閣帖》為褚爾昌刻。其六世孫褚華在《滬城備考》中記載云：「蘭汀公諱家祚，字爾昌，幼從兄之官西安，萬曆初寄籍為拔貢生。公工詩，尤善鑒別金石文字，秦中故多三代碑刻，故收藏倍於滬中潘陸(還是顧？)兩家。有家刻《淳化閣帖》，其補入周秦兩漢人舊跡，為時所珍。」《褚氏淳化閣帖》的狀況是怎樣的？褚華又記道：「蘭汀公所刊淳化帖，皆有跋尾可辨，小臣公筆記云：《淳化閣帖》，顧從義家藏石版，字肥，今初拓甚為珍貴。潘氏亦有版，字少瘦，亞於顧帖，爾昌公素留心博古，摹勒帖版亦可觀，今歸之徐蔭君矣。」褚氏門祚遠不及潘、顧，故刻石事，有關記載資料甚少。所刻閣帖是依據哪個拓本翻刻？補入的周秦兩漢舊跡又是什麼？今天都無從查考。

從閣帖與上海的關係來看海派文化的底蘊，不由使我想起「海派」和「京派」的爭論上來，這個爭論持續了幾十年，近幾年爭論得尤為激烈，竟然出現了「海派文化專家」。仔細研究這個爭論，在一些著述中，可以看出所謂的「京派」與「海派」還沒有跳開京劇與繪畫的兩個範疇，近兩年又擴展到「上海人」與「北京人」的爭論。所謂海派文化並不是自鴉片戰爭之後，通商口岸開通的「租界文化」、「洋涇浜文化」，海派文化的底蘊深得很，古吳、越文化，南朝文化以及近代的名門望族、學者移居上海的移民文化都是海派文化的根基，南京藝術學院金丹的《阮元與淳化閣帖》一文對我甚有啟發。

阮元(1764-1849)是清代著名學者，乾嘉學派的最後重鎮，他創造性地提出書法史的南北分派，他的兩大流派是建立在地域的基礎上，一為南派(即帖派)，一為北派(即碑派)，以東晉南朝為南派，以十六國、北朝、隋代為北派，兩派並行發展。由於唐太宗的推崇，「始今王氏(羲之)一家兼掩南北矣」，至宋《閣帖》盛行以後，世間就不知有北朝書法了。阮元認為：「閣帖盛而碑版晦，碑版晦而書派紊。此等舊碑存世，尤可印證，吾言再數百年，無知之矣。」因此，他「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對以「二王」為中心的書法傳統提出了公開的挑戰。由於阮元的提倡，清代嘉道以後，「二王」書風真的被北碑書風所掩蓋，於是帖學也漸漸失去真相，最後導至中國書法史上以「二王」書風為主導的帖學傳統的丟失，在當今海派書法家中有人懷疑王羲之會不會寫字的問題。

《淳化閣帖》的回歸，上海博物館為此展開的一系列活動，其意義不再局限於《閣帖》回歸的「本事」，對海派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會有許多啟發。 （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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