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訶德人物形象解析
堂吉訶德簡介解析
堂吉訶德是十七世紀西班牙偉大作家米蓋爾德;塞萬提斯;薩阿維德拉(1547— 1616)的名著《堂吉訶德》中的主人公。這個堂吉訶德是一個沒落的鄉村紳士，本名叫吉哈那，年近50歲，身材瘦削，面貌清癯，體格還算強健。他閑來無事就埋頭看騎士小說，看得愛不釋手，津津有味。因為如此的痴迷，他竟變賣了好些地產，把能弄到手的騎士小說全搬回家。他讀得入了迷，竟失去理性，想入非非，「滿腦袋儘是書上讀到的什麼魔術呀、比武呀、打仗呀、挑戰呀、創傷呀、調情呀、戀愛呀、痛苦呀等等荒誕無稽的事」。（1）到後來他竟決心要做一個像小說中所說的那樣的遊俠騎士，去行俠冒險，除暴安良，以便功成名就，名傳千古。他照著書中騎士的行事打扮，自已胡亂地拼湊了一副破爛不全的盔甲戴在頭上。他想了八天，為自己取了個中意的名字，叫堂吉訶德，為了替家鄉增光，又把自己家鄉的地名附加上去，自稱堂吉訶德;台;拉;曼卻。他騎的是一匹瘦弱的馬，卻給它取了個高貴的名字叫「駑騂難得」。他又依照騎士的作法，物色了鄰村一個養豬女郎作為自己的意中人，給她取了一個貴族的名字叫「杜爾西內亞」，決心終身為她效勞盡忠。
堂吉訶德三次冒險
堂吉訶德先生先後一共三次出行。第一次單槍匹馬，第二次開始帶上了鄰居桑丘，這是一位裝束粗俗、機靈樂觀的矮胖侍從，騎著一頭蒼老矮小的灰色毛驢。三次出行，他揮著長矛，挎著長劍，夢想著他美麗的夫人，做了許許多多荒唐可笑的傻事：他救了一個挨打的牧羊的孩子，以為是做了一件好事，可是等他走了以後主人對出孩子打得更狠了；他把風車當成巨人，用盾牌遮隱著身體，橫托著長搶衝殺上去，一搶刺中了風車的翅膀，轉動的翅膀將長搶迸作幾段，他連人帶馬被摔得遍體鱗傷；他把修士當成了妖魔，戳著長搶便直衝上去，嚇得修士們落荒而逃；他跟比斯蓋人進行了一場惡戰，被比斯蓋人一劍砍掉了半邊鎧甲；他和二十幾個楊維斯人進行了一場搏鬥，結果是大吃苦頭；他以為店主的女兒便是城堡長官的小姐，並認為小姐愛上了自己的高雅風度，結果遭到一群婦女的無情捉弄；他把羊群當成了敵國的軍隊，衝進去單搶亂刺一陣，當桑丘說那是一群羊的時候，他反而說那是魔法師變的；他釋放了一夥倒霉的囚犯，囚犯不但不感激他，反而揀起石子把他亂打一頓……總之，他的這些行動不但給別人造成傷害，也往往弄得自己頭破血流，遍體鱗傷。在一系列冒險經歷中，他被打掉牙齒，削掉手指，丟了耳朵，弄斷肋骨，但他執迷不悟，一直鬧到險些丟掉性命，才被親友送回家。臨終前，他終於醒悟過來，不許他唯一的親人侄女嫁給讀過騎士小說的人，否則就剝奪她的遺產繼承權。
塞萬提斯塑造的這個堂吉訶德，是世界文學史上非常成功的一個藝術典型，在西方，人們把他和哈姆雷特、浮士德並稱為三個最傑出的典型。《堂吉訶德》之所以被世人評為世界最佳，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對堂吉訶德這個人物形象塑造的巨大成功。
堂吉訶德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有哪些典型的特徵？
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
首先，我們看到堂吉訶德是一個脫離現實、耽於幻想、行動盲目的這樣一個人。他因讀騎士小說入了迷而想入非非，喪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騎士小說的描寫當成現實生活，無視已經發生了變化的時代，企圖以自己的遊俠行為來複活過時的騎士制度，把單搶匹馬打抱不平當做主持正義、改造社會的途徑。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喪失了對現實的感覺和判斷：他把窮旅店當作城堡，把妓女當成貴婦，把理髮師的銅盆當作魔法師的頭盔，把皮酒囊當作巨人的頭顱，把羊群當作魔法師的軍隊。在他眼裡，處處有妖魔為害，事事有魔法師搗亂，因此他到處不分青紅皂白，對著臆想出來的敵人橫衝直撞，亂劈亂刺。結果呢？雖然他是出於善良的動機，懷著滿腔的真誠，但卻只能是四處碰壁，受盡嘲弄和傷害，使自己成為一個滑稽可笑的人物。
最令我們為堂吉訶德感到辛酸的是他的愛情夢幻。《堂吉訶德》中寫了許多的愛情故事，但這樣的愛情故事沒有一件是發生在堂吉訶德的身上。他夢幻中的心上人杜爾西內亞，可以說是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但我們又看到她無時不在堂吉訶德的左右――他成功時夢到她，失意時想到她，寂寞時想到她，熱鬧時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別人對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別人對杜爾西內亞美貌的懷疑; 他在冒險途中遇到過無數個美女，但他認為沒有人能和他的杜爾西內亞相比。直到最終他被擊敗，他還在為杜爾西內亞的美麗辯護――為此，他不惜放棄自己的榮譽和生命。堂吉訶德在最後一次返鄉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經被毀掉的名聲，而是愛情給他造成的傷害――這種傷害當然只有他想像中的杜爾西內亞給得了他。堂吉訶德沒有愛情，有的只是一個愛情夢幻，至多算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但他為此卻受盡了磨難，嘗盡了屈辱，這又是多麼的可笑、可悲、可嘆！其次，我們又可以看到堂吉訶德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他痛恨專制殘暴，同情被壓迫的勞苦大眾，嚮往自由，把保護人的正當權利與尊嚴，鋤強扶弱，清除人世間的不平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許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騎士道，但他對此是如此的迷戀和執著，如此的不可思議，已完全變成偏執;而且這種偏執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經是全部了。因偏執而行為變得瘋狂，於是大家都把他當瘋子，覺得他可笑。但他從不怕人們議論與譏笑，更不怕侮辱和打擊，雖然四處碰壁，但卻百折不悔，一片赤誠，無論什麼都不能使他改變初衷。對於他來說，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說，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無非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活著是為別人，為自己的弟兄，為了剷除邪惡，為了反抗魔術家和巨人等壓迫人類的勢力。他堅信自己的理想，願意一片摯情地為這個理想而盡忠。?我們可以這樣說，堂吉訶德為實現理想而奮不顧身的精神令我們折服，他是一個永不妥協的鬥士。堂吉訶德敢於為主持正義、清除罪惡而忘我鬥爭，不管碰到什麼樣的敵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縮。他把磨坊的風車當作巨人，毫不猶豫地挺槍拍馬衝過去;他把皮酒囊當作巨人的頭顱，不顧一切的提矛殺去;他把羊群當作魔法師的軍隊，縱馬大加殺戳。他跟比斯蓋人進行惡戰，跟楊維斯人進行搏鬥; 他為一個被曾經誘騙她的人無情拋棄的女人，而和拋棄她的人進行決鬥; 他甚至敢單槍匹馬面對一頭兇猛的獅子而毫無畏懼之心。
總之，堂吉訶德敢用自己的行動、甚至生命來捍衛道德、正義和信仰，即使大多數情況下都以失敗而告終，但他這種不屈不撓、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實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
總結以上幾點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堂吉訶德是一個性格複雜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點，又有嚴肅認真的思考; 既荒謬絕倫，又崇高偉大; 既有喜劇性，又有悲劇性，是一個可笑又可悲、可樂又可敬的具有雙重性格組合的人物形象。
堂吉訶德形象的主要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可從兩方面來看：
(一)、堂吉訶德的形象徹底完成了作者賦予其的打倒騎士文學和騎士制度的使命。
13世紀，騎士小說在歐洲頗為流行。到了16世紀後，歐洲大部分國家已經沒有它的市場了，可是在西班牙仍然大量兜售，而且泛濫成災。這種小說結構千篇一律，情節荒誕離奇，都是虛構一個英勇無比的騎士，經曆數不清的驚險遭遇，遇上說不清的愛情糾葛，為國王、貴族去拚命，而最後總能大獲全勝。宮廷和教會利用這種文學，鼓吹騎士的榮譽與驕傲，鼓勵人們發揚騎士精神，維護封建統治，去建立世界霸權，而許多人也沉湎在這種小說中不能自拔。
一直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塞萬提斯親身體會了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給西班牙帶來的痛苦與災難，因此他憎恨騎士制度和美化這一制度的騎士文學。他要喚醒人們不再吸食這種麻醉人的鴉片，從脫離現實的夢幻中解放出來。塞萬提斯曾一再宣告自己的創作動機是要「攻擊騎士小說」，「要掃除騎士小說在社會上、在群眾中的聲望和影響」，「把騎士小說那一套掃除乾淨」。
作者正是通過塑造堂吉訶德這一典型形象，通過描寫堂吉訶德的荒唐行徑，以及他屢屢碰壁、事事失敗的遭遇，生動地說明了騎士的長矛、甲胄已經進了歷史陳列館，逆時代車輪而行必將碰得頭破血流。作者利用堂吉訶德這一形象無情地嘲笑和抨擊了腐朽荒唐的騎士制度和流行的騎士小說，指出它對人的毒害，從而給騎士小說以致命的打擊。實際上，它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自《堂吉訶德》問世以後，西班牙的騎士小說便銷聲匿跡了。
(二)、堂吉訶德身上寄託了作者人文主義的理想，體現出了其時代意義。
《堂吉訶德》這部小說產生在「文藝復興」這一新舊交替的轉折時代里，它表現了新興資產階級的人文主義思想。作者把這些人文主義思想通過主人公堂吉訶德的行為、或借了他的口傳達出來，也就是說，作者把這些人文主義思想灌注到主人公堂吉訶德身上了。
1、作者的這種人文主義思想首先表現為反對封建騎士制度和騎士小說。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作家，基本上都是人文主義者。他們的代表作品都表現出反封建反教會的主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也是這樣。反對騎士制度和騎士小說，實質就是反對封建專制，反對貴族特權，反對那些倒行逆施、不合時代潮流的行為。塞萬提斯通過塑造堂吉訶德這個形象，無情地嘲弄和抨擊了這些行徑，掃蕩了這些毒害人們的思想，加速了騎士小說的消滅。正是堂吉訶德形象的巨大成功，才取得甚至超出作者預想的效果。
2、作者的這種人文主義思想還表現為反對專橫殘暴，追求自由平等。堂吉訶德同情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痛恨專制殘暴，嚮往自由，把維護人的正當權利與尊嚴，鋤強扶弱，消除人世間的不平作為自己的理想。他詛咒他的時代是「萬惡的時代」，「世風日下，邪惡橫行」; 他主張「一切東西都平等」，認為「自由是天賜的無價之寶」，他放走苦役犯是因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當奴隸未免殘酷」; 他還認為人的社會地位的尊卑是暫時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貴。他尊敬婦女，主張個性解放、男女平等、戀愛自由; 他讚揚巴西琉追求愛情的勇敢和機智。這些都表達了人文主義者的心聲。
堂吉訶德對自由、對平等、對愛情、對司法制度，甚至對文學藝術都有新的人文主義見解。在他的荒唐行為中潛藏著高貴合理的因素，使人覺得他是一個大智大勇的人。這也正是讀者所喜歡他，同情他的重要原因。
3、作者的這種人文主義思想還表現為小說所採用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中世紀，封建階級和教會別有用心地漠視文學與現實的關係，他們的作品濫用夢幻、象徵等神秘主義手法，歌頌上帝和天堂。由於「人的發現」和「自然的發現」，人文主義作家否定了中世紀不重視活生生的現實而重視虛無的天國的荒謬。他們熱愛現實生活，深入現實生活，表現現實生活。人文主義文學表現了豐富多彩的人間生活，揭示了錯綜複雜的現實矛盾。塞萬提斯認為文學應是「人生的鏡鑒」，「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範本」。(2)《堂吉訶德》是歐洲近代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
小說圍繞堂吉訶德的三次出遊，隨著他的行蹤所及，以及他的所見、所聞和所思，真實地反映了16至17世紀初西班牙廣闊的社會生活，暴露了封建制度下各種醜惡與腐朽，表現了作者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小說出現過店老闆、妓女、囚犯、公爵、閨秀、農婦、商販、僕人、牧師、公差、理髮匠和牧童等各式人物。從田野到森林，從農村到城市，從客店到城堡，從陸地到海島，我們可以飽覽西班牙的城鄉風光和人民的風俗習慣。作家把統治階級與廣大人民進行對比：一方面是統治者的豪華奢侈，貴族子弟倚仗權勢，強佔民女; 另一方面是千千萬萬的農民衣不蔽體，食不裹腹，從而批判了迫害人的封建制度。《堂吉訶德》通過具體，生動的描繪，真實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國已經百孔千瘡，不可救藥的政治局面。
堂吉訶德遊俠冒險的思想基礎是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希望出現一個理想的「黃金時代」，但現實社會卻是「多災多難的時世」。所以他立志改變這種醜惡的現實，決心「解救一切苦難，經歷一切危險」，於是我們見到了這個充滿人文主義理想的堂吉訶德。
四、最後，談談關於對堂吉訶德形象的不同認識與理解的問題。
堂吉訶德的性格是如此的複雜，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讀者對他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訶德》剛出版時，人們只把它看作一個逗人發笑的滑稽故事，一個小販叫賣的通俗讀物。它最早受到重視是在17世紀的英國，英國小說家菲爾丁強調了堂吉訶德的正面品質，他指出，這個人物雖然可笑，但同時又叫人同情和尊敬；到了18世紀，法國人則把這個西班牙騎士改裝成一位有理性、講道德的法國紳士。到了19世紀，在浪漫主義的影響下，堂吉訶德又變成一個悲劇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一些文學大師對《堂吉訶德》的評價也不盡相同。英國的拜倫慨嘆堂吉訶德成了笑柄；法國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訶德的傷感；德國的希雷格爾把堂吉訶德精神稱為「悲劇性的荒謬」或「悲劇性的傻氣」；而海涅對堂吉訶德精神則「傷心落淚」和「震驚傾倒」。這裡讓我們來看看近一個世紀以來「堂吉訶德」在中國的一些遭遇
20世紀初，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把堂吉訶德帶進中國，不久，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有關同仁就指魯迅為中國的堂吉訶德。於是，引發了關於「中國的堂吉訶德」的爭論。堂吉訶德成了左翼作家討論中國革命之目標與任務的一個切入點。魯迅曾公開辯誣，並藉西歐、俄羅斯等外國作家的解讀，謂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懷疑，以致什麼事也不能做」；堂吉訶德則「毫無煩悶，專憑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魯迅在《解放了的堂吉訶德》的「後記」中說，「堂吉訶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並非錯誤。錯誤是在他的打法。因為糊塗的思想，引出了錯誤的打法」。
魯迅創作的「阿Q」的形象（《阿Q正傳》發表於1924年）被認為有堂吉訶德的影子，但前者顯然只是後者的一個反襯，是一個失卻了靈魂的影子。也就是說，魯迅用阿Q創造了一個反堂吉訶德。無論怎樣，堂吉訶德有純粹的理想主義在當時已成為普遍的共識了。
如果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堂吉訶德》在中國的接受具有文學和政治的雙重色彩，那麼八九十年代的探討就顯得十分的形而上學了。「文革」前後，楊絳先生首次依從馬林校勘本從西班牙語原文翻譯了《堂吉訶德》（首版於197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由於中國社會逐步進入了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時代，物質主義的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精神的錯位、理想的失落。於是堂吉訶德又一次成為人文學者關注的對象。以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1993）為代表，堂吉訶德的衝動在中國逐漸轉化為形而上學的思考。錢理群在這一著作中把堂吉訶德精神放大為民族借鏡，提出了「 集體堂吉訶德」等概念。也許，中國又到了急需堂吉訶德的時候。也許，錢理群從中國現代歷史的某種集體盲動性看到了發動新啟蒙運動的可能性。但是，一如水落進水裡，他的意圖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倒是受出版市場的驅動，又有十餘個譯本在神州大地上相繼問世，從而使《堂吉訶德》這塊精神畫餅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繼續貌似風光地孤獨著。於是，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企圖在當下現實洪流中猶如一滴渺不可見的水珠，旋即無聲無息、無影無蹤了。再讓我們回到2002年諾貝爾文學院的那一次民意評選上，就一些人對評選結果的解釋來看人們對堂吉訶德形象的理解與爭論。
2002年6月21日《文匯讀書周報》登載了楊正潤先生的文章《如果沒有堂吉訶德》，其中說到：英國著名女作家多麗絲&S226;萊辛說作家們之所以投下這一票，是為了激起「應當被稱之為受過教育的野蠻人」，「迷戀於電視和遊戲機的年輕一代讀書的渴望」。這個說法就涉及到了這次評選活動的文化意義和文學的社會作用問題。具體地說，這次評選活動的主旨是對於堂吉訶德精神的呼喚，也就是對於英雄和英雄時代的呼喚。正如楊先生在文章的結尾處所說：「我想，這恐怕也是反映了作家們的一種共同願望：在一個英雄被淡忘、崇高被消解、理想被蔑視的時代，一個物慾和金錢帶來『野蠻』的世界，讓年輕人也分得一點堂吉訶德的精神吧。如果沒有了『堂吉訶德』，這個世界將會是怎樣一種情景？」
如果評選活動的主旨確如楊先生所說，那麼我認為：楊先生和那「100位作家」對於堂吉訶德精神的呼喚雖無可厚非，而且令人感動，然而，這當中似乎又有許多東西值得懷疑與探討。
首先，用這等「高雅」的方式去喚醒那些迷戀電視和遊戲機的「野蠻人」，可能嗎？他們自有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從現實生活中的搖滾歌星、影視新星、體育明星、時裝模特兒……直到虛擬世界的「伊妹兒」高手、黑客殺手、聊天室至尊、遊戲冠軍……那裡看得上什麼「諾貝爾學會」或「著名作家」？別說是這種「空手套白狼」式的呼喚，便是用高額獎金去加以利誘，恐怕上鉤者也寥寥。而且，只要獎金一到手，十之八九還會接著「野蠻」下去，而絕不會從此便改弦更張。
其次，那些「野蠻人」哪裡是在追求「物慾」的滿足和「金錢」的貪婪？難道他們那種「賠本賺吆喝」的迷狂，不也正是「堂吉訶德精神」的一種體現嗎？難道這不也是一種理想和信仰？如果說不是，那麼，所謂「堂吉訶德精神」的標準又是什麼？誰說了算？「著名作家」嗎？楊正潤先生說：在屠格涅夫看來，堂吉訶德性格最大的特點是「對某種永恆的不可動搖的事物的信仰，對真理的信仰」和「對理想的信仰」。倘以此為標準來衡量那些「野蠻人」，他們的理想和信仰自然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所謂「真理」或「信仰」的標準又何在呢？真有「對某種永恆的不可動搖的事物的信仰」嗎？而且這是可以強求的嗎？如果真理與信仰的標準是可以與時俱進，因時而變的話，那麼，在以小康為奮鬥目標的信息化時代，追星與上網又何嘗不是一種理想與信仰？至少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種生活方式，無論你如何地厭惡它、詛咒它或千方百計地抑制它、引導它，恐怕都無濟於事。堂吉訶德的確是一個忠實於理想與信仰的實踐者，說他是「一位充滿熱情的戰士」並不過分。但是，如果不問他忠實的是什麼樣的理想和信仰，而一味地讚美和推崇所謂的「堂吉訶德精神」，那麼第三帝國的納粹或大日本帝國的神風敢死隊，又何嘗不是高揚「堂吉訶德精神」的「充滿熱情的戰士」呢？在那些死硬的納粹分子和日本右派的心目中，第三帝國和大日本帝國，又何嘗不是他們的英雄時代？
如果說，只有忠實於正確的理想與信仰的戰士，才算是「堂吉訶德精神」，那麼，堂吉訶德本人是否具備真正的「堂吉訶德精神」，可就成了問題。堂吉訶德就是一個沒落的紳士地主和迷戀騎士制度的沒落騎士。那麼，所謂「堂吉訶德精神」究竟是在美化沒落的騎士制度，為衰敗的英雄時代唱輓歌；還是在嘲諷騎士制度和騎士小說，借題發揮地為「反抗一切敵視人類的力量」唱讚歌呢？當然，這是個見仁見智，大約永遠不會有統一答案的問題。而且，正如巴爾扎克出於保皇和為貴族時代唱輓歌的目的去創作《人間喜劇》，卻絲毫無損《人間喜劇》的偉大歷史價值一樣；無論塞萬提斯的創作動機究竟是什麼，同樣不會影響《堂吉訶德》在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
所以，關於堂吉訶德的形象，既有它的矛盾複雜性，又有它的模糊性。對它的解讀，總會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異。對它可以進行引申，但不可絕對化。
總之，堂吉訶德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概括力。他身上各種突出而又錯綜複雜的品質給了人們太多的解讀與聯想，人們可從不同的視角賦予其形象獨特的意義，從而，堂吉訶德的形象也就有了恆久的價值與魅力！
五、從堂吉訶德這個形象身上我們看到了塞萬提斯的什麼？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看到，堂吉訶德的行為荒唐可笑，完全是因為受騎士小說的毒害，他所乾的事也多是騎士的作為。但堂吉訶德奉行的原則又並不全是騎士制度那套虛偽的東西，他外出遊俠，既建立騎士的榮譽，也除暴安良，救世濟人，主持正義，清除罪惡。堂吉訶德的同情心是在那些受壓迫、受欺負者的一邊的。他的騎士道精神的外衣下，包含著許多人文主義思想的內容。這就是堂吉訶德性格中的矛盾，而堂吉訶德的矛盾就是作者塞萬提斯本人世界觀的矛盾的反映，也是人文主義理想與西班牙社會現實之間矛盾的反映。
塞萬提斯的時代是一個充滿矛盾和變數的複雜的時代，這也決定了塞萬提斯的矛盾與複雜。塞萬提斯以歌頌女王的十四行詩步入文壇，卻以貧病交加了卻一生 (雖竭盡全力，仍不能躋身於宮廷詩人行列，於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藉小說聊以自慰。當時，小說作為一個新興的體裁尚未得到上流社會的承認，處在巴洛克鼎盛時期的詩歌界和戲劇界大都視小說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劣等藝術)。他參加過抗擊土耳其海盜的戰鬥、也曾隨軍駐防那不勒斯，卻總是懷才不遇，以致多次上書國王請求職位(或到新大陸效命)未果。他曾被海盜虜至阿爾及爾並先後遭受5次牢獄之災。他在阿爾及爾被關5年，回到祖國後又接連被捕入獄(第一次是在擔任軍需期間，被告非法徵收穀物；第二次是在擔任稅吏期間，因儲存稅款的銀行倒閉而涉嫌侵吞稅款；第三次是無力為女兒準備足夠嫁妝；第四次是門前有人被殺)。這就是塞萬提斯坎坷的一生，這坎坷的經歷形成了塞萬提斯矛盾複雜的世界觀，再加上塞萬提斯本身博覽群書後那理想化的書生氣質，以及16世紀由盛轉衰的西班牙現狀，這必然地催生出了這樣一個堂吉訶德。
所以後人讀《唐吉訶德》，總是自然地以為唐吉訶德說的正是塞萬提斯自己，這就不足為奇了。可以這樣說，堂吉訶德既是作者諷刺的對象，同時又是作者理想的化身。這真是文學史上少有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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