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里的日本間諜網辦報自己罵自己來換取情報

文史 09-27

1937年淞滬會戰以後，上海華界被日軍完全佔領，租界便成為了被日軍包圍的「孤島」。日軍不但在上海租界舉行了史無前例的「勝利行軍」，更將魔爪伸進了租界，秘密的在租界內組建起了自己周密的間諜網路，通過各種方式竊取抗日情報。

上海的日本間諜，為了能夠掌握租界內的各種活動情況，利用汽車車牌作為他們了解的線索。他們派出大量的情報人員，對租界內各個旅館、飯店、公司，尤其是在租界內的各類機關，每天都對停放在這裡的汽車車牌進行抄錄製表，並進行分析。一旦發現車輛可以，便對車主的姓名和住處進行查詢。

日本間諜通過這樣的方式最大的收穫就是可以及時的掌握重要人物來到上海的情況，各種聚會的性質以及參與人員名單。同時通過汽車車牌的查詢，日軍也能夠掌握滯留在上海的工商屆與銀行業主要人物每天的動態，去了哪裡，與什麼人接觸，都被日本間諜詳細記錄的表格中進行上報。

日本在租界的情報竊取工作，通過電話接線生也是一個重要手段。日本情報機構想方設法的去接近並收買租界里公私機關的接線生。因為接線生是一個機關內情報的關鍵位置，他可以從電話里偷聽到各方面的情報往來。當時位於北京路通易大樓二樓的文獻社在風聲緊急的時候，曾準備將一些重要文件進行安置，就因為在電話里商談了這事，被接線生偷聽後告訴了日本間諜。當天日方便派人前往進行了抄查，而且不去二樓的辦公室，直接前往廚房裡，在堆滿木柴的角落裡，查出了裝滿各種重要文件的箱子，並直接到4樓的秘密辦公室抓人。當時許多人都很驚訝日本人的情報為何如此準確，直到第二天那名接線生就此失蹤後，人們才恍然大悟。

日本人獲取情報的手段還遠不止於此，可以說極為狡詐，甚至不惜辦抗日報紙，來偵探各類反日機關的秘密。當時位於上海愛多亞路的《華美晨報》，經理為金學成，總主筆為王人路，總編輯為徐懷汝。開始創辦的時候，金學成是受一位友人鼓動，經費也是由友人提供，並叮囑金學成辦報的方針應該堅持抗日，而且抗日的聲調越大越好。當時辦報的幾個人根本沒想到這背後會有什麼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