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改革困局：朝鮮的改革開放
兩隻手組成的銅網陣
為了消除一些老同志的戒心，闡述改革開放的正確性和安全性，鄧小平的表態很明確：「我們搞改革開放，要有兩手：一手搞改革開放，一手搞『四個堅持』、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在已經運轉了幾十年的封閉體系內做改革，不僅需要魄力，更需要手法，承諾兩手一起抓就是最好的漸進改革之法。
唯一的問題，只在於兩手抓的輕重。
這句話擲地有聲，不僅讓一些持懷疑態度的老同志不能再公開表示質疑，更讓海對岸的一個焦慮的人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對他來說，兩手的問題比在中國更加複雜。與開放思潮對立的集團，正是他最需要的支持者。
直到臨終，金將軍也沒有徹底想明白這個問題。他的繼業者，似乎也被困在了兩隻手組成的銅網陣里。
白頭山頂正日峰 小白水河碧溪流
1982年9月17日，進入執政生涯最後十年的金日成走進了釣魚台國賓館，心裡多少有些惴惴不安。根據中朝雙方禮賓人員的安排，今天他將要見到在中國的改革春風背後真正的操盤手鄧小平。中方符合規格的接待者應該是胡耀邦，不過金日成顯然並不滿足於此，而是強烈要求與鄧再見一面。
同樣的會面，兩個人的目的卻有著明顯的不同。金日成感興趣的，是向中國取經，尤其是想聽聽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朝鮮開放的想法。雖然從革命情誼和抗戰背景來看，兩人是平輩，金日成甚至還比鄧小平略高一些，但新經濟思維上，拜鄧為師並不丟人。
其實兩人緣分遠不止這一次會面。1978年，當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代表中國前往朝鮮參加30周年慶典時，金日成一直將其安排在自己的身邊，甚至在盛大的慶典活動結束之後還邀請鄧小平參加私人會面。只是那時候金日成的主要目的，還是試圖通過私交的方式確定與新一代中國領導人的關係，穩固中朝友好的狀態。受到8萬名群眾夾道歡迎的鄧小平，對朝鮮的態度怎麼說也差不到哪裡去。
那時候的中國是一個站在命運十字路口的大傢伙。經歷了十年浩劫的國土仍然沒有從經濟廢墟中蘇醒，在領袖謝世後更是陷入了激烈的路線之爭。鄧雖然復出，能否穩住局勢，以及通過什麼方式穩定局勢都是外界所看不透的。不過好在步入晚年的金日成遠不是外界想像得那樣暴戾、自大，而是保持著充滿好奇的開放心態在觀察中國的變化。
金日成的開放心態，也許源於他對自己國家情況的清楚認知。
1970年代初期的朝鮮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在蘇東陣營國家的援助和中國的幫助下，這個在戰前工業基礎就很良好的國家，快速完成了工業化，原材料和重工業兩頭都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成績。那時候的金日成非常開放，經常向全世界公布朝鮮獲得的工業成就和國家經濟產值。在日本經濟學家的眼裡，朝鮮的爆炸性增長令人震驚。
於是在1970年，朝鮮勞動黨正式宣布朝鮮已經從農業國家成功轉型成了工業國家，並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國民經濟六年計劃，要求每年必須達到14%的工業增長率。
而且，這種增長還不是單純的產量增長，而是在技術方面要求有跨時代的革新，領先世界。朝鮮的開放程度也大大加強，1971到1974三年間，對外貿易額翻了八倍，儼然有要融入世界經濟分工的樣子。
然而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世界油價瘋漲。其實這次危機原本是一眾中東產油國用來制裁包括美國、西歐、日本等國在內支持以色列的發達國家的措施，卻沒想到引發了連鎖效應，石油危機席捲了朝鮮這個全世界唯一不承認以色列的非伊斯蘭國家。
石油危機對朝鮮的作用是雙重的：昂貴的油價使得蘇聯的廉價石油流向了出價更高的歐洲而非伸手黨朝鮮；發達國家的工廠無法開工讓朝鮮賴以為生的原材料出口產業大受打擊。
經過二十年艱苦奮鬥建設的工業化成果，因為一個遙遠的外部擾動，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這對金日成來說當然打擊巨大。而且這一輪危機，一直到1980年代前期都還沒有得到解決。封閉式的經濟體系，無法完全自主的產業結構對朝鮮的傷害，金日成是看得出來的。
而隔壁的中國，已經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讓金日成好奇的是，如何在保持意識形態的同時賺到真金白銀呢？
一位青年將軍 飛身躍上山坡的岩石
為了取到真經，給佛祖點一根煙是不成敬意的，金日成就在1982年的這次會見上，給自己的平輩點了一支煙。從他的角度來說，也是學到了一些真東西。鄧陪著金參觀了四川的都江堰，一路上把他對中國開放的設計基本和盤托出，大大開啟了金日成的思維。
但這種成熟政治家之間的友情，總是會被一些年輕人不屑。那年41歲的金正日態度就不是很積極。
在金日成訪華回國一年之後，已經確立了接班人身份的金正日帶著國防部長秘密來到中國，接受了鄧小平的接見。如果能說服金正日也接受改革開放的思路，那麼鄧就可以對之後的中朝關係感到放心了。可惜事與願違，金正日對鄧的親授並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只問了一句話：「如果朝鮮半島再次發生戰爭，中國會援助朝鮮嗎？」
如此敏感的問題，當然不是鄧所願意回答的，雙方最終不歡而散。
金正日對原有體制的驕傲是有道理的。就在朝鮮經濟最困難的1970年代初，金正日曾經使用社會主義體系內的方法解決了朝鮮經濟增長乏力的問題。平壤統一新報社所出版的《偉人金正日》對這段歷史的描述頗具傳奇性：
「有一天，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召開了會議。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具體地分析了那年——1974年年度計劃執行情況，指出，每月計劃都未能如期完成，現已到了10月，能否完成全年計劃就成了很大問題，並要大家討論如何完成全年計劃的辦法。能否闖過這一難關，是與保證在建黨30周年以前完成六年計劃有關的重大問題。
……
正在這時候，金正日同志肅然從座位上站起來。人們懷著希望和期待注視他。金正日同志說，看來，現在經濟部門幹部感到很吃力，要由黨中央發動黨組織解決經濟問題。他超人的魄力和堅定的決心，贏得了與會者的擁護和驚嘆。
實際上，精於計算的計劃部門的專業幹部和多年搞經濟管理的得力的國家經濟領導人員對完成那年計劃幾乎都失去信心，只有他義無反顧，為闖過這道難關挺身而出!
會後，金正日同志立即組織「70天戰鬥中央指揮部」親自站在前頭髮起以採掘工業與運輸為中心環節的全國性經濟戰鬥。
這樣，在全國打響了歷史性「70天戰鬥」的炮聲。
在全國範圍，國民經濟計劃每天比戰鬥前超額完成到170％。結果，大幅度超額完成了工業產值比1973年增加17.2％的1974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所有指標，為在建黨30周年之前提前攻佔六年計劃的所有高地開闢了進攻道路。」
由於「70天戰鬥」的成效相當顯著，金正日逐漸將其變成了常規性的活動，把朝鮮的經濟指標拉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245元人民幣，朝鮮卻已達到約600美元，甚至完成了「免稅國家」和福利社會的建設。
換了誰是金正日，都會覺得奇怪：大搞運動如此奏效，開放做什麼？
主體樂園的締造人 幸福的創造者
大概是為了鼓勵群眾積极參与「70天戰鬥」，金正日在同期還主持修建了人民大學習堂、凱旋門、主體思想塔等紀念建築。沒錯，這些平壤的地標性建築非但不是財富積累的象徵，反而是在朝鮮經濟發展最乏力的年代裡搞出來的。在當年的象徵意義，甚至高於它們在今天的旅遊業價值。僅僅從建築本身的角度來看，說一句「勞民傷財」並無不可。
片面地拉動重工業和能源產業，也讓千瘡百孔的朝鮮輕工業受盡了委屈。大量原材料和能源被輸送到了軍工、重工企業，紡織廠卻都拿不到足夠的棉花和化纖。伴隨著GDP的上漲，朝鮮人民卻好像還是沒有米下鍋，也沒有什麼好衣服穿。
但這並不是說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在執政思路上有什麼一定的高下之分。在金日成初登大位的克難時期，運動式的經濟增長也是一個常用的手段。最著名的當然就是1956年開始的「千里馬運動」。金正日的戰鬥，甚至不過是千里馬運動在新接班人手裡的一次外延。
另外，外界公認的GDP本身的水分也非常值得懷疑。
朝鮮官方嚴格控制匯率，只要國內的幣制不發生變化就是一百年不動搖。黑市的實際價格與官方公布的匯率之間相差20倍。這個情況無論是在當年還是在今天都沒有發生太多的變化。如此一來，完成了「戰鬥」的朝鮮所謂的600美元GDP也就是30美元。
年紀稍長的人都還記得1980年代在中國小巷子里插著兜換外幣的「打樁模子」，他們報出的匯價在1：8左右。那中國245元的人均GDP折算下來差不多也就是30美元。
這就叫肩膀齊為弟兄。
千里馬已經餓成了草泥馬，金日成的改革之意已決。但實際操作起來似乎還有些困難。要和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徹底合作，就必須與南邊的韓國和解，但兩國在法理上仍然處於交戰狀態，主動伸出橄欖枝並沒有那麼容易。借蘇聯或是中國的渠道先試著接入全世界的貿易網路還是值得一做的。
於是1980年代的朝鮮，開放程度大大提升，甚至在勞動黨六大上提出了到1980年代末年出口額要增加4.2倍以上。在中國得到了鄧小平真傳的金日成緊接著在蘇聯、波蘭、東德等八個國家跑了一圈，和各國確立了內容豐富的外貿協議。他的外交高明之處還在於，在沒有參加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情況下，拿到了會員才能享受的友好價，還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完成交易。
缺能源的朝鮮，終於找到了蘇聯老大哥的韭菜地，提著鐮刀毫不留情地開始收割。
以重工業為經濟基礎的朝鮮，一旦得到了石油輸血，當場就滿血復活了。整個1980年代，是朝鮮的黃金十年。雖然沒有完全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但適當的開放沒有讓中國這個已經開放的哥哥落下它很遠，一切都還在計劃之中。
啊，朝鮮喲，我要為你爭光
蘇聯解體了。
沒有人知道金將軍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心裡是如何的五味雜陳。少了蘇聯的石油供給，朝鮮黃金十年所擁有的製造業、運輸業、農業機械化全都成了無源之水。多極化貿易的失敗，終究還是讓朝鮮付出了代價。當中國通過改革開放進入了經濟、思想、文化飛速奔騰解放的90年代時，朝鮮卻成為了一個悲慘的無糧國。在人民哀鴻遍野的哭聲中，金日成將軍去世了。
緊接著，「苦難的行軍」拉開了帷幕。
很難統計苦難的行軍過程中朝鮮總共餓死的人數，外界的預估在24~48萬之間。看上去不多，但比照中國的人口規模，即為2000萬人左右。
接管爛攤子的金正日這時候才理解了父親的戰略：對於朝鮮這樣一個小國來說，長期維持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基本不現實，開放是一定要的。但在什麼程度上開放，向什麼方向開放，是長期困擾金正日的一個嚴肅的問題。設法了解中國開放的經驗教訓顯然是一個好辦法。
於是人們看到21世紀之初，金正日頻繁訪華，中國也成為了他繼任朝鮮勞動黨總書記之後唯一到訪的外國。2001年1月訪華期間，金正日近距離觀看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繁忙景象，還參觀了上海通用、寶鋼、華虹電子等幾家製造企業，感嘆「上海與我18年前見到的相比，除了黃浦江濤聲依舊之外，其他地方都『故跡難尋，煥然一新』了。」
這種直觀上的變化，對金正日的衝擊是巨大的。於是他越發頻繁地來到中國考察，把中國享受到第一波改革開放紅利的大城市北京、廣州、珠海、深圳、武漢都看了個遍。甚至連在市場經濟衝擊下頹靡的東北，金正日也誇讚「看到這裡的巨大變化和喜人發展，深受震動，感觸很多」。
2002年，朝鮮推出了大幅調整物價和工資的經濟改善措施，少量調高物價和工資，取消了最低生活保障。工廠的主管也被允許根據市場的需求制定生產計劃、按照勞工的勞動價值發工資。誰也沒想到，這座平均主義的最堅固堡壘居然出現了一絲裂縫，人們可以從裡邊看出不少按勞分配的光線了。
不止如此，7.1改革還包括默許一些小商販自行組織黑市，政府在暗中提供保護和管理。傳統的分配製度讓位給了貨幣購買制度，只要有白花花的銀子，市場上的吃喝用度就不是問題。
外貿方面，中國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占朝鮮外貿比例從98年的28.6%上升到了11年的88.7%。金正日也頻繁和韓國接觸，與金大中與盧武鉉留下了兩段南北和談的佳話，開城工業園區也應聲開幕。且不論因為朝鮮核試驗和韓國右翼政府上台而導致的外交震蕩，最起碼誰都能看出來金正日對外界是真的有興趣了。
也許這是因為一個男人成熟以後，多少都會認可奧克肖特的這句話：
「在政治活動中，人們是在一個無邊無底的大海上航行；既沒有港口躲避，也沒有海底拋錨，既沒有出發地，也沒有目的地，他們所做的事情就是平穩地漂浮。大海既是朋友，又是敵人，航海技術就在於利用傳統行為樣式的資源化敵為友。」
一片紅心盡忠誠 獻出咱一生
但改革真正的敵人從來不是外部的驚濤駭浪，而是船上的船員。在朝鮮，由於長期的孤立對峙狀態，軍方已經成為了一個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團。而軍從來都是與商難以和平共處的，蓋因商界所需的狡猾與自由是軍隊最忌諱的東西——類似的還有軍與學之間難以彌合的矛盾。
若非得到改革後利益上的保障，要讓軍方同意徹底的開放政策，難如登天。不用說商業氛圍和對外開放會讓軍隊的社會地位下降，就算是把工業體系從軍工向輕工轉移，都要遇到巨大壓力——砸了家屬的飯碗，還能指望他們的支持么？
所以我們能看到金正日甫一上台的1995年，第一次提出了「先軍政治」的理念，讓國家發展緊密配合軍隊的需要而存在。這與他後來的開放思維是如此刺目的對比。這就是朝鮮特色的「兩手都要抓」——抓經濟，更要抓軍心。
金日成的改革壓力，很大程度上也來源於此，甚至他們個人在改革後的安危都還不算特別值得關注的要點。
通過強調先軍穩定住了軍方，領導人才有執政的合法性，然後才能推行想要的變化，這是朝鮮政治的最底層事實。改革的實施，又不能簡單地一刀了之，必須抽絲剝繭地緩慢進行。看上去風光無限的朝鮮大人物，其實並不好做：承諾在開放經濟的同時，還得保持軍隊建設、維護軍方利益——如前文所述，這在本質上是矛盾的。
更何況，這個世界沒有誰是永生的，人亡會政息。從好的角度來看，這時候新的思路才有出現的可能性；從壞的角度看，人一死所有的此前的努力又會歸為虛無，合法性又要重新構建。
這大概就是黑格爾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我們從歷史中什麼也沒有學到。」的出處。只是人們不一定是不學，更可能是學了也得從頭開始。
現在的這位80後手裡比老父親多了核彈這個籌碼，對軍方的態度能再強硬點。這也是為什麼他的轉變比祖輩父輩都快得多。但在與這些老同志們會面的時候，他大概還是得再強調一句：「我們搞改革開放，要有兩手。」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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