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國際傳播論壇對話紀實

賈文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美國傑普曼大學傳播系終身教授）

張艷秋（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教授、非洲傳媒研究中心主任）

蔣安全（環球時報社副總編輯）

王眉（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對外傳播》雜誌執行主編）

陳龍（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院長）

全球化催生了各類信息的國際傳播，這就為各國的深入對話與交流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但國際傳播場仍然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西方國家一直掌握著主流話語權。而伴隨中國經濟的崛起，需要與之匹配的中國話語建構。理清當前我國國際傳播的現狀、探索提升國際傳播能力的新路徑、建構國際傳播研究中的中國話語，成為我們亟須解決的問題。

在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對外傳播中心舉辦的2018年國際傳播論壇上，各位專家就上述話題進行研討，現抉其要點，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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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外傳播面臨複雜形勢

蔣安全：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第七部分「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中對我們的國際傳播工作提出明確要求：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文化軟實力。

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次把「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寫入黨代會報告，它不僅指明了我們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目標方向，也告訴我們要傳播什麼，如何去傳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對外傳播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南和根本遵循。

中國共產黨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而在今天這樣一個人類命運日益休戚與共的時代，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離不開世界人民的支持。必須讓世界充分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和平發展現狀，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否則，別人就可能會套用修昔底德陷阱那樣本屬於西方的歷史邏輯，帶著驚恐眼神來看、用妖魔化的語言來論、用極端的手段來遏制中國的復興。因此，我們必須在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敘事語境下講好中國故事。

2008年，時任總書記胡錦濤在考察人民日報社時就曾表示，「當前，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還沒有根本改變，新聞輿論領域的鬥爭更趨激烈、更趨複雜」。近些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西強我弱」的國際傳播格局已經並正在繼續得到改觀，但我們仍需繼續努力。

張艷秋：近年來，隨著我國國家媒體「走出去」，中國的新聞理念也被西方及非洲業界、學界所關注。尤其自2012年以來，隨著中央電視台非洲頻道在非洲大陸設立製作中心及播出，我國媒體的對非傳播上了一個新台階，但也遭遇了不少質疑。例如，有非洲學者就擔心中國媒體在非洲的播出，會不會改變非洲大陸的新聞理念及傳媒生態，會不會威脅到非洲本已脆弱的政治體制等。當然，也有一些非洲學者認為中國媒體傳達了與西方媒體不同的聲音，並對西方媒體形成報道視角的補充。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及西方學者傾向於把西方「看門狗」式的批判性新聞理念與以「積極」「正向」報道為導向的中國新聞理念對立起來，無形中導致我們的對外傳播處於話語及價值認同的「孤立」狀態。對此，我認為以「積極報道」來定義中國在非傳播過於簡單化，而關於中國媒體傳播史報喜不報憂的宣傳論斷具有片面性。

長期以來，在衝突性及批判性新聞框架下，西方媒體中的中國及非洲難以擺脫負面刻板印象；與此同時，中國和非洲國家又亟須通過經濟等交流合作實現和平與發展的共同訴求。面對西方主流媒體的負面報道，中國國家媒體責無旁貸地要發出聲音，要講述全面、真實的中國故事。與其說這是必要的反擊，不如說這是在全球化時代重新建構中國國家形象及品牌的必然選擇。

然而，如何通過新的學術話語定義中國對非傳播，以此來打破西方學術話語壟斷，如何以新理念和新視角來引導非洲國家重新認識中國媒體及中國對非傳播，是中國國際傳播學者不能迴避的時代課題。

王眉：中國的對外傳播面臨著困境，目前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但其實中國和西方的衝突已經超越貿易層面，或者說貿易戰只是手段和表象。因為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目前已經威脅到了它們的地位，不僅是經濟方面的，而是各個方面。

前不久，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開放未來」欄目開展了一個為期十天的系列辯論。辯論主題是「西方是否要擔心中國的崛起對自由意識形態的威脅」。這恐怕才是更深層次的擔心，有兩個具體事例。

一是炒作「銳實力」。2017年，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指責中國和俄羅斯正在世界範圍內行使「銳實力」，以各種宣傳手段達成文化政治目標。和「軟實力」相比，「銳實力」強調的是獨裁或威權政權利用影響力針對目標國家中的政治環境或信息環境進行滲入、滲透或離間的行為。後來，「銳實力」這個概念被西方媒體、專家學者跟隨炒作、廣泛傳播，一直影響到現在。

二是註冊「外國代理人」。2017年9月，美國司法部要求「今日俄羅斯」電視台在美開設的公司註冊為「外國代理人」。所謂外國代理人，是指接受外國力量的委託和資助，並為其從事某種政治活動的組織和人員。為避免承擔刑事責任，「今日俄羅斯」電視台美國頻道於去年11月在美國司法部登記為「外國代理人」。美國把這把火也燒到了中國。2017年11月，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向美國國會提交報告，報告聲稱中國國有媒體在美國參與「間諜與政治宣傳」活動，呼籲國會要求其在美國的工作人員註冊為「外國代理人」。2017年3月，又有三名美國共和黨議員提議要求將在美孔子學院列為「外國代理人」。如果中國在美國的媒體、孔子學院等機構真的被迫註冊為「外國代理人」，對這些機構的公信力會產生很大影響。

這就是當前中國對外傳播面臨的外部環境，形勢很複雜。

2

西方社會科學與社會思潮發展態勢

賈文山：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是新聞傳播社交媒體方面，西方越來越強調大數據、人工智慧。根據2017年全世界84本SSCI新聞傳播學刊的排行，排名前10名的刊物里有4本刊物專註新媒體。這說明，西方學界仍然在奉行技術決定論、工具決定論。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是，西方的傳統社會科學還需要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消化和本土化，而西方新一代的互聯網和新媒體研究又把原來的學術範式淘汰掉了。不斷更新、追新的技術主義趨勢也反映了西方國家對其他文化的不屑一顧。比如，有豐富和多元的中國文化，有歷史悠久的伊斯蘭文化，有豐富原創文明的俄羅斯文明，這些文明裡有很多社會科學的理論資源還遠遠沒有被充分挖掘出來，去矯正、豐富和發展最初由西方創建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

西方社會科學界還沒有足夠的雙語雙文化能力和研究智力，投入到研究文化、文明裡的學術、社會科學理論資源上來。西方社會也痴迷科幻或虛擬世界，好像只有追求與其他文明不一樣的東西就可以顯現西方的優越感似的。但是這個文明恰恰需要學習和其他文明相處。然而，西方不去平等地了解其他文明，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數理、大數據，純粹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權力。所以現代西方文明最終的追求似乎是權力和優越，通過學術追求知識霸權，最終追求霸權。作為中國學者，我們不排斥新的學科範式、社會化、市場化和學術化，但我們還要積極地鼓勵西方學者能夠平視其他文明，在學術研究中認真地立足紮根其他文明，把其他文明的珍貴之處挖掘出來，以豐富和發展現在已有的知識體系。

陳龍：當前，西方政治經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特朗普上台等首次以所謂「黑天鵝事件」出場，到2018年義大利反建制的五星運動黨成員上台執政，標誌著西方政治急遽轉型，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分離主義、種族主義等社會思潮開始抬頭，並深度影響西方政治格局。在這種背景下，中美關係出現逆轉，合作共贏的大好局面不復存在。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的整體變化，朝野在「美國利益至上」這一觀點上形成「共識」，特朗普在以對華示強方式贏得民意方面屢屢得手，原先圍繞政治正確進行的爭議分歧逐步消失，國家利益訴求成為社會認同的主流聲音。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潮基礎上，「白人至上論」「西方中心論」等老調重彈。美國出現周期性偏離建制派思想的軌道。

當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風起雲湧時，「文明衝突」就不可避免了，作為西方人集體無意識深處強烈的「中國威脅論」時不時會沉渣泛起，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情結。例如，中國與太平洋島國進行的正常經濟往來行為，被澳大利亞解讀為戰略滲透。「對抗」成為西方社會整體的一種「共識」。西方政治的「走偏」是一種政客利用民粹主義謀取政治利益的暫時現象，這需要網民站在全球發展的大格局中來審視這一階段的特殊政治，理解西方整體經濟衰退帶來的心理不適。

如何消解民族主義引發的對抗意識，化解民間的敵對，需要從話語調整開始。長期以來，中國在對外傳播過程中，多多少少存在某種話語思維慣性，我國對外傳播與西方受眾有隔膜的原因，或許正在於這種話語方式的難以調適。這表現在報道民族風情、傳統文化時沒有兼顧到西方受眾的價值觀，比如在個人權益、少數族裔、種族、女性等話題討論時，缺少一些文化認知，造成話語不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最容易煽動的是年輕人群體，而長期以來我國對外傳播過程中很少研究西方年輕受眾心理，因而無法取得理想的傳播效果。

3

由「傳者本位」向「受眾本位」轉移

蔣安全：根據傳播學理論，傳播過程包括以下幾個環節，即：傳者（主體）—訊息（客體）—媒介（渠道/載體）—受者（對象）—反饋（效果）。整體來看，我們媒體國家隊整體的傳播能力還有待提高，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對外傳播的傳者（主體）與受者（對象）的關係。我們處於對外傳播前沿的是中國媒體國家隊，而我們傳播的受者是世界各國人民。這是典型的大眾傳播模式，即通過特定組織，將結構化信息向不特定的大眾傳播。傳統新聞把關人決定著傳播什麼、何時傳播、如何傳播。問題是，把關人根據什麼來決定傳播的訊息、傳播的頻次和傳播時點呢？從現狀看，中國的對外傳播仍然是以傳播主體為本位的，即所謂的「傳者本位」。

那麼，我們傳播的訊息究竟是否為受者所需要，對方又是如何進行解碼的呢？是否與我們的編碼完全一致，中間有沒有噪音、有沒有信息冗餘？傳播主體很少對傳播對象進行訪問，了解他們對信息的需求，了解他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和路徑等。總體上，我們缺乏一幅相對準確的受眾畫像，我們的受眾概念大多數時候是模糊不清的。如果從傳播學的使用與滿足理論反思我們的對外傳播工作，那麼，我們需要更多地考慮受眾特徵。根本目標應該是由「傳者本位」向「受眾本位」轉移。

二是關於對外傳播的訊息（客體）。這一點涉及對外傳播的內容。籠統地講，我們是要傳播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這是我們的核心任務。但是，中國聲音和中國故事的構成是豐富的、多元的。我們仍然要根據不同受眾講述不同的故事，而不能簡單地將一個故事翻譯成不同語言進行傳播。即使是翻譯，在標題選擇、版面設計上也要充分考慮當地受眾的理解力，適當融入當地的元素，讓同一個故事以不同的表現方式傳播，使之變成當地受眾樂於傳播、自覺傳播的話題或者素材。否則，就可能出現「水土不服」現象，我們認為是正面的、積極的信息，對方卻另有解釋，甚至產生誤會和曲解。這就對記者和編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關於對外傳播的反饋（效果）。當然，媒介和渠道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的。從國家層面，已經確定了一些重點對外宣傳的單位。他們都在走多媒體的路徑，這是必由之路。關鍵是，我們目前還缺乏一套相對完整、行之有效的對外傳播評價體系。

陳龍：在新型社會思潮籠罩西方的情況下，我們的對外傳播有哪些認識需要調整呢？首先，要準確判斷美國等西方國家政治波動的周期律，判斷其總體走向。建制派作為政治制度體系的維護者，其意識形態是社會主流，當建制派在經濟和社會運轉遭遇觸礁時，民粹主義容易奏效。因此，從歷史長河看，旁門左道的政治只能是另類現象、非社會主流。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後真相」政治盛行時期，慎防被西方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分離主義、種族主義等所利用。其次，加強對外傳播中的文化軟實力設計，努力消弭「中國原罪論」「中國威脅論」等民族主義刻板印象，積極消弭話語鴻溝，加強與各國新生代群體的交流、互動，在傳播中建立起信任和彼此的親近感。再次，注重對西方受眾的研究，改變思維方式，研究西方意識形態中的價值取向，尊重對象國的文化禁忌，積極發揮新媒體在對外傳播中的作用，突出「共贏」主題和「命運共同體」意識，培養可靠的意見領袖，努力在國際信息流通中發揮議題設置的功能。最終把中國媒體打造成具有公信力、傳播力、影響力的品牌，在國際上大膽發聲，真正「講好中國故事」，從而提升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

王眉：提到國際傳播，我們一般理所應當地認為是媒體的事。媒體固然是國際傳播中的重要主體，但其實媒體的作用更多體現在技術層面，它的背後需要思想、理論、話語的支撐，而思想、理論、話語才是我們目前最缺乏的。高校、科研院所和智庫正是建構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重要主體。

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是從西方引進的，長期以來，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大部分是緊跟著西方，套用西方理論建構本土現實問題，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下研究中國問題，缺少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在全球的學術影響力有限，在國際學術界的聲音幾乎難以聽到，或者即使有時能聽到，也是寥寥無幾，這與當前中國的國際地位極不相稱。

其實不僅是傳播學研究，目前中國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國際上發聲都比較微弱。中國學者也缺乏在國際重要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的自信心和參與國際競爭的動力。當然英文寫作方面的困難也是很大的一個原因。另外，中國自己的學術期刊在國外市場還太少。當然，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學術「走出去」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努力，向世界傳遞中國學術的聲音，這非常有意義。

智庫也是產生思想的源頭，是對外傳播背後的理論支撐和對外話語體系的基礎，能夠提供豐富的輿論儲備，並影響人們的思考。這也是中國目前的薄弱環節。與西方國家智庫相比，目前中國智庫數量不少，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不多，內容生產方面缺乏引領性概念和源發性觀點。

4

「建構性新聞」及中國原創學術概念的興起

賈文山：多年以來，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精品產出越來越多，精品外譯也源源不斷地推向國際圖書市場。由來自多個學科、國際化程度高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者，近幾年借用著名國際出版商的平台紛紛創建英文學刊，有的已經成功打造為影響因子較高的SSCI研究學刊，比肩國際同行早先創建的同一領域裡的高質量期刊。就連我國從西方引進、有些滯後的新聞傳播學都在近幾年創建了突出中國立場或視角的國際學刊。

在我國高校「雙一流」建設的戰略推動下，中國社會科學界正在掀起一波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科學成果「走出去」的最大浪潮，為中國學術與國際學術深度對話乃至創造性融合做了較好的準備。中國學術界與全球學術界的深度交流、對話、合作和最終可能的創造性融合，對未來世界產生的影響將會比全球孔子學院體系大得多和深遠得多。這不僅僅是我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體現，更是中華文明走向復興的奠基之舉——中國原創學術和思想的復興。中國學術界應把中國原創的學術概念、理論體系通過國際通行的語言表達出去，促進國際學術界、社會科學界對於中國原創思想、概念和理論的理解和接受，這樣才能真正推動學術的交流。中國把西方的社會科學引進中國後，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本土化，比如說本土化很深的社會學和人類學。

我國新聞傳播學只有40年的歷史，不像社會學、人類學，近乎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了，其本土化就強一些。最近，新聞傳播學也在更加強力地推動本土化，而類似這樣的研究成果不能僅僅限於國內學術界分享，更應該投放到思想的全球市場中與其他思想碰撞、交流乃至交融。

比如，「一帶一路」研究就能為現代知識體系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一帶一路」研究是中國首倡的嶄新的全球化實踐研究。中國學者應把智庫政策實用性的研究轉向學術化、學科化的研究，把它作為一個能夠產生新知識的實踐來研究。我國「一帶一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者和研究教育機構，要搭建多種形式跨國跨文化跨學科的研究團隊，協同研究相關科研項目，在出台政策建言報告的同時，借用多國平台、運用多種語言同步發表學術成果，達到內外融通、全球聯動式的同步傳播，使世界各國在同一時間裡享受到最新學術或政策資訊。這樣也能夠推動中西學術的平等交流。「一帶一路」建設的成功實施不僅能夠促使世界秩序經歷創造性轉化，而且能夠推動現代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創新性發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相匹配的知識資源。

張艷秋：國內新聞傳播學界一直在討論如何通過媒體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我認為，用學術話語講好中國對外傳播的故事也是講好中國故事。以我從事的對非傳播研究為例，學界需要通過建立新的學術話語理念來彌合中非媒體傳播的差異並尋求共性，揭示中國對外傳播的價值訴求及中國特色傳播實踐的獨特性。

目前，我國的對非傳播以國家媒體為主，而國家媒體的官方身份在國際傳播中往往容易招來質疑。近年來，我提出「建構性新聞」理念來重新闡述中國媒體的國際傳播，摘去「積極報道」的簡單化標籤，通過創新中國學術話語來打破西方傳統新聞學的主導格局，在價值取向等維度再次定義和開拓中國國際傳播實踐，以此在中非媒體傳播間發現相同性，提高認同感。以「建構性新聞」來闡述中國對非傳播，可以避免媒體所有權帶來的身份尷尬。此外，非洲國家渴望發展，其新聞學界、業界長期提倡發展傳播，但在新聞實踐中如何推進發展傳播又缺乏具體的操作理念，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有可能為非洲發展提供經驗及方案。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帶領非洲來華博士及碩士留學生，就「建構性新聞」展開了系列的研究及傳播，就中國對非傳播、中非媒體比較、非洲媒體發展等課題發表了系列的英文論文。與此同時，我在給來華非洲記者進行培訓時，均通過「建構性新聞」理念深入淺出地向非洲媒體人解讀中國媒體的對非傳播，獲得了一批批來華記者們的認同。

當然，以這一理念來解讀中國媒體對非傳播，也引起了西方及非洲學者的關注。儘管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傅好文（HowardFrench)為代表的西方學者、記者對此提出了質疑，然而相當一批非洲記者及學者對這一理念表現出濃厚興趣，他們希望將中國的「建構性新聞」案例及媒體形態介紹到所在國家的傳媒教育及新聞實踐中。

在國際傳播中，提出「建構性新聞」的目的是為了規避抵消負面報道帶來的偏見，這與我國對非傳播的訴求不謀而合。我們的對非傳播要跨越西方媒體傳統做法上對中國及非洲問題的刻板印象式報道，提供更加全面的涉非、涉華新聞寫照。

我們的對外傳播對「建構性新聞」的運用還處於無意識的使用狀態，對這一理念缺乏顯性的認知及實踐。因此，在對非傳播中，以問題為導向，中國媒體既要發現中非合作的成績，更要發現所面臨的挑戰及問題的導因；既要有意識地提供有價值的想法和事態發展走向，更要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到更加公正和可持續的發展路徑上。「建構性新聞」關注的是促進改變的可能性，並強調每個社會成員的參與角色，這對非洲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因此，我們的對非傳播要接地氣，要提高服務性與諮詢性，時時兼顧中非雙方的利益。

以積極心理學及建構主義研究為依據的「建構性新聞」旨在生成一個新的新聞框架。在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努力中，中國學者還有很多路要走。以「建構性新聞」開拓中國對非傳播新範式，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的嶄新嘗試，對這一理念值得做進一步的探討及完善。

原標題：國際傳播研究中的中國話語建構——2018年國際傳播論壇對話紀實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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