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賽之心
他們從未相信這個世界，正如這個世界也從未相信過他們。
文、圖 | 吳一凡、Marcos Sobral
編輯整理 | 他者others
傳說一千多年前，羅姆人（吉普賽人）自印度北部出走流浪，途經巴爾幹、北非抵達歐洲。至今無人知曉他們出走的原因，只知他們邊走邊唱邊占卜，也不時小施騙術。我此行追尋一支在匈牙利停下來的吉普賽，一路從布達佩斯走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烏克蘭交界處的村落，看到貧窮、落後、不堪的生活伴隨舞步；狂烈、沒有理由的歡笑伴隨歌聲；也看到他們漂泊後短暫的停留、瘋子般的好奇和永遠動蕩狂野的心。吉普賽人的流浪找不到真正的起點，結束也沒有尾聲。關於他們的種種傳言，不設身處地就無從追溯。
蜘蛛網後的歌聲
在尋找Ando Drom（在路上）樂團的過程中，充斥的是石沉大海的信件和被掛斷的電話，好不容易得到一個肯定的回復，約見時間和地點又遙遙無期，後來請翻譯幫忙，一下就敲定了一切。你很難猜透這些吉普賽人的變化，也無從知道一切是否真的只是語言障礙。深談之後，發現也許他們看起來眼神冷漠，沒有表情，甚至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樣，但到最後，他們又難免動了真情。大概他們真的已閱人無數、飽經滄桑。他們選擇如此，也命定如此。
布達佩斯的吉普賽人區，遊手好閒的年輕人在街道上吐著唾沫，上下打量行人。古老的大樓失去了美麗年代時的輝煌，如今更像是殘垣。門前神塑上是厚厚的蜘蛛網和灰塵，即使是白天看上去也陰森恐怖。
Marta Panczel和Jen? Zsigó夫婦夫婦二人依然生活在布達佩斯的吉普賽人區
Marta Panczel和Jen? Zsigó夫婦倆就生活在這裡，我按響門鈴，住戶標籤上寫著：羅姆議會。陰暗的旋轉樓梯還是新藝術時期的樣子，剝落的天花板壁畫仍顯出往日的大氣。頂樓走廊上掉了或是碎了的玻璃窗無人修補，蜘蛛肆意佔領拉起網線。盡頭便是羅姆議會，也即Marta和 Jen?的住所。他們創立的Ando Drom一開始是羅姆人的文化組織，常常帶著吉普賽小孩唱歌，1980年代在音樂節上獲得成功，促使Ando Drom正式成為樂隊。如今已經沒人記得Ando Drom是個文化組織了，問起當地人他們會告訴你：「那是個已經解散了的樂隊。」
「樂隊曾和導演Tony Gatlif在他1993年的電影《一路平安》中合作，現在這些人都去了哪裡？」我問 Jen?。
「干著社會底層的體力活謀生。」Jen?面無表情地說。
「樂隊解散了？」
「也不能這麼說，我們的樂手並不固定。」Marta介面道，「今年底還會有場大演出。」
「沒有演出時就干體力活謀生？」
「對，他們得想辦法過日子，只要有錢，什麼活都干，跟電影里一樣。」Marta同樣不帶感情地回答。
夫婦二人收藏的唱片和吉普賽神話典籍
「我們吉普賽人處於社會最底層，從事各項粗活，有各種臭名，受人排擠。」 Jen?接了下去，「但演出時到了台上，整個世界都彷彿由這些樂手掌控了。他們唱自己熟悉的歌謠，按觀眾情緒和反應選擇下一首歌。Ando Drom的演出從沒有節目單。」 Jen? 此時終於有了幾分驕傲神情，但轉瞬即逝。「十年前，他們還時不時有這種機會，如今又即將統統失去。」
「我們無能為力，」他顯出絕望來，「現實就是這樣，我們正失去一切。」
「怎麼說？」
「政府不幫忙，讓我們自生自滅。誰會來幫我們這些吉普賽人呢？」
這讓我想起一個匈牙利人的話來，「吉普賽人總是最後一個得到機會，卻始終是第一個失去一切。」
「我並不是要抱怨什麼，」 Jen?顯得有些不好意思，「你該來看看我們年底的演出，也許全世界都歧視吉普賽人，卻沒人不愛吉普賽音樂。當樂手站到台上，人人尊重他們，吉普賽人成為世人的偶像。難以置信！」
破敗無人修復的樓梯
Jen?找出一首歌謠播放起來，空蕩蕩的房子里能聽到微弱的迴音，Marta和丈夫相視一笑說：「人們總認為吉普賽音樂歡快、跳躍，但事實不是這樣，我們最愛的都是舒緩的調子。演出結束後總有觀眾想來後台交流，樂手們卻一概回絕。他們在眾人面前唱了那些深情的歌，便覺得自己在陌生人面前動了真情形如赤裸。」
「我在哪裡能找到這些樂手？」
「你找不到他們，」夫婦倆說，「有些人在建築工地，有些在家帶孩子，有些人無家可歸。那是他們的生活，在此處生活，也在此處流浪。不唱歌時，我們就只是一個羅姆人。」
「你會寫一寫這些人嗎？」Jen?在我告辭時問，「寫寫他們也有藝術和靈魂，甚至不止是吉普賽歌謠。」
巫術的命運
我第一次與Karavan Familia通話也不順利，電話那端一連串匈牙利語，也不管我聽不聽得懂。後來我的翻譯再致電他們，得到的結果是，可以到市中心來同我見面，會帶上樂器、穿上盛裝。如果沒有翻譯也沒關係，他們小女兒能講英文。
Karavan Familia最終選擇的地點是市中心Aquarium餐廳酒吧，這裡有露天座椅，我抵達時他們已在小酌飲料了。和Ando Drom真是大相徑庭，我這麼想著同樂隊相認。Karavan Familia真的是一家子，父親István Nagy其實是匈牙利音樂人，算是科班出身。他很小的時候就對吉普賽音樂產生興趣，19歲遇見吉普賽人Ilona Farkas，兩人一見鍾情。István一直跟著這個吉普賽家族學習他們的傳統音樂，順理成章組成樂隊。一雙兒女István和Nikolett分別在1991、1993年出生，2003年一家人組成樂團。如今István在匈牙利電台工作，專事一檔吉普賽文化的節目。子女都還在讀書，Ilona則專心操持家事。
僅憑長相便可知Ilona有著印度血統，我便問起他們吉普賽家族的故事。「吉普賽人都來自印度北部，至少現有的研究證明是這樣。」Ilona說，「但早在幾代以前，我們就定居在匈牙利了。我來自東北部一座村莊，那兒是吉普賽人的天下。」此時小兒子István點起一支萬寶路，母親也跟著點了一支，然後繼續說：「吉普賽人都是大家庭，我也不例外，就像傳言里那樣，我們平時就常常唱歌跳舞，那是一種天性。只要有慶祝活動，我們就挨家挨戶一路唱下去，報告喜訊，或僅僅只是高歌一曲。我們只在自己的村子裡唱，不會和外人交流。」
印度的吉普賽人
後來我也知道，歌謠收集者們曾在吉普賽人面前屢屢碰壁，當他們深入腹地錄音，請這些村裡人講述他們的歌謠故事時，吉普賽人往往耍手段躲避，或是伸手要錢，唱一支廣為人知的歌矇混。這也是為什麼這些曲子很少外流、也很少被記錄下來的原因之一。
「你一點也不知道大篷車時代的事？聽長輩們說起過嗎？」我依然對流浪話題念念不忘。「有沒有什麼古老的說法——為何從北印度出走？」
Ilona點點頭說：「有種說法是吉普賽人被惡靈趕了出來，受到詛咒，他們必須遠走。但很少還有人能解其深意了。更靠譜的說法是在伊斯蘭大舉入侵印度時，很大一批人開始出走。他們在巴爾幹地區分成兩支，一支往北進入歐洲，一支南下穿過非洲北部，然後在西班牙南部重新匯合。所以弗拉明戈對吉普賽人來說總有一種特別的意義。」
Karavan Familia 是一家人，匈牙利最有名的吉普賽樂隊之一
弗拉明戈其實是吉普賽人的，西班牙人拿去就變成他們的文化了。只要同吉普賽人說起弗拉明戈，他們全都這樣認為；Karavan Familia的音樂就和弗拉明戈更接近。問及他們日後的打算，則說將永遠唱下去，也會尊重兒女日後的選擇。女兒Nikolett對阿拉伯文化充滿好奇，「和她父親當年對吉普賽文化一樣。」Ilona說，「她在大學讀阿拉伯文，以後也想去那兒看看。」
歌謠的源頭
離開布達佩斯，我跟隨Sándor前往東北部的村落Paszab探訪白馬樂隊（Parnot Graszt）的家鄉，希望在村子裡找到更多吉普賽音樂的現場感，那些從田地、豬圈、破房子里生出來的，一切狂妄的、絕望的、歡暢的歌。
吉普賽人在家中即興唱起歌謠來
Sándor是樂隊老經紀人，「我20年前就認識白馬樂隊了，」他說，「當時他們正在一個酒館賣唱，是我聽過的最純正的吉普賽音樂。但他們真是一無所有，沒有電話，沒有聯絡方式，我通過鄉政府才認識了他們。那時我還帶著許多樂隊演出，後來歲數大了就慢慢放棄了，只有他們讓我割捨不下。村裡許多孩子都是我的教子，我正好要去參加幾個孩子的初中畢業典禮。」
「和吉普賽人相處還是得小心，他們狡猾善變，」Sándor提醒我，「這並不是貶低他們，吉普賽人就是這樣，要麼懷疑你千萬遍，要麼身家性命都交給你，在他們都是轉念間的事。」
Paszab距布達佩斯兩個半小時車程，靠近斯洛伐克和烏克蘭。我們途經北方小城Tiszabercel，在那裡拜訪了主唱József，他是樂隊中唯一一個搬到城裡的人。當然這兒離鄉村也不過半小時。我在József家門口見他掛著一塊畫著聖母的木板，看起來像是廉價旅行紀念品。吉普賽人有自己的信仰，或許稱之為羅姆哲學更貼切。他們也信仰所在地的宗教，但會有與普通信眾不同的膜拜方式。後來我從村莊的老者那裡得知，他們讀聖經，也唱歌給聖母聽，認為那時候心能與之連接。
吉普賽人家裡總是充滿色彩，以及滿牆的家庭照片
József開車領路帶我們往他家鄉去。通往村裡的路看起來都一樣，連Sándor也常在這裡迷路。József開得飛快，不一會就停在一戶農家門口，「這不是目的地，」 Sándor解釋，「他要去黑店買煙，別的地方找不到。吉普賽人男女老少都抽煙，邊抽邊唱，其實他們幹什麼都邊抽邊干。那也是他們的奢侈品。」
我們最終在一家農戶門口下車時，我並不覺得它和賣煙那地方有什麼兩樣。József的母親已經在等候我們了，吉普賽老婦帶著寬厚的笑容迎人，「她才是樂隊真正的教父。樂隊正是她促成的，早年就鼓勵孩子們玩樂器、唱歌，把大家組合到一起。」Sándor向我介紹。老母親熱切地帶我去看卧室中滿牆的家庭照片，在人群中指認某個人。這時越來越多的人來到József家，大聲打招呼談天；更多的人還在往這裡來，伴隨著更多的招呼、更響的談天。我發現自己正扯著嗓子同老婦人雞同鴨講，但誰比得過吉普賽人的嗓門呢。最後Sándor向我解釋，「這裡的人都是一家子，就連我也很難搞清楚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肯定的是，整個樂隊家族二十多號人，共有一個祖母。老祖母幾年前才去世，歌謠收錄者來記錄過她的舞步，被認為是最早的吉普賽歌舞片段之一。」隨著人聲越來越響，聊天慢慢變成了歌聲，他們在屋外的豬圈旁高歌起來，又跳了起來，人們圍成一圈打著響指，無休無止。彷彿過了很久，又好像是突然間，人群又散開，屋內又是談笑聲、歌舞聲、響指聲，然後是鍋碗瓢盆碰撞聲……
正值村莊里的孩子們初中畢業，吉普賽人在家中歌唱慶祝
正如Ilona先前告訴我的，吉普賽村裡碰到喜事和節慶便會挨家挨戶一路歌唱去串門，報告喜訊一同慶祝。我抵達的那天也是Paszab村的慶祝日：村裡有幾個年輕人初中畢業了！畢業典禮將在幾天後舉行。隨後我們探訪了其他幾位樂手的家，每到一戶都重複相同的情節，大人孩子出門迎接，我和無數人貼了面。屋內是橙色的牆、紅色廚房、廉價紡織品、塌陷的舊沙發、隨處可見的家庭照片……招呼打過後，人們就毫無徵兆地唱起來，孩子們也會加入，5歲的小孩抱著比他大的牛奶罐子敲打節拍，初中畢業的姑娘隨著節奏高歌起來。一輪過後再往下一家去。
途中我問József，這些歌謠到底是在唱些什麼。「什麼都唱，生活、愛恨、絕望。」他說，然後哼起一小段來：
啊，我未曾傷害過任何人啊，
可是上天依然懲罰我，
啊，上帝依然懲罰我。
啊，不論如何，我的愛，那就是我將如何而亡，
死亡在何處等我，死亡在何處等我？
但願上帝會祝福這個美好的家，
但願信仰會祝福你，兄弟。
Sándor和我告別樂手和他們的家人離開時，車才啟動就發出隆隆響聲，好像下一秒前蓋就要冒煙似的。眼看車窗外雨雲時聚時散，我們也沒有雨具。我一邊想像我們會不會像一個流浪的人在遠離城市的公路邊無家可歸，一邊想著在這樣的情境下吉普賽人卻放聲高唱出一支又一支歌來。也許他們是真的絕望了，一支熟悉的歌謠是高喊靈魂的唯一出路。
還未學會走路就學會了舞步的吉普賽小孩
車最終安然無恙地靠近布達佩斯，熬過兩個半小時的焦躁，緊張的情緒漸漸緩和，Sándor說起，過不久樂隊會去波蘭和德國演出，坐大巴前往。「巡演時間一長，他們就會想念村子裡的家。吉普賽人也會想家。」Sándor說，「沒演出時他們就過著貧困的生活，女人不停生養孩子，孩子抱著各式傢伙充當樂器，還沒學會走路就已經會了跳舞。看過現代社會，樂手們還是不願離開村子。有一回他們外出巡演，第一次看到大海，文明社會就像是他們帶回家的那瓶海水，是一種念想卻不屬於他們的生活。」
「為什麼不呢？」我問。
Sándor搖搖頭，「我猜吉普賽人從未相信這個世界，正如這個世界也從未相信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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