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中會戰徐永昌錯估形勢，戰績一次比一次慘，不氣餒的他終得捷報

文｜胡博

徐永昌（1887—1959），山西崞縣（現屬原平市）人，字次宸。先後畢業於武衛左軍隨營學堂、北京陸軍將校研究所、陸軍大學第四期。抗日戰爭時期，徐永昌長期擔任軍令部部長一職，是當時中國軍隊中樞指揮機構的五部長之一。其地位之高，身份之特殊，寫出來的日記自然就成為研究抗戰史必不可少的珍貴史料。

筆者現挑選《徐永昌日記》中的部分內容，從一個側面來介紹徐永昌在抗戰時期部分事件節點中的經歷。

徐永昌

日軍大本營為了打通在中國大陸的交通線，決定於1944年發動一次貫穿中國南北的「一號作戰」，其中最先發起的，便是對河南和湖北的進攻。對此，中國軍政高層對於日軍的頻繁調動和運輸已有所察覺。

徐永昌在4月6日的日記中就將自己的判斷記了下來，他認為日軍此舉是「為了先打通粵漢線，準備將來在中南半島之敵，利用該路撤入中國；妨害我粵漢線以東之機場，便於擾害西南機場??又現在打通平漢云云??似在聲北而擊南，但打通粵漢亦需七、八師以上，且看敵如何抽兵來」。

由此可見，徐永昌和當時不少軍政要員（包括位於河南戰場的第1戰區司令長官部）普遍認為日軍會發起一次大規模作戰，但不會在北戰場，而是在南戰場。

到了4月12日，徐永昌根據軍令部第2廳提供的情報，進一步認為「目前中戰場敵人增之兵力，尚不足判斷為打通粵漢線之根據，亦不可能」。到此時，徐永昌感覺日軍有可能會在湖南戰場發動一次作戰，但似乎短期內還需要準備。但在一天後，經過與第1戰區司令長官部的電話聯繫後感覺到「二廳昨判斷未見增加云云有錯」。此時徐永昌察覺到第2廳的情報似乎不準，隨後要求位於河南戰場的第1戰區密切關注日軍動向，不過他還是認為日軍的主要戰場在南面，卻沒有想到日軍確實在河南發起了進攻。

徐永昌與蔣介石

4月20日，徐永昌接到第1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的電話，認為日軍在「平漢線似不能如所傳恢復云云，最堪注意者仍在中戰場，觀其臨岳一帶增調情形，如數日間無抽換之部北去者，其決將擾犯無疑」。與此同時，他認可了湯恩伯所提出的「準備反攻」意見。

三天後，也就是4月23日，徐永昌在與湯恩伯的再次電話溝通中，得知日軍「關東軍調進五個師，分駐開封、新鄉沿河一帶，準備攻犯洛陽云云」。但徐永昌認為這是日軍「一面解決偽軍，一面犯擾防我」的「欺騙伎倆」。而事實上，此時的豫中會戰已經打得十分激烈，徐永昌以及第1戰區司令長官部的高層卻依然認為日軍只是佯攻，他們仍將注意力放在華中地區。

到了4月29日，徐永昌終於意識到了日軍在河南的進攻並不是佯攻，他開始計劃「我部隊??集結禹、臨、登態勢，待敵深入而擊之為利，地形既利且有工事，蔣先生以為然」。徐永昌雖然確定了日軍不是在佯攻，但他對日軍在河南戰場的進攻十分不解，經過一天的考慮，他認為日軍「打通平漢鐵路，殊無理由」，因此又得出了日軍此舉是為了「打擊湯集團或搶麥」的結論。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中國軍隊在豫中戰場不斷敗退，直至洛陽被圍，徐永昌等軍政要員終於明白了日軍的真實意圖是在打通整個大陸交通線，但為時已晚。在這一個月里，徐永昌茶飯難思，甚至還拒絕了美方人員的宴請。雖然第1戰區的軍隊接連敗退，但徐永昌還是認為日軍「已成強弩之末，我轉進各軍多屬拒敵不力之部，軍心轉定，敵已深入至與我有利之地，若督責有道，頗可轉敗為功，在勢如此，在理亦應與敵決戰，不惜一切對消以打擊其而後企圖」。不過遺憾的是，第1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讓他失望了??

豫中會戰後期，徐永昌對自己誤判的原因作了一個小結，他在5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余每疑敵不能恢復平漢路，主要覺敵很難修通黃河橋，蓋無橋則路難通，輜重品不能渡過，仍僅半通不通耳，不意其竟修木橋鋪設輕軌也，雖然我為努力各種破壞，敵仍在能用與不能用之間。」

在當天下午的軍事會議中，徐永昌想要重整旗鼓，在華中戰場阻擋住日軍的這次進攻，他認為「湘鄂戰局，眾咸認粵漢線勢且失，多主張於湘桂線準備，並以北戰場反攻為不可能，與其徒作犧牲，不若抽撤整理，余至此乃不能緘默，力言湘桂間地形難守而利敵，自須先仍於粵漢部署苦鬥，勿亂步驟，至豫陝大軍抽調兩三個軍開後方整理，自屬必要，惟仍須積極反攻，蓋敵雖勝利，亦極疲憊，我如整頓，敵亦得到機會休息，渠條件具備，休息整頓容易，迨至相當時期，必仍繼續其攻擊，轉於敵有大利矣」。隨後，他又主張懲辦指揮作戰失利的責任人，以嚴明軍紀振奮士氣。

徐永昌始終寄希望於在湖南戰場能夠阻擋住日軍的進攻，他又進一步判斷日軍在「中戰場進至淥口或即停止，即使扼要竄據衡陽，但決不至西入桂林南戰場，敵或待中戰場告一段落後再動??及犯湘已近二十日而廣州敵未動以觀，則知敵人完全無深入企圖，不過一意打擊吾人反攻力量與混時間之應付戰事而已，至雲打通粵漢湘桂備退一節，勞費皆大，占兵亦多，其暴露頹勢，如雲即退，則此時盡可大部用船」。

據此，徐永昌在6月18日的日記中認為日軍「兵力不足，只要我能力拚，尚不至企圖入桂。現我應由長沙起，正面仍作持久抵抗之計，兩翼有機即與之行決戰，敵無深入企圖，且據日前（十四日）之觀察，我應在現階段消耗敵人，打擊其僥倖心」。不過遺憾的是，長沙和衡陽都未能守住，繼豫中會戰之後接連發生的長衡會戰、桂柳會戰也都接連戰敗，成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作戰。

雖然中國軍隊在河南、湖北、湖南、廣西接連兵敗，但徐永昌並沒有氣餒，而是認真總結經驗，終在1945年的湘西會戰中取得了捷報。

日本投降，徐永昌代表中中華民國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盟軍各國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終獲勝利。兩天後，徐永昌以戰勝國——中國代表的身份乘坐飛機前往馬尼拉與盟軍西南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會晤，隨後乘船前往日本東京，準備參加受降儀式。

在前往日本的海路上，徐永昌於8月22日的日記中坦言，自己終於能在旅途時的睡眠中「酣可六小時，此為出門以來第一次也」。或許在這個時候，徐永昌終於能夠放鬆一下自己了。不過當8月31日船上記者採訪徐永昌並詢問他如何看待這次戰爭及受降的感想時，他還是認為「這是一個應該懺悔的經過」。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在東京灣上的密蘇里戰艦上，代表中國在日本政府的投降書上籤下了自己的姓名。最後就讓我們一睹徐永昌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所記下的內容吧：

「今日為受降簽字之期，七時半乘驅逐艦，於艦上晤美、英、蘇、澳、荷代表。八時許到達密蘇里號，美第三艦隊總司令哈爾西旗艦也。按規定中國代表團先登，軍樂大作，英、蘇、澳等代表繼登，九時日方代表亦到，首由麥克阿瑟簡單講述。

儀式開始，麥此時間已按規定就位，日代表立於案之對面，各代表依次排立為美、中、英、蘇、澳、加、法、荷、紐（紐西蘭）九國，美海陸軍官原在菲律賓被俘之溫萊特少將亦參加，加拿大代表簽字誤低一格，致繼簽者亦相率而低，此殊失態。

九時八分儀式完成，麥讓各代表入客廳，余與麥、哈二人略寒暄（儀式前已與尼米茲晤敘），哈爾西指舷左上空空軍九百架密集隊形飛過，謂余曰此皆第三艦隊之空軍也，先已另有保護機各數百架在上空盤旋。嗣與麥話辭，一切尋即按規定儀式下艦，登驅逐艦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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