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平克：「請勿與科學為戰」
原標題：史蒂芬·平克：「請勿與科學為戰」
編譯/邱迪玉
轉自： 文匯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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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批判後現代主義，認為其具有挑釁性的蒙昧主義，自相矛盾的相對主義以及令人感到窒息的政治正確性。他認為，人文學科的衰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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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發表了著名心理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新書《現在啟蒙：理性、科學、人文主義與人類進步》的節選。文章中，平克抨擊了當今社會對理性與科學發起的「戰爭」，特別是人文學科對科學的攻擊利用與妖魔化，他指出，要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必須依靠現代科學。
|| 科學史完全沒有成為連接科學與人文的橋樑
早在1959年，英國科學家與小說家斯諾的著名演講「兩種文化與科學變革」即指出了整個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已經被分割成了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且兩者之間已經產生了鴻溝。斯諾更多地批判了人文對科學的藐視，他質問他們： 「你們能清楚地解釋熱力學第二定律嗎？」 斯諾認為，這句話其實就是 「你讀過莎士比亞嗎」的科學語言表達。
按照平克的觀察，今天，對於科學的輕視已經出現在了受人尊敬的知識分子和具有威望的高等學府之中。報刊雜誌更多地關注於政治和藝術方面的新動態，除了議論像全球變暖這種政治話題，或者定期攻擊「科學主義」，已經很少關注科學的新思想。大學文科生的課表中很少出現科學類的課程，學生幾乎不怎麼接觸科學知識就可以從大學畢業，甚至他們學習的有些知識與科學形成了對立，有時候往往用來攻擊科學。
他提到，美國大學裡最常見的有關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課本是來自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這本書中的觀點一直被人理解為：科學並非真理的線性累積，而是通過一系列周期性的科學革命，不斷地進行範式轉換，植基於社會學的決斷，而非邏輯實證主義。儘管庫恩本人否認了這一虛無主義的解釋，但這已成為很多知識分子對科學的固有印象。曾有評論家說過，就如同藝術家已不再在意藝術作品是否真的「美麗」，科學家也不再介意理論是否「真實」。
科學史專家大衛·伍頓（David Wootton）就曾說過：「在斯諾的『兩種文化』觀點提出後的那麼多年，科學史完全沒有成為連接科學與人文的橋樑，反而，科學家們恐怕已經無法理解史學家所描繪的科學史了。」像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這門學科應旨在使科學知識廣泛地融入人文學術，然而很多時候，有些學者卻走入了一個誤區，並沒有真正理解科學真實的本質，而是用其主觀思想去影響科學的客觀性。例如，2016年曾有一篇轟動學術界的論文「冰川，性別與科學：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的一個女性主義冰川學框架」，就是其中「登峰造極」之作。
|| 科學在種族主義、大屠殺等歷史中究竟有何影響
在平克看來，比起科學也被貼上呼籲性別平等的標籤， 更被妖魔化的要數抨擊科學是征服、奴役、種族屠殺等現象發生的罪魁禍首。
他舉例法蘭克福學派中社會批判理論的代表人物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啟蒙的批判反思是他們思想理論的核心，他們認為「啟蒙精神會最終走向自我毀滅」，人類並沒有進入真正的人性完善，反而陷入了「野蠻狀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米歇爾·福柯也指出種族大屠殺就是啟蒙運動後「生物政治」的必然結果，是理性主義駕馭人類生命的行為。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也將大屠殺歸咎於啟蒙思想，現代化，認為這是一個「重塑社會，使其成為更為科學理性的計劃」。在這些觀點下，納粹的行為就被解釋成了是「現代性」以及「科學性」導致的。然而，社會批判理論和後現代主義所避免使用的科學方法，如定量研究和系統年代學卻證明，在文明開化前的舊時代，大屠殺活動並不少見，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現象卻並沒有增加，反而大幅減少。
平克認為，科學在這些往往有著很長歷史根基的社會行為中的作用被放大。例如，「科學種族主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盛行，主張種族有優劣等級，並且試圖用顱骨測量法和精神測定等「科學方法」論證北歐人種是最高貴和文明的。這一理論在20世紀中葉就被強烈抨擊並且定義為偽科學。然而，僅僅將種族主義歸咎於現代科學是不正確的。歷史證明， 世界很多古文明中都實施過奴隸制度，並且被「合理化」為上帝的設計。古希臘人和中世紀的阿拉伯人關於非洲人種是劣等種族的描繪會使人們看得心驚膽戰，而西塞羅對不列顛人的看法也不那麼仁慈。
需要指出的是，希特勒並不認同達爾文的演化論。種族論者認為，不同種族的人來自不同的物種，適應於不同的且具有優劣之分的文明，一旦他們融合了，他們就會退化。而達爾文認為人類都是從猿演化而來，擁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野蠻」起源，所有種族的能力都是相同的，而且種族之間的融合併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平克說道，這些複雜的行為需要人們更為系統、深入的理解，而不僅僅是像很多人文學者避重就輕地抨擊科學。對達爾文演化論的錯誤理解促進了「科學種族主義」的發展，但它更主要的是那個時代歷史、哲學、文化、宗教、政治等人文學科作用下的產物。
|| 過分的生物倫理審查已開始阻礙科學發展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可說是人文與科學之戰的巔峰，到當今這個時代，高等學府中對科學的譴責並沒有消失。例如說建築工程師造了博物館同時也造了毒氣室，古典音樂既促進了經濟活動又激發了納粹暴行。
平克認為，對於科學的妖魔化會影響科學本身的發展。現在所有和人打交道的研究，即便是一次訪問，一份問卷調查，科學家們都需要向委員會證明他們不是納粹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確實，研究對象需要受到保護，然而現在審查機構的一些行為已經遠遠超越了這一使命。有些過分的審查已經開始阻礙科學發展。醫學研究者、新葯開發者喬納森·莫斯（Jonathan Moss）曾在競選芝加哥大學研究評估委員會主席時說道：「說到以下三種我們人類受益匪淺的醫學奇蹟，放射線檢查、心臟導管插入術以及麻醉術，請大家想一下，假設我們想在2005年做這些研究，恐怕都會因倫理審查而夭折。」不止這些醫學奇蹟，像胰島素、燒傷研究等拯救生命的發現發明恐怕都會遭到胎死腹中的命運。
有些生物倫理學家為過分審查正名，即便是在患者知情且同意的基礎上，以及這是一項幫助患者且並不會對任何人產生壞處的研究，他們也可以找出各種理由阻礙其開展。平克覺得，他們用上的「尊嚴」「神聖性」「社會正義」這些辭彙，其實含糊不清，卻又很難反駁。他們甚至試圖將其與核武器、納粹暴行，甚至很多科幻作品中的情形聯繫起來，像是克隆人和器官買賣等。牛津大學哲學教授朱利安·薩弗萊斯庫（Julian Savulescu）譴責了這些觀點背後的低水準推理，並且稱其是不道德的：「對於一些致命的疾病，你們需要為因為阻礙延遲開展研究而使得患者無法延長生命而負責。」
平克讚揚現代科學的益處，他認為向人們傳遞科學的益處是非常重要的，最大的好處是使得人們能夠學會科學地思考問題。認知心理學認為，人們容易受到偏見和謬誤影響。有些政治家和新聞學者就缺少定量研究等的科學思維，他們總是依賴類似於軼事、頭版頭條、修辭隱喻以及被工程師稱作高薪人士意見（HiPPO：highest-paid person』s opinion）的方法發表對於重大問題，甚至是生命攸關的事件的看法。統計學方法的缺失會導致危險的偏見。比如他們認為現在犯罪甚至戰爭越來越多，然而事實是數量正在減少；他們認為恐怖主義是威脅人類肢體和生命的主要原因，然而其危險程度都比不上黃蜂對人類的危害；他們還認為ISIS目前影響到了美國的生死存亡，但是很多恐怖主義行徑並沒有達成很多戰略意義。
當人們在做研究時用到了像是「更多」「更少」「更好」「更壞」等比較級辭彙時，其實這些研究對象就是可以被量化的——平克覺得，人們缺少科學思維、拒絕量化，結果就是在用自己的直覺做研究。而認知心理學告訴我們，人類（包括人文學者）對於自己的直覺都是過分自信的。1954年，著名心理學家保羅·梅爾（Paul Meehl）曾經證實了簡單的精算模型在預測精神疾病分類、自殺企圖、學校和工作表現、說謊、犯罪、醫學診斷等方面比起專家判斷來說更有優勢，他關於統計學方法比直覺更有優勢的結論在平克看來是心理學史上最強大的研究成果之一。
有些科學方法，如數據新聞學、貝葉斯預測法、循證醫學、循證政策分析等都有助於消除人們的偏見，然而目前對於這些方法的價值還僅僅是以非常緩慢的速度在傳遞給人們。平克的一位同事曾經用定量方法研究戰爭、和平與人類安全，他認為聯合國的很多研究缺少科學研究方法，這或許和很多聯合國官員都是律師或人文學者有關，他們或許不能理解像是「平均來說」或者「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等科學語言的重要性。在談到衝突風險等問題時，個體案例往往被引用來作為證據。
平克認為，人們對維和行動的評價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些政治評論家通過個別維和行動的失敗，例如在1995年的波斯尼亞，就得出結論，維和行動是無用的，是人力物力的浪費。然而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弗吉尼亞·福特納（Virginia Page Fortna）在她2008年出版的著作《維和行動有效嗎？》一書中通過系統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得出結論，維和行動確實是有效的。
|| 數據的應用已經正式開啟了科學與人文的結合
平克批判後現代主義，認為其具有挑釁性的蒙昧主義，自相矛盾的相對主義以及令人感到窒息的政治正確性。他認為，人文學科的衰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在這樣一個世界觀背景下，人文學科深陷於對世界的失望與批判中，確實有些寸步難行，不知該如何前進與發展。一些大學校長和教務長都曾向平克反映：「當科學家們來到我的辦公室，他們總是興緻勃勃地告訴我他們有新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資金開展研究。而當人文學者來到我的辦公室，他們總是請求我們能尊重和理解當今世界發生的現象。」
當然，大量閱讀、深層次思考以及詳細描繪等人文學科常見的研究方法是不能被取代的，但這也不應該成為唯一的研究途徑。平克相信，與科學的結合將給人文學科帶來新的靈感。藝術、文化和社會都是人類大腦的產物，起源於我們的知覺、思想和情感，並且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影響蓬勃發展壯大。人類應該去好好挖掘科學與人文之間的聯繫，摒棄學術孤島現象，通過對科學的深入理解，更好地洞察人性，以建立更為美好的社會，將文化發揚光大。
科學與人文的交叉融合在當今學術界已有很多實踐。平克舉例道，考古學已經從傳統的藝術史轉向了更為高科技的領域。心靈哲學也包含了數學、計算機科學、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語言學結合辭彙語法的歷史研究和實驗室研究，語法的數學模型以及對於大型語料庫的計算機化分析。相類似的融合也可以在政治科學、視覺藝術、音樂和文學中實現。儘管目前，人文科學的呈現還是以傳統敘事方法為主，然而數據的應用已經正式開啟了科學與人文的結合，且融合的潛力還遠遠沒有被挖掘出來。
平克說，只有所有的知識可以暢通無阻地流通、結合，才能實現學術的集大成。學術界需要共同努力，將人文學科的博學與審美同自然科學的嚴謹與邏輯結合起來。大學應該致力於培養出能夠精通這「兩種文化」的新一代學者。
早在1782年，托馬斯·佩恩（Thomas Paine）就曾寫道：「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她是全人類的福祉，她為我們建造了一座廟宇，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其中相遇。她對人類心靈的影響，就好像太陽對地球的照耀，一直在為更大的進步和更高的文明而準備著。不同國家的學者們不會視對方為敵人，他們在科學的廟宇中相遇，齊頭並進。」這是科學的精神，是啟蒙思想的精神，也是人類所有知識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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