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許子東：為什麼 100 年了，魯迅講的話就像今天說的一樣？（上）

2018 年 6 月 15 日晚上，許子東在北京的一場活動上，談起了他最近重讀魯迅作品的感受。

「一百年了，魯迅的話就像昨天說的一樣。我太驚訝了，沒有看到一個作家可以寫出一句話等於在評論你今天的報紙。我們做這一行的責無旁貸，這是我們的專業知識，也是我們的社會責任，『五四』一百年，我們必須要有所回顧、有所反思。」許子東在現場說道。

許子東的本行是學者，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和香港文學。他現在是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郁達夫新論》《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許子東講稿》（三卷）等。

他出名甚早， 29 歲時就因《郁達夫新論》一書被華東師範大學「破格」提升為副教授，成為當時中國大學裡中文系最年輕的副教授。那時，他和黃子平、趙園、陳平原、王曉明、程德培等被稱為「八十年代青年評論家」的代表。這些人現在都成了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回憶稱：「子東先生是八十年代叱吒風雲的人物。他最早從浪漫主義切入寫郁達夫，率先從文學體驗，從一種個人氣質、作家精神氣韻中捕捉到一種新的主題，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那時候研究的一個新路徑。這點非常了不起，是他最早八十年代對文學的貢獻。」

許子東這一代知識分子大多深受魯迅影響。從現實原因來說，當時魯迅是為數不多可供他們系統閱讀的作家，而且地位一直很高，也一直「正確」。從許子東個人角度而言，他讀魯迅時正在下鄉插隊，自稱魯迅在五個大問題上敲打了他年輕的世界觀——古今、中外、上下、男女，以及個人與世界。而現在他重讀魯迅，覺得在重讀自己。

許子東的學術研究和其個人經歷高度相關，研究中都有自己的影子。但是，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知道許子東多半是因為鳳凰衛視的節目《鏘鏘三人行》。

2000 年，文化人梁文道給許子東打了個電話，說「鏘鏘三人行」想訪問他一次，話題隨意，許子東答應了。結果沒想到，截至 2017 年節目停播，許子東做《鏘鏘三人行》的嘉賓做了 17 年，錄製期數超過了 2000 集，有著較大社會影響力。相比其他組合，他和竇文濤、梁文道三人的聊天可能是最有意思的，所以觀眾也把他們稱之為「鐵三角」。

他在書中講起《新青年》以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知識分子分化的時候，還拿這個組合舉例半開玩笑地說：「看《鏘鏘三人行》就知道：梁文道是坐在左邊的，他是一個強調平等的人，老是關心弱勢群體。我是坐在右邊的，是最關心自由價值的，這是個人意願。竇文濤當然是博愛，他坐在中間，左右兼顧，左右逢源，也左右為難。所以，我們三個人基本上學習法國大革命的三個精神，也分左右。」

2011 年，許子東把自己在媒體上的言論集結成了《越界言論：許子東講稿（卷三）》一書出版。「『越界』的意思，一是從學術研究越界到電視傳媒，是從學者工作越界到公民議論；二是書中言論很可能挑戰、衝擊、違反了某些界線。……言論可能『越界』，因為『界線』常變，無法也不想迎合，所以能夠問心無愧的，也只有不合時宜地『固執已見』了。」許子東在書中寫道。

2018 年 5 月，許子東去了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與老朋友竇文濤、周軼君一起拜訪了作家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和他在家中做了場對談。這也是今年 9 月開始播出的新節目《鏘鏘行天下》的一期。

2018 年 6 月，許子東出版了新書《許子東現代文學課》。這本書源自 2016 年 9 月到 12 月，他為嶺南大學中文系大一學生開的「中國現代文學課」的課堂現場錄音文字。這門課同時也在互聯網平台騰訊直播。

這是許子東一以貫之的思路。無論是節目《鏘鏘三人行》、《圓桌派》、《見字如面》，還是喜馬拉雅和騰訊上的文學課，許子東認為，學術研究可以帶來超越學術界的社會影響。這是正常的教師責任。但學者在面對公眾時，講到自己的專業就在這個範疇內發揮自己的專業，不在自己的專業就以公民身份講常識。

「學術對社會的影響應該在制度層面上有所鼓勵、保障。內地也照樣存在這個問題。因為現在大學裡面學術遊戲越玩越封閉。很矛盾的一個現象，一方面，社會對大學干預得很厲害，政治挂帥啦、馬列工程啦，好像控制得很厲害；但另外一方面，大學裡面的人爭奪研究項目，學術跟社會很脫節，做的研究項目不要來關心社會。我覺得這個應該從制度層面上把它改變。香港出現這樣的變化，簡單地說，他們在評審當中加入（學術）對社會的影響，我覺得是一個好事情。」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

2018 年 6 月 15 日下午，我們在朝陽區一家酒店的咖啡廳見到了身著深色西裝，淺色褲子的許子東。 64 歲的他猶如節目中的樣子，談笑風生，口才極好。

近一個半小時的訪談中，我們聊到了「五四」、魯迅、啟蒙等話題，也從許子東的個人經歷出發，聊了聊他的學術研究和知識結構。因為訪談內容過長，我們將其拆分為兩部分發布。這是第一部分，主要關於「五四」、魯迅、啟蒙等話題。

「魯迅雖然去世了，可是他其實一直生活在我們中間。要理解女人和男人可以讀張愛玲；要理解中國人，你一定要讀魯迅。」他說。

Q=Qdaily

許=許子東

Q：你在新書《許子東現代文學課》中提到：「五四以後直到今天，進化論遠比科學、民主更深入人心。新就是好，這就是五四的現代性和主流意識形態。」那你覺得為什麼相比科學、民主，進化論能更深入人心？

許：比方說我們現在其實是普遍相信科學，科學變成一個正面詞，基本上領導人也常常接見科學（家），有很多我們說是專家治國，特別是上一屆，很多都是清華的技術官員。但是，科學是懷疑一切的。那我們現在大家都覺得有一部分科學是不能懷疑的。所以，你很難說科學精神貫徹到底。這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講。那另外一方面，你要是看看什麼快手啊之類，就知道我們面對科學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所以你很難說當初他們追求的賽先生（science），我們今天已經達到了五四的希望。至少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民主更加是了。你去問一下，什麼叫民主？首先這個翻譯就有很大問題。 democracy ，中文「民主」這個詞是日語漢字進來的。在中國，有「民」有「主」， 但是這兩個詞湊在一起的意思非常含混。今天普遍存在的一個誤解也好，大家的共識也好，就是「你是民，我是主」，或者「我是民，你是主」。我們對「主」的要求，就希望你為「人民」服務。我們對官的要求，就是你「做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那麼反過來就是說，你做官能為民做主，那你就是英明之主。你看這個「民」跟「主」還是分離的。所以「民主」這兩個字，我們先不講實際情況，就講這個字的概念本身就很難。所以這跟陳獨秀他們當時提倡的東西也是有很大差距。不要講別的，你就跟 1940 年代後期，共產黨自己提倡的，唱的歌《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個「民主」的概念都是有（距離的）。

所以，我不是說沒有進步，是有很大進步，但還是有很大可以發展（的空間）。唯獨一樣東西，我們進步得最徹底，就是關於「進步」。比方當我在跟你講話的時候，我用「進步」。你看，這就是一個好的詞。「三個代表」叫「先進」，「先進」就是一個好的詞。「前進」，好的詞。相比之下，「後退」、「倒退」、「不進步」，那就是壞的詞。但問題是，「進步」，你往哪裡去？你走向什麼地方？如果前面是錯的，如果前面是不好的，你不是越進步越慘嗎？沒有人想這個問題。

而且這個非常徹底。因為中國古代的時間觀是兩個，一個是遠古崇拜。什麼叫好？數千年來就是祖上是好，三皇五帝是好，一代不如一代。一個家族，我們的姥爺、姥姥也是好的，現在的人是差的；第二個就是循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世界事情風水輪流轉。

所以，進化論進來以後，中國人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接受了這麼一個向前發展的東西。他們臉倒過來。以前我們說先人，先人指的是孔子。那你想，如果時間是一條長安街，先人是在西邊，我人臉朝西。現在說「先鋒」、「前鋒」、「向前向前向前」，已經往那邊看。那是什麼？不知道。共產主義啊、大同世界啊、光明未來啊，等等。但是有一條是肯定的，就是要往前面去，那就叫「明天會更好」。這就是進化論。

這個很徹底。不要講內地，我在香港街上就注意過，多少公司的名字叫「新」啊！數不完的，新鴻基、新地、新天地……從大公司到小商店，滿街都叫「新」。你去找出一個商店名字叫「舊」的？舊鴻基？舊天地？「老」還有，「舊」是沒有的。你都知道了，新社會、舊社會，這個本身就帶了（進化論的意味）。

所以，五四時候三大意識形態的轉變，都有轉變，但是最徹底的是進化論。

Q：那像五四的時候，他們對民主有一個確切概念嗎？

許：當時他們也是引進的。我覺得他們對於建設什麼樣的民主？當然是沒有一個確切概念，所以後來就會有分歧。大家都是很快就變成各派各黨。他們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你建立什麼樣的一個東西？有分歧。第二個，你用什麼方法去建立？是用改良還是革命的方法？也有分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反專制、反帝制。你想所有那些人當時共同反對的就是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稱帝。魯迅他們都覺得這件事情很糟糕，胡適也覺得很糟糕，幾乎沒有一個文化人在那個時候贊成袁世凱稱帝。所以，他們追求什麼是有分歧，他們反對什麼是一致的。

Q：在評價進化論這個歷史潮流時，你說：「這個歷史潮流有它積極的意義，因為中國的傳統社會形態凝固太久了，矯枉必須過正。」那在你看來，消極意義還有哪些？比如社會達爾文主義嗎？

許：消極意義呢，第一個，因為那時候國家弱，挨打。他們把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說落後了就會挨打，所以我們要變強。這是一個現實，但這不應該成為一個世界規律的認識。你弱了，就像一個小孩在外面受欺負了，那個家長回來跟他說，身體不好，不會打就被人欺負。啥意思？那我身體好，我就能打人了？所以這種弱國民族的屈辱感，它是好事，是激勵振興國家的一個動力。但是，你把它推而廣之，其實就是你說的叢林規則。那你一旦強的話，你以前欺負我，我記著啊。我們今天很多網民不是說炸平東京嗎？一來什麼事情就是，啊，厲害了，我的國！

其實這個東西講深一層就是魯迅揭露的所謂貧民心態，貧困的人、弱者、奴才想做主人的心態。

Q：現在中國崛起了，這個問題可能更嚴重。

許：對。然後就是好容易我也可以欺負別人了。

Q：你在書中提到了魯迅對五四的懷疑和反省，還說「當時我們走革命的道路而不是改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今天要反思革命重提改良，也有它的必然性。」我覺得這個話題非常重要，但很複雜，所以看你能不能展開講講？

許：因為前些年學術界就有討論，說我們為什麼要走法國模式，不走英國模式？俄羅斯跟中國走法國模式， revolution （革命），就殺人嘛，搞得很凄慘。英國就君主立憲，和平過渡。日本（走了）英國模式。某種程度上美國也（走了）。雖然美國短暫的有革命，但總體上美國還是傳承英國模式。

我自己覺得現在很多人這個討論不能離開歷史語境。你不能憑空講當初慈禧要是摔一跤就摔死了，那光緒就做皇帝了。那中國現在跟英國皇室一樣，有人結婚走長安街，我們大家老百姓歡呼。這個是沒辦法。想走的，中國人也想走。前兩天還說，我們前幾年的「（鏘鏘）三人行」有人挖出來。有一集跟雷頤一起討論為什麼晚清走革命的道路？因為當時開始的格局，孫中山他們都希望清朝能夠改變。你已經很慘很弱，中間爛透，危機時期了。那你還能改變，可以維持你的家族、延續你的王朝。可問題是，他們不肯改，不肯讓步。他們表面上說改變，其實啥都不肯讓步。而且越來越控制的緊。用壓，而不是用發展、開放的態度。而且就是一個概念，天下是老子的。我的王朝、我的江山，輪得到你做主嗎？所以最後連地方的商人都不支持清廷，都去支持革命黨——同盟會、光復會……

在一個大的社會轉型當中，統治階級不對任何社會階層讓步，那就慘了。一個社會要維持下去，你不可能討好所有社會階層。但你肯定要做出一個權衡，要讓一些社會階層在你這裡獲益，或者說如果有新的革命，他們會有很大的損失。那麼這些人會站在你這邊。歷代就是這麼過來的。如果連這些主要社會階層，你都讓他們活不下去，或者讓他們受損，他們該怎麼辦？這就產生了革命。

所以，改良本來是好的，像胡適他們的理想，現在回頭看是比革命要好。但是那個時候，你沒辦法，不爭氣啊。胡適很努力的。段祺瑞他們搞議政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胡適就參加，要徐志摩他們這些留學生回來，就是搞憲政。可是這軍閥哪想搞憲政？扶不起。那到了 1930 年代，國民黨就抓人、殺人啊，所以革命是被逼出來的。這個就是當初的必然性。

後面的必然性那更簡單了。因為你看看革命到最後出來的後果，對不對？到 1950 年代出現的情況，一直到像文化大革命這種史無前例的災難，就對中華民族的損傷，在某種意義上超過以前任何時代。對民間社會、民間文化，對中國老百姓不僅是經濟，還有精神，各方面的損害，那（實在太大了）。

Q：損害太大了，現在都還沒消化完。

許：不是現在的問題，也不知道要消化多少年。你為什麼想不通，你可以什麼東西都變，但是你一點都沒有變，那就得感謝這個史無前例。所以，那有了這樣的後果，你當然要反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後果？當初我們哪裡做錯了？我們在什麼地方做錯了？打個通俗的比方，一對婚姻最後走到失敗，很慘。那你當初當然要反省，我當初怎麼會愛上這麼一個渣男？我當初明明有另外一個人，為什麼我不愛，我喜歡他？那這就反省當年。其實一反省，你就發現你當初喜歡這個人，有它的必然性。你當初是因為出於這個這個考慮。你看，你不是傻子，你選擇了他，（只是）後來（發生了改變）。所以我說兩個都有它的必然性。

Q：但今天其實主要還是要反思革命，重提改良。

許：對。

Q：在討論魯迅和茅盾的時候，你處理了啟蒙者和被啟蒙者關係這一話題，但你自己怎麼看啟蒙和被啟蒙者關係？比如我經常聽人說，所謂自媒體時代到來以後，這個關係基本上已經瓦解了。

許：我是這樣看的。第一個，你要看到魯迅他們這代人，啟蒙是產生了偉大的效果。民國的時候，識字的人只有 20% 。換句話說，那時候4億人，識字的人口大概就幾千萬，而那個幾千萬裡邊， 90% 不讀新文學，是（讀）鴛鴦蝴蝶派的，那都是鄉村秀才。所以實際上讀新文學的人，充其量不過幾百萬。如果我們以人口來分析，就是中國人口的 1% 、 2% 。但你記住啊，中國後來從中華民國走過，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到今天，這個方向是 1% 、 2% 的人決定的。雖然我們可以說他代表了 95% 的人，但是實際上就是這 1% 、 2%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你很難設想另外一個局面，很難設想中國就一直軍閥混戰下去，或者中國大部分人一直就讀鴛鴦蝴蝶派。當然現在大部分人也追鴛鴦蝴蝶派。

但是，不管怎麼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是在五四新文化這個傳統上。從這個角度講，魯迅喚醒民眾是有他的成果。我們用他的比方，就是開了窗。 我的說法就是，魯迅他們開了窗，毛澤東、鄧小平開了門。雖然兩個不同的門。這是一個。

但另外一個方面呢，你也可以說，根本沒有完成。因為人們只是換一個方法睡覺。以前的方法睡覺是我看七俠五義、鴛鴦蝴蝶派，現在我就看《爸爸去哪兒》、《天天向上》、抖音、鬥魚。你想中國大部分人都在抖音、鬥魚的話，那魯迅乾的啥？他們還是照樣在睡覺，而且娛樂至死。個個活得很開心。那在這個層面上，啟蒙白啟了。這 100 年做了什麼？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你剛才說的問題。我們嚴格以西方啟蒙主義、法國啟蒙運動的精神來講，啟蒙是相對的。我在書里也有引用對我影響很大的一句話，就是康德說，所有法國啟蒙運動最後都歸結成一句話，人跟人的差別再大——人跟人有巨大的差別，可能差一千倍，智力、財產、品性，甚至人種，都有很大差別。但是這個差別再大，也不能到一個人決定另外一個人的命運。所以所有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就是從這個地方出發的。

你想，一人一票制，在我們的角度來看，我許子東跟孔夫子同樣一票，太不合理了。孔夫子應該有 10000 票。你明白嗎？在中國人看來，一人一票是很荒唐的。因為像剛才講，如果魯迅那個時代一人一票，哪有魯迅的方式？所以中國從來都不承認一人一票。這是一個西方概念。那麼用這個概念來考察剛才我們這個問題，那就有一個問題了，你憑什麼說我們睡著？憑什麼你許子東出一本書就算是醒著，我看鬥魚就是睡著？我鬥魚比你好看，我鬥魚裡邊活生生有花容月貌，你們這些「老餅」（指老人）！

誰睡誰醒這個問題，再加上自媒體一來，等於以前是想一想，現在他是付諸實踐。在網上大家點 like 的時候，一個哲學教授跟一個掃街的人、一個憤青點 like 是一模一樣。我們都是一票。這就叫網路上的一人一票。那這個一人一票我們在政治上沒有實現，我們在文化上實現了。你不能說我們 2000 個教授就抵過 2 萬個普通民眾。你 2000 是高端人口，我 2 萬是低端人口。這是錯的。那這就是你剛才講的，誰有啟蒙的資格？他根本就可以懷疑。

Q：你更加傾向於哪一種？

許：這是並存的。當然還有第四種。你永遠沒法叫醒裝睡的人。事情的複雜性還有這個地方。你以為人家在睡覺，你以為人家喜歡看《爸爸去哪裡》呀，人家說不定（比你懂得更多，只是在裝睡）。

所以啟蒙話題現在高度的複雜性。它大到牽涉國家命運，小到每個人的修齊治平、自己的人生觀，全都與此相關。

Q：對。其實現在很多流行文化研究爭論的也是你剛才說的那幾點。

許：一方面，你可以很樂觀地看到，哇，真正的民主啊，每個人決定做自己的主人；但另外一方面，你就又可以看到，完全是新的愚昧啊。

Q：嗯，我看到你還說曾經碰到錢理群，問他有沒有看網上的現象？他說，不能看，一看就泄氣，一看就不知道該做什麼。

許：不能看（笑）。我那時候叫他做《（鏘鏘）三人行》，他說，不能做。一做人家罵我，我受不了。你老師沒人罵，學生不會來罵你。你要罵，也不敢。你一做電視，人家跟你不認識的。

我們需要孔子，我們需要馬克思，我們還需要魯迅

Q：你在書里講了《新青年》的分化後，提了一個問，說：「一百年後再看『主義』，意義何在呢？」然後你提到了甘陽的「通三統」（即要同時繼承孔子、毛澤東、鄧小平的傳統），陳平原的「通二統」（主張建構統合儒家傳統與五四新傳統），但你自己的觀點是？

許：我覺得應該是「通三統」，但不是甘陽那個「三統」。我覺得如果中國人現在要有文化上的繼承，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二是世界上所有你認為有價值的文化傳統都應該是我們的傳統；第三是五四精神，基本的追求——科學、民主。這都是需要的。

所以我認為甘陽這個很現實，他講的毛啊、鄧啊、孔子啊。鄧談不上是一個文化傳統，他只是政治上，最多就是既得利益，或者說他代表了一些西方市場經濟的一些看法，等等。所以他不是一個完整的文化傳統。但很管用，他很現實，講的是一個實話，但是從文化角度來講，的確漏掉了五四這麼重要的東西。五四真的是20世紀中國思想核心。我覺得漏掉了。

那陳平原這樣講呢，對，但是我覺得還不夠。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需要孔子，我們需要馬克思，我們還需要魯迅，對不對？而魯迅恰恰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你別看他表面上批評孔子，他的那種儒家救國精神當然跟孔子有關係。西方那些民主概念都滲透在魯迅裡面。所以，你要我來說的話，我就是這「三統」。

Q：其實回看五四這 100 年的歷史，你感受好像也蠻多的。書里有一段話，說：「關於魯迅的『鐵屋』比喻，可有三種不同的解釋：第一，這個意象隱喻了整個現代中國文明的解放史；第二，『五四』過去一百年，我們需要繼續啟蒙的精神；第三，要用現代民主觀念來反思『五四』的啟蒙。」這三點是不是你回看五四這 100 年歷史比較大的感受？還有什麼補充的嗎？

許：對。第一、第二就是剛才講（「啟蒙」的前兩種）。（啟蒙）成功了，但還沒完成，要繼續做。第三是剛才講（「啟蒙」的第三種），你也要反省，你把人家叫醒，但是想想有沒有情況下，你自己也在昏睡？魯迅自己是不是一種痴迷狀態？夏志清說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他們翻得好聽叫「感時憂國」，其實準確的翻譯是「為國痴迷」。那麼這種「國家痴迷」是不是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Q：對。很多人也批評五四作家太為民族和國家的利害考慮，損傷了藝術性和思想性。但你是明確說要用「現代民主觀念來反思『五四』的啟蒙」。

許：對。現代民主觀念我認為康德那個說法（是可以的）。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我曾經跟上海原來的宣傳部長王元化還討論過這個問題。正好那時候他住在酒店，有個人進來打掃衛生。我說，比方說我們現在在選上海市長，你是一票，他也是一票，合不合理呢？元化先生就說，是，不合理。但是你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你有什麼辦法說他應該幾票，我應該幾票？當你一陷到你們不應該一人一票就麻煩了。我們現在很多問題就這樣引申出來的。那他 1 票，你應該 10 票？ 100 票？ 1000 票？只要你在這一點上否定，（就沒法操作）。

我們再推到另外一個極端，一個非常善良、地位非常高、非常重要的人，殺了另外一個很卑微、很無聊的人。你殺了一個人應該怎麼辦？還是要抵命，還是要受罰。你再偉大，也不能殺一個再渺小的人。退回到秦朝的時候，當然大將可以隨便殺人。就算我是誤殺、錯殺，也不能拿我的命來抵你的命。你對我們秦國什麼作用？所以人類定規則在這個地方已經有所體現。這個是「負線」。既然「負線」是這樣定的，為什麼「正線」上不這麼定？所以，我講的現代民主觀念就指這個。

為什麼 100 年了，魯迅講的話就像今天說的一樣？

Q：你說：「五四以後中國文學尤其是小說創作，最重要的有兩個流派，一是為人生的藝術，一是為藝術的藝術。」那你自己更喜歡哪派？為什麼？

許：這個呢，看你在哪一個層面上。其實這兩個（流派）可以在兩個不同層面上。如果我們用老套一點的分類，一個是方法層面，一個是精神層面。

我覺得在方法的層面上，我是更傾向於「為人生的藝術」。比如說今天一個作家，你就雕龍畫鳳，搞一個東西，社會上的什麼事情都不看，自娛自樂、玩文字，我就看不起。至少說我的價值觀，我就覺得你這個沒啥意思。

但是在精神層面，我又覺得一個藝術家，如果他是以改造社會為目的創作，始終境界不高。大藝術家，改造社會只是他生前的影響，而不是他作品的終極目的。我看到的好的作家應該是什麼？他活著的時候，盡一切努力來改造世界。但是，等他去世以後，他的作品遠遠不只是改造世界。（比如）在我看來，雨果不只是為法國，也是為我們。

所以從後面這個角度，我又覺得廣義的「為藝術的藝術」是更高；狹義的呢，是 「為人生的藝術」更可取。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Q：對。其實你也提到學術也是如此，「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

許：對。

Q：最近思考得比較多的問題是什麼？

許：我在幫喜馬拉雅做《重讀魯迅》，這個夏天每個星期三集，做得頭昏腦脹。講魯迅，我思考得最多的問題就是說，為什麼魯迅講的話，今天聽起來還那麼有用？為什麼這 100 年，他講的話就像今天說的一樣？這就是我現在在思考的問題。

我以前也有這種感覺，但現在越來越強烈。魯迅當然自己說過。他說，病好了，葯就應該丟掉。那葯還有價值，說明病沒好。但是，他也太准了（笑）。很多作家寫出來超越時空的事情，但是沒有像魯迅這麼具體的，太准了！

前些年不是有個電影叫《金陵十三釵》嗎？我讀到魯迅一篇文章（指《我之節烈觀》），說仗打輸了，也不去思考怎麼打輸，就找出一批烈女來紀念一番（笑）。但問題是，他們現在在紀念的時候，照樣興高采烈，很開心，一點都沒想到這些男人沒有保護女人，最後還叫他們拿刀代替學生去跟日本人搏鬥。

banner 圖為電影《金陵十三釵》劇照，來自：豆瓣；長題圖為許子東，來自：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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