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得意門生：蔡鍔時務學堂里的「自由」之聲

蔡鍔，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軍起義失敗，唐才常等人蒙難，他很偶然地躲過此劫，從此立志學習軍事，投筆從戎，改名「蔡鍔」。

他是湖南寶慶（今邵陽市）人氏，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 生於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父親蔡正陵，在家務農，兼做裁縫。他六歲入學，先在鄰村一家私塾伴讀，十一歲時，被鄉里目為「狂生」的樊錐收為弟子，十三歲參加童生考試，受到主考官江標的賞識，補為縣學生。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經湖南新任學政徐仁鑄推薦，蔡鍔以優異成績考入長沙時務學堂，成為梁啟超的入室弟子。在時務學堂第一期四十個學員中，蔡鍔的年紀最小，只有十五歲，而這時的梁啟超也不過二十四歲。

時務學堂期間，蔡鍔在梁啟超的指導下讀書，讀了《孟子》和《春秋公羊傳》， 也讀了梁啟超撰寫的《讀孟子界說》和《讀春秋界說》，從保存下來的讀書札記和梁的批語可以發現，他們當時所關心和討論的，都是關係到國家興亡的大問題。蔡鍔從那時起就萌發了澄清天下的志向。他在一篇讀後感中模仿老師的口吻寫道：「國之破不足慮，種之厄不足慮，惟教之亡足慮，心之死，氣之銷足為大慮。心不死，氣不銷，則可望俾思麥生，爹亞生，薩長浪徒生也。」

戊戌政變後，譚嗣同等「六君子」就義，梁啟超亡命日本。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八月，蔡鍔與時務學堂的一些同學輾轉來到日本，投奔梁啟超。師生再次相聚， 此後，在大約一年的時間裡，他們都住在梁啟超的家中，還像當年在長沙時務學堂時那樣，讀書，寫作，討論問題，不過，所讀之書以及所討論之問題已大大地不同了。蔡鍔留下的《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課卷》透露了其中的一些信息，在這兩份「課卷」中，學生與老師主要討論了人的自由權利，學生側重於天演進化的原因，強調敢想、敢說、敢做、獨立思考、特立獨行。他認為，人人能伸自由之權，識自由之理，是社會進化的結果。老師似乎剛剛讀了英國大儒約翰·彌勒的書，他在批語中一再提到彌勒的觀點。這個彌勒應該就是後來被嚴復譯作「約翰·穆勒」的英國哲學家，古典自由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人稱「自由主義之聖」。他的《論自由》一書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被嚴復譯作《群己權界論》，而此時該書尚未譯出，梁啟超看到的是哪個譯本我們不得而知。但看得出來，他對書中的一些觀點情有獨鍾，比如，他在蔡鍔的課卷中「批」道：「侵人自由之權，為第一大罪，自放棄其自由之權者罪亦如之。言自由之學者，必以思想自由為第一義，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為是非，則天下無復思想矣。」所以，先要解放了思想，改革開放才有可能。他們的討論還涉及國權與民權的關係，關於這一點，一直延續到十幾年以後，民國初年，他們對強化國家權力的思考以及對袁世凱所採取的扶助態度，不能說是沒有來路的。但在當時，他們更熱衷於個人的權力和自由。蔡鍔寫道：「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梁啟超馬上「批」道：「志之自由，則思想之自由也，為一切自由之起點。」一唱一和，體現了師生二人思想上的默契。

譚嗣同

（ 解璽璋：《梁啟超傳》，化學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 ）

作者簡介：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學社顧問、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從事報刊編輯、圖書編輯二十餘年，曾獲多種全國及北京市文藝評論獎，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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