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歷史評論「戊戌變法」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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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的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康廣仁、劉光第、林旭、楊銳、楊深秀被處死於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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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國政治發生了巨大轉折，但京師大學堂並沒有因此受到太大影響，因而許多學者稱京師大學堂是戊戌年政治變革留下的惟一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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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說「殺祿圍園」成功，我想這個變法絕對會繼續下去，因為當時沒有人可以阻擋光緒皇帝的帝王大權。所以康有為一再講中國皇帝有這種權威。皇帝說了一話，大家會雷厲風行。假如繼續下去，至少義和團和八國聯軍這個事不會發生，用不到八國聯軍以後再搞新政，已經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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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國，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因為1898年政治變革失敗，歸罪於皇太后，將其描寫為一個弄權的老太太，一個只知道欺負那個可憐養子的惡婦；革命黨人孫中山、章炳麟等出於革命大義，倡導排滿革命，也將慈禧太后視為近代中國一切罪惡的淵藪……顯然，這些認知只是彰顯一種或幾種歷史觀，並不是歷史真實。真實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這個樣子，她只是一個女人，一個非凡的女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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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取得了成功，實現了一系列改革，日本從此走上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道路。它不僅維護了民族獨立，而且使日本成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強國。而中國的戊戌維新卻是曇花一現，迅速失敗，光緒被幽禁，維新人士遭屠殺，改革新政全成泡影。中國不但沒有阻擋住帝國主義的瓜分狂潮，而且在半殖民地深淵裡越陷越深。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何以走入了迥異的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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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後，維新派的兩位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赴海外遊歷。他們對自己遊歷時所見所聞的記錄，分別形成了《歐洲十一國遊記》和《新大陸遊記》。對康、梁來說，這些海外經歷對他們的思想有了極大的衝擊和改變。丁文江就曾這樣描述梁啟超的變化：「自美洲歸來後，言論大變，前所深信之破壞主義與革命的排滿主義，至是完全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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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大量中國留學生、革命者東渡日本。他們在日本廣泛接觸到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社會學說，自由、平等、博愛、天賦人權等思想，以及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新思潮。在新思潮的衝擊下，很多人逐漸選擇了「從愛國走向革命」。 為了向國人介紹他們所接觸到的新思想、新文化，一大批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在日本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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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戊戌變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為、梁啟超留下的史料，並進行了多次辨偽識真建立起當今戊戌變法史實結構的「正面」——儘管這個正面還有許多瑕疵和缺損；那麼，通過「張之洞檔案」的閱讀，又可以看到戊戌變法史實結構的「另面」——儘管這個另面也不那麼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體的，多維觀察的重要意義，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但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對於閱讀歷史的讀者來說，由於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夠閱讀到歷史的「正面」同時又閱讀到歷史的「另面」的機會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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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菊老（張元濟）是參加戊戌變法碩果僅存之一人，故鐫有圖章一枚，內刊「戊戌黨錮孓遺」六字。菊老這裡所講的很多是書本未見的材料，我們鄭重商請詳細記錄，亦正欲為中國史料增加這極可珍視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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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想見，假如沒有戊戌變法，以康有為的志大才疏、輕世傲物，從事革命之路，會是什麼光景與下場。要言之，他從革命轉向改革，不是對改革的成全，而是對他自己的成全：由他領導戊戌變法，本無多少成功可能，變法固然失敗，他卻堪稱贏家，用自由與鮮血書寫的改革悲劇成就了他後半生甚至後世的最大政治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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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清政府認為即便是在外流亡，容閎、康有為和孫逸仙這三個人都是危險分子。 然而，根據懸賞人頭的價格，人們也不能斷定他們「異常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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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詩中所傷心者，正是戊戌慘劇而非其他。故第四句由戊戌之變想到了東漢的黨錮之禍，那次黨禍接連兩次，殺人無算。蓋義寧一家最惡黨爭，陳三立說：「故府君獨知事變所當為而已，不復較孰為新舊，尤無所謂新黨舊黨之見。」正是歷史上無窮無盡的黨爭給國家造成了無數災難，戊戌之年的所謂新黨和舊黨、帝黨和後黨之爭，則使中國失去最後一次漸變革新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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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廖平、康有為，還是孫詒讓，即便他們對待《王制》和《周禮》持有不同的立場態度，而都希圖在本國古老經典中找到可行的政治路徑，以抵抗外來政治新說。也正因為這樣，廖平對孔子晚年變法、經典《王制》的論述才會引起一些當朝顯貴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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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學術界對維新派的興趣點發生了轉變——從關注他們在1898年的變法活動本身，轉向一種更加總體性的、對他們在思想上的繼承和改革方案的意識形態內容上的思考。 沿著這條思路進行的研究把戊戌變法放在了一個更寬廣的歷史視角中——因為一個運動達到巔峰往往需要超過十年的形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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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局性和制度性意義的是清末光緒帝與1898年推行的戊戌變法，但變法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眾所周知，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囚禁光緒帝，殺害了主持變法的「六君子」，各種新政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被廢除了。1901年慈禧迫於內外壓力，以光緒帝名義頒布上諭，重拾戊戌新政的各項主張，有些方面甚至比光緒帝走得更遠，但為時已晚，十年後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槍聲中倒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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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講我們中國在這個時候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沒有一個國家再造的整體規劃。當時的中國缺乏日本在維新轉型時整體性的思考，也沒有進行一場很好的啟蒙運動。中國沒有這個機會，恰恰又在1860年到1880年代的發展使它自身產生了傲慢的帝國意識。這可能是造成「錯失的十年」和「關鍵的十年」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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