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種起源》導讀
《物種起源》是達爾文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奠定生物進化論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對人類發展進程產生過廣泛影響的巨著。它1859年出版時就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此後的100年多里仍不斷地引起激烈爭論。
《物種起源》用大量資料證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在遺傳、變異、生存鬥爭中和自然選擇中,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等到高等,不斷發展變化的。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學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和物種不變論。
《物種起源》導讀
十多年前,當聽到編輯先生要我為《物種起源》譯本寫一篇「導讀」時,心裡著實有些誠惶誠恐。儘管由於職業的緣故,我對進化理論的濃厚興趣由來已久,但總擔心自己對原作缺乏較好的理解,更無法做到對近百年來進化理論沿革的洞悉,難以勝任寫出一篇有益的導讀來。弄得不好,可能會適得其反,誤導他人。
1964年在北京大學求學時,學校為我們古生物學專業設立的「達爾文主義」課程曾深深地吸引著我,熱烈的課堂討論讓我們爭論得面紅耳赤,但結果仍一知半解。「文化大革命」後的1978年,當我能夠回到大學繼續學習時,第一件事便是到圖書館借一部《物種起源》,接著在舊書店買到一本朱洗先生的《生物的進化》,將自己埋在陋室里獨自咀嚼玩味,自得其樂;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近二十年來我們拿著國家各種研究基金,一頭扎進5.2億年前的澄江化石寶庫里折騰,希望通過這個獨特的科學窗口能窺視並解繹出「寒武紀生命大爆發」的一些奧秘;這後者便正是達爾文當年創立以漸變論為基調的進化論時碰到的一個重大難題;這自然迫使我較仔細地學習了一些近代和現代進化論的新知識。1998年春夏之季,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工作時,專門造訪了劍橋的達爾文學院和達爾文當年就讀的基督學院。在那裡的圖書館我也學習了一些達爾文傳記和現代進化論的書籍。此外,我專程趕到位於倫敦東南的肯特郡的達爾文故居博物館「黨豪思」(Down House),在達爾文伏案40年的工作室里,在他勤勉研究、觀察過的植物暖房實驗室里,在他日復一日行走並思索的沙徑小路上,在眾多實物原景無言但醉人的感染下,身臨其境,聆聽達爾文,自然讓我對《物種起源》及其作者更添了一份感悟,多了一層理解。然而,我也有自知之明,我離完全理解這部曾改變整個人類世界觀的博大精深的偉大著作仍有很大距離。如果讀者們寬宏大量,覺得這篇「導讀」大體符合著者的原意,而未造成明顯「誤導」的話,那我就心滿意足了。
2001年陝西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的「導讀」曾分成四個部分,分插在譯文的對應章節之前。200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版本仍保留它們的基本格局,但已略加修改、增刪,並將它們合併在一起了。這樣,能增加一些閱讀時的連貫性。此外,導讀新增加了「達爾文生平及其科研活動簡介」「達爾文學說問世以來生物進化論的發展概況及其展望」及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西蒙?康威莫里斯先生為《物種起源》這部漢譯本所寫的「前言」等三個部分的內容。為紀念原作首版發表150周年,在2009年,我對全書的譯文和導讀進行了再次修訂。此外,還遵照編輯的要求在書末附上了我在《自然雜誌》上新近發表的一篇小文的修改版(其題目也改為《進化論的十大猜想》),權當對進化論發展脈絡的概要補記。
引言和緒論導讀
跟許多重大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一樣,達爾文進化學說的誕生主要得助於三個方面:一是歷史思想財富的繼承和精練;二是大量直接和間接科學實踐的累積;三是科學靈感的點燃。關於歷史上進化思想財富的繼承,達爾文在他這部科學巨著和哲學宏論的開首,便以「引言」的形式簡述了34位先行者的工作。其實,進化思想源遠流長,涉及面廣,與達爾文學說的誕生關係密切。為了幫助讀者對這一歷史背景有更多的了解,這裡再做些補充和簡介。
在緒論中,達爾文介紹了他一生中兩件後來導源出進化學說的最為重大的科學實踐,一是1831年剛剛從劍橋大學基督學院(請注意:不是人們經常誤傳的「神學院」;其實劍橋大學沒有神學院)畢業後便以船長的高級陪侍和兼職博物學者的雙重身份投身歷時五年的貝格爾號艦的環球旅行。廣泛搜集和深入觀察所得來的大量自然界中物種變化的事實,對年輕達爾文頭腦中的自然神學觀念產生了強烈撞擊。此後的三年間(1836年至1839年),他認真思考了由這次環球考察所提出的種種問題,最終放棄了神學信仰。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正是在1836 年至1839 年間,我逐漸認識到,《舊約全書》中有明顯偽造世界歷史的東西……我逐漸不再相信基督是神的化身,以致最後完全不信神了。」1837年7月至1838年2月他撰寫了兩篇物種演變的筆記,至此,他已認識到所有物種絕非上帝所造,而是由先前存在的其他物種逐漸演變的產物。導致達爾文學說誕生的另一長期實踐是他在農作物的人工培植和家養動物人工飼養上直接和間接的工作經驗。我們都知道,達爾文進化論的精髓之一是自然選擇理論。然而,自然選擇常常是一個極其緩慢的自然過程,很難有幸在短促的人生中直接觀察得到。於是,作者從與自然選擇異曲同工的人工選擇入手,先論證家養動植物的微小變異,為了迎合人類本身的某種需要而不斷被「人為選擇」和積累,從而產生了新品種以致新物種。正是達爾文這種廣博而精細的人工選擇和深入觀察,為科學界接受他的自然選擇理論啟開了半扇大門。
達爾文進化論的誕生還得益於兩次科學靈感的激發,一次是加拉帕戈斯群島上的芬雀(Finch),後來被人們稱為達爾文雀,通過不斷變異而產生新物種的事實啟發了達爾文「物種可變」思想的形成;另一次則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使達爾文聯想到,生存鬥爭驅使物種不斷因適應環境而演變的主要動力應該是自然選擇作用。1836年底結束貝格爾號航行回到英國之後,達爾文將他從太平洋加拉帕戈斯群島上帶回的雀類標本交給鳥類專家J.古爾德研究。經過反覆比較論證後,古爾德明確表示,其中有些原來被認為屬於同一物種內的不同變種或亞種的標本,實際上應該代表著完全不同的物種。由此,達爾文敏銳地領悟到,物種是可變的,一個物種完全可以通過漸變或「間斷平衡」的方式演變成另一個新物種。1837年達爾文在他的物種演化筆記中首次勾勒出了言簡意賅的動物演化樹示意圖(「Branching Tree 」)。
由物種可變或生物演化的觀念到真正創立一個有說服力的進化理論,還必須解決生物演化的機制和驅動力問題。在達爾文之前,拉馬克等一批早期進化論者也曾試圖探索生物演化的機制,但均未成功。正在這時,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恰如捅破了一層窗戶紙,給達爾文帶來很大的靈感啟迪,催生了「生存鬥爭、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理論的形成。他在回憶錄中寫道:「1838 年10 月……為了消遣,我偶爾翻閱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按當時對各種動植物生活方式的觀察,我已胸有成竹,完全能夠正確估價這種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著的生存鬥爭的意義。於是,我頭腦里便馬上形成了這樣一個想法:在這種生存鬥爭條件下,有利變異必然趨於保存,而不利變異應該趨於消亡,其結果必然導致新物種的形成。於是,我終於形成了一個能用來指導我工作的理論。」他所說的這個「理論」,就是他本人後來逐步完善的自然選擇理論。
在第一版原作中,並沒有「引言」。至第三版才增添了該「引言」部分。在這裡,達爾文介紹了近代進化思想的淵源。然而,對那時兩位偉大的進化論先驅者——法國的布豐和拉馬克介紹得過於簡略。當年達爾文為什麼要這樣做?到底是他的疏忽,還是有意為之,現在很難說得清楚。但無論如何,我們有必要在這裡做些客觀的補充。
布豐(Buffon )在進化思想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他是第一個從科學上討論物種變異的人,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布豐早年信奉物種不變論。在他54歲時,產生進化思想,然而在60歲以後,很可能由於其貴族階層固有的軟弱性,終又皈依物種不變論的陣營。由此看來,進化思想的發展歷程,與其說是學術思想之爭,不如說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思想鬥爭,在這裡,鬥爭的勇氣至關重要。回顧整個進化思想發展史,可以看出,歐洲進化的思想源自古希臘,歷經2000 年的休眠,至17世紀才再度發萌。這時,儘管有不少學者在探索、在討論、在挑戰,但終因宗教界的強力壓制,只能在地下蠢蠢欲動,難以破土而出、形成氣候。連林奈這樣的大智大慧者明知物種在變,也為宗教勢力所屈服,最終仍是淪為物種不變論的守護神。(只要不是聖賢,都會本能地趨利避害、明哲保身;「保命要緊,保全既得榮譽地位也要緊」常是第一選擇。林奈是這樣,布豐是這樣,居維葉更是這樣,後者還干過落井下石的勾當。恰好在這一點上,達爾文、哥白尼、伽利略最接近聖賢!)布豐對進化思想的主要貢獻,並不完全限於其本身的學術著作,而是他親手培養了拉馬克(J.Lamarck,1744—1829)和聖提雷爾(Saint-hilaire,1772—1844)兩個直豎造反大旗的學生。尤其是前者,實為進化論的第一奠基人。
拉馬克,出身戎伍,27歲時在巴黎銀行供職,業餘研究植物學,極其勤奮,七年後完成《全法植物志》,開始聞名於世;此後,兼攻無脊椎動物學。50歲時,被聘為巴黎博物院無脊椎動物學教授。1809年出版《動物學哲學》,從而創立了以漸變論為基調的生物進化論。
拉馬克的進化學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1)一切物種,包括人類在內,都是由別的物種傳衍而來;生物變異和進化是連續、緩慢的過程。他觀察到,化石生物越是古老便越低級、越簡單,反之,則與現代生物越相似。(2)在演化機制上,他突出強調環境的作用:環境變化使生物發生適應性變化;而環境的多樣性便自然構成了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原因。在進化的動因上,即生物遺傳變異方面,他提出了兩條著名的法則。第一法則:凡是尚未達到最大發展限度的生物,其器官如使用得越多便越發達,反之,長期不用,則會削弱和衰退,直至消亡,簡稱為用進廢退。第二法則:獲得性遺傳,即生物由於後天變化所獲得的性狀是可以遺傳的(該法則正確與否,文後的「附錄」還將討論)。拉馬克學說,雖然沒有形成嚴密完整的體系,但在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前期,卻贏得了眾多的信奉者。
[評述:達爾文對進化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物種可變,自然選擇,「生命之樹」猜想。前兩點已經被各種教材和評論文章反覆陳述,而最後一點卻常被人們所忽略。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在本書「引言」中不僅明確記述了30餘人先於他提出了物種可變思想,而且還坦誠承認,至少有另外2人捷足先登提出了自然選擇思想。這就是說,儘管達爾文在物種可變和自然選擇思想論證上的貢獻無人能望其項背,但他卻不擁有這一偉大思想的首創權。但是,對於「生命之樹」猜想,情況就不一樣了。我們都知道:「進化論是生物學中最大的統一理論」。那麼,它最核心的靈魂到底是什麼呢?著名進化論者張昀的看法一語中的:「現代進化概念的核心是『萬物同源』及分化、發展的思想」(1998年,《生物進化》)。顯然,從本書第四章的「性狀趨異」一節以後的文字及原書中的唯一插圖(正文第96頁)可以看出,達爾文是「生命之樹」猜想的締造者。與此相反,拉馬克最令人遺憾的學術失誤莫過於他不慎落入了當時仍在流行的「簡單生命可以不斷自發地從無機物中產生出來」的忽悠圈套,從而武斷地推測,在過去任何地質時期也同樣會不斷「自發地」產生出新的簡單生命,此後它們沿著各自的路線分別向較為複雜的生命步步漸變。其結果十分不妙:使他誤導出了與「萬物共祖」背離的所謂「平行演化」假說(請見本書正文第102 頁以及鮑勒的《進化思想史》,1989年)。這是一代偉人的悲哀。]
(作者: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獲得者舒德干教授)
《物種起源》
[英]達爾文 著 舒德干 等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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