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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67歲雙胞胎孕婦的生育困境:我不是怪物



(原標題:一名67歲雙胞胎孕婦的生育困境)


張茹終生所想的,莫過於有一個自己的孩子。此時,她正第二次懷著孕,雙胞胎。但她今年已經67歲,生下這兩個孩子可能會要了她的命。

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幾歲,捲曲的頭髮是黑色的,仔細看,髮根處的白髮開始冒出來,一些皺紋穿插在她滄桑的臉上,額頭,眼角,嘴角。

無論如何,能看出來她是一個老人,懷孕的老人,年輕人的某些優越感消失殆盡。

進入花甲之年後,張茹經歷了失去獨子,領養孩子,做試管嬰兒,再度懷孕……漫長的痛苦和閃現的希望,她把生孩子視為個體選擇,未料隨之而來的種種令她身處困境。

對一些人來說,她執著的生育意願有些自私和不計後果;而對張茹來說,這象徵著「重生」。這是一個道德上的無人之地。

一名67歲雙胞胎孕婦的生育困境:我不是怪物

高齡產婦

9月16日,上午十點,咖啡廳。張茹輕輕啜飲著一杯菊花茶水。黑底碎花長裙蓋過她的膝蓋,懷孕的肚子微微凸起。

她面前的桌子上,放著一堆產檢報告,好像帶有墨跡的一副紙牌。最近一次檢查,B超檢查單上顯示,一個胎心率144次每分,另一個150次每分,醫生說120到160是正常值。另一張是無創檢查的報告,排除胎兒患染色體疾病的可能。這讓她長舒一口氣。

因為孕前吃過激素,她的血壓有時升高。 時間往前走,一些負面影響在她身上顯露出來。在激素作用下,她的手臂和腿上冒出一塊塊豌豆大小的老年斑。「但其他指標都正常」,她加重語氣,補充了一句。

十點半,張茹從購物袋裡取出葯,幾粒白色鹽酸拉貝洛爾,送至口中,就著一杯白水咽了下去。間隔四五個小時再服用一次。懷孕以來,她每天服用的藥片數量從六片漲到八片,再漲到十片。

幾杯茶下肚後,張茹起身去衛生間,她從商場走廊的一頭穿到另一頭。從衛生間出來,她感覺有點累了,靠在一扇玻璃窗口旁邊透氣。

回去的路上,她額頭不斷滲出汗珠,「低血糖,茶水的緣故」,她警覺道。在一家飲品店門口,張茹順著椅子坐下去。?

肚子里的孩子已經十六周,隨著肚子逐漸變大,負荷變重,她偶爾會感到吃力和疲憊,也總有路過行人的目光瞟向她的肚子,接著是她的臉。

張茹不在意投射來的目光,她也不躲避。「我不是怪物。」有時,她看起來像一個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一遍又一遍地講述她產檢的經歷。

一名67歲雙胞胎孕婦的生育困境:我不是怪物

「極高危」

今年6月,懷孕後,張茹在北京寶島婦產醫院進行了首次產檢,當時被醫生診斷出患有妊娠高血壓。隨即被列為高危產婦,後由北京寶島婦產醫院轉診到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治療。

北京寶島婦產醫院主任醫師謝峰在接受央視採訪時回憶,他們發現張茹當時的血壓比較高,在妊娠期間,她出現一系列問題的風險非常高,比如說隨時會出現腦血管意外,以及急性肝腎功能衰竭。按照北京市衛計委的要求,這樣的孕產婦在二級醫院繼續接診、產檢並不合適,所以當天就將她轉診到三級綜合醫院。

張茹轉去了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第一次各方面檢查還行,第二次去是7月23日,醫生就跟我說必須拿掉一個孩子,不然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不收。」

丈夫李威回憶,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醫生告訴他,「必須要做掉一個,只要一針下去,孩子就可以流掉。」他模仿醫生的語氣重複那句話。

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公眾權益保障處處長姚鐵男告訴澎湃新聞,之前,他們掌握了張茹前期的情況,「67歲,對我們來說到超高齡產婦,並且懷的是雙胎,妊娠的合併高血壓到了170多。」之後,衛計委在8月8日召開了第一次全市的專家會議。「專家說她是極高危,極嚴重的高危孕產婦,在目前醫療條件下,不能保證其母嬰一定安全。醫生建議她減胎。」

北醫三院接診張茹的李詩蘭醫生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說,科室主任找到張茹談及終止妊娠,但張茹表示不同意進行引產。

張茹擔心的情況是,如果引去一個孩子,另一個孩子可能也保不住。她又去了北京市婦產醫院做產檢,醫生也提出了終止妊娠的建議。

姚鐵男說,第二次專家會診是在8月13號,「臨床和服務管理專家最後認為張某是極嚴重高危孕產婦,屬不宜妊娠,嚴重威脅到母嬰安全,但應尊重其妊娠的意願,適時科學引導。」

幾次之後,張茹不願再去這幾所醫院,不安的情緒像氣球越脹越大。9月初,張茹和丈夫去了五洲醫院,「開藥時被拒絕」。9月13號,張茹到北京寶島醫院進行懷孕以來第四次產檢。醫院通知她下午四點半之前過去,那天到了以後,張茹和丈夫在三樓等著,四點四十五,有人通知他們到地下一樓。

姚鐵男說,北京市有高危孕產婦的轉診網路,懷孕後建檔時會評估孕婦的身體狀況,分成綠色、黃色、橙色、紅色和紫色,根據不同級別建議孕婦去相應的醫療機構就診,比如橙色要求在區級危重症孕產婦搶救指定醫院就診,紅色要在市級的危重孕產婦搶救指定醫院就診;紫色是合併傳染病,需要在專科醫院接診。

9月13號是第三次專家會診,張茹最想去的那家醫院不是她的對口醫院,「她堅持要去一個特別大的醫院,我們現在不好披露這家醫院的名字,但不是我們指定的整個網路中那兩家。我們給她指定了兩家特別好的三級醫院,包括北醫三院,但是她說不去。」

張茹回憶,那天,圍著自己的有二十個人,繞著桌子一圈坐著,有人拿著攝像機拍攝。「說是專家會診,但還是建議我停止妊娠。」

「由於來多次就診,結果顯示孕婦的血壓很高,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專家會診的意見是患者目前狀態不易妊娠。」姚鐵男說。

「我的血壓已經降下去了。」張茹感覺自己好像站在審判席上。她始終認為,被剝奪的是她做母親的自由。「他們封殺我,你知道嗎?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謀殺我和孩子。」

一位知名產科專家告訴澎湃新聞,67歲的婦女,不管是生育機能還是其他器官都在退行性改變,流產、早產、胎兒功能發育遲緩、胎死宮內等情況較普通孕婦更易發生,能理解失獨家庭的願望,只是以普遍認知來說,得到一個好結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此他不贊成,也不提倡這樣高齡生育。

這位產科專家也曾接到過張茹的求助,在他看來,儘管有前述問題,但張茹「有這麼強的決心,也已經(懷孕)這麼多周」,應該盡量給她提供幫助,她當下需要一個醫療團隊,給她提供生理和心理的支持和撫慰。

姚鐵男也表示,在張茹的生育願望前,「應該儘可能幫助產婦達成她的願望,但前提是不危及生命」。她稱,特別希望孕婦儘快回到寶島醫院,或者回到他們指定的三級醫院。

但眼下,張茹對指定的醫院失去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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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獨

張茹曾經有過一個孩子。

她和李威1978年結婚,1980年生下一個兒子。兒子一歲半時,夫妻倆又有過一個孩子,彼時趕上計劃生育政策,他們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李威「最愛孩子」,姐姐和同事家的孩子他都幫忙照看過。

李威是上世紀60年代機械專業的中專生,後來參加了北京市的統考,考上了職工大學。數學是他的強項,輔導兒子功課的任務落在他身上,「我教他數學,錯的題只要講一次,第二遍他就會了。」

兒子喜歡游泳,李威每天騎著老式自行車,後面馱著背數學乘法表的兒子,早上五點多,送他去游泳館,從一年級持續到六年級。一家三口經常騎車去亞運村的游泳館,張茹一次能游五百米,李威游三百米。

四年前,一切戛然而止。兒子34歲時,死於一場車禍。

那時,兒子在首都機場上班。2016年六月的一天,他跟朋友出去玩,午夜十二點還沒回家。夫妻倆習慣等到兒子回家才睡覺。十二點多,李威等來派出所的電話,說孩子出了車禍,送去了醫院。

夫妻倆立馬趕往醫院,「那時他(兒子)意識還很清醒,告訴警察我們的聯繫方式,跟我們說他被車撞了。」接著,兒子被送進了急救室,他的肋骨被壓碎插入肺部,腹腔出血,外表卻看不出任何徵兆。

凌晨四點,醫生通知夫妻倆,孩子搶救無效。張茹癱坐在醫院的地板上,哭暈過去。李威記得,兒子最後說的一句話是,「看到我爸來了我就安心了。」

兩個月前,他剛見過親家,在回龍觀給孩子買了套120平方米的婚房。年底,他將看著兒子娶一個姑娘回家,應該很快就會有孫子或孫女。

夫妻二人從警察那裡得知,兒子在路邊攔計程車被撞,遭到二次碾壓,司機肇事逃逸。出事地點正在施工,四周漆黑,附近沒有攝像頭。

兒子驟然離世,沒有給張茹和李威留下任何喘息的空隙。兇手至今沒抓到,張茹連怨懟的對象都沒有,生活是無盡的無望,無盡的空虛。

時間越久,記憶似乎越清晰。「一切好像沒有發生過」,有時候李威夢到孩子,不知從哪裡突然出現在面前。只要一睜眼,都是他的影像。

小時候,兒子是朝陽區游泳隊的隊員,每天有一塊錢的工錢,發下來他都會交給李威。有段時間李威經常出差,去外地學習,兒子總跑去車站送他,哭得稀里嘩啦。這個父親每次出差回來也總給兒子買小坦克,小禮物。「他跟我的感情很深…很深…」

李威停頓下來,陷入遙遠的追憶,聲音又開始哽咽。他在努力抑制眼淚。

「他兩歲多的時候,我們住在筒子樓,一層樓很多房間,多戶人家,有個同事給了他一塊糖吃,回來後他還記得是誰給他的,哪個房子他記得,那時候他還不會說話,但會用手指著那個方向……三歲的時候,他爸騎自行車帶他出去買菜,買了一大捆菠菜,車筐子放不下,他都知道把菜往下壓……真的太聰明了……」

當張茹說起她的兒子時,她的面部抽搐,聲音哽咽,眼睛變得濕潤,說話的音調更高了,突然間失控,啜泣起來。丈夫提醒她控制住情緒,不要影響到肚子里的孩子。

兒子的戶口一直沒銷,在這個城市,「哪裡都有兒子的影子,他上學的地方,玩耍的地方」,他們試過旅行,去桂林,南海,雲南,韓國,但每次回來,心裡依舊「空落落的」。

任何一次長途旅行,都會有一種風景和時間的扭曲。每次出行,張茹都會背著兒子的書包,帶著兒子的三張照片,一張2014年,兩張中學時期的。照片中的男孩兒,寸頭,微胖,笑容憨厚。彷彿這樣,時間形同停滯,她似乎回到過去,和兒子相處的那些日子。

李威不敢看兒子的照片,他的房間也不敢踏進去,人在門外,腿就像被釘住似的邁不開,「失去孩子意味著什麼,你永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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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兒子去世半年後,張茹和丈夫商量,要麼領養一個孩子,要麼一起死。他們選擇了前者。

2014年,張茹距離六十四歲只有三個月,兒子的後事還沒處理完,她和丈夫就去了民政局。對方告知,辦理收養原則上年齡限制到六十五歲,領養孩子需要登記排隊等待。

一年後,她再次去民政局,對方告訴她仍需排隊。根據《領養法》,收養人需具備撫養被收養人的能力,以及年滿三十周歲。

張茹提議把兒子的女友認作女兒,但丈夫擔心認的女兒將來要贍養四個老人,壓力太大,便放棄了這一想法。

2016年4月,張茹夫婦去了雲南,到當地福利院領養孩子,答覆是「本省需要孩子都特別多」。5月,夫妻倆去了河北承德一家孤兒院,但孤兒院大門緊閉不讓進入,他們把買的水果衣物等擱下後離開了。7月,二人又去了北京的太陽村,那裡住著不少無人撫養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但不讓領養,最後兩人失望而歸。

有次在一家私人醫院,李威聽說可以找人代孕,五十萬元一個孩子。但權衡下來,覺得代孕是非法的,不能做。

漫長的跋涉後,試管嬰兒成了夫妻倆的最後選擇。

早在2015年底,張茹就考慮過做試管,她聯繫上安徽合肥人盛海琳,後者在60歲時通過試管受孕生下一對雙胞胎。張茹想從她那裡打聽做試管嬰兒的途徑,但被對方拒絕了,只告訴張茹做一個五萬塊錢左右。後來,張茹沒再聯繫她。

如今,盛海琳已經不記得張茹曾找過她,前幾日她從新聞里得知張茹懷孕的消息,並說自己給不了任何建議。

2016年10月,在北京的國際醫療展上,張茹認識了一個台灣醫生,並懇求醫生為自己做試管嬰兒。醫生說,以她的年紀做試管嬰兒有風險。張茹說自己接受任何風險。「當你生不如死時,所有看似危險的事情你都願意嘗試。」

2017年2月,張茹開始吃激素,直到月經回來。吃藥的同時,配合著身體上的鍛煉,打球,游泳。但吃激素的第五個月,她的血壓開始升高,久坐後站立格外吃力。

7月,她去了北京婦產醫院看中醫,說自己想做試管嬰兒,醫生給她開了三十五天的葯調理身體,月經和身體恢復正常。

張茹曾在網上遍尋高齡產婦的案例。「東北64歲有個產婦,2016年12月28號生的; 2016年的9月份,杭州那人從美國回來生的;還有2017年有個52歲生孩子的。」她能清楚記得每一個高齡產婦的年齡,以及她們生下孩子的日期。

去台灣之前,張茹諮詢過北京的幾家大醫院,但回復都是她年齡太大,不能做試管嬰兒。張茹想不明白,「誰要失獨,誰還選擇年齡啊?」

今年6月,李威和妻子去了台灣。中介全程帶著他們,物色好卵子,找了律師事務所,辦理好手續,再去醫院交錢,身體做了全面檢查。一趟下來,夫妻倆花費二十多萬元。

那天是6月8日,醫生篩選出二十多個卵子,用精子配成八個胚胎,再從中篩選出四個,兩男兩女。張茹擔心成功率低,想放入三個胚胎,醫生告訴她不行,萬一三個都成活,要引產的話另外兩個也會受到影響。最後決定放入兩個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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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茹躺在床上,心裡想的全是去世的兒子。一直默念,讓兒子原諒她,保佑她成功生下孩子。三天後,夫妻倆返回北京,帶著僅剩的一千元錢。

從台灣回來後,6月19號,有了好消息。張茹到北京寶島婦產醫院驗血,檢查了三次,確定懷上了雙胞胎,兩個胚胎全部成活。她成了國內目前已知的年紀最大的孕婦。

張茹沒有想到兩個胚胎同時成活,「早知道這樣,我移植一個多好。」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夢到了去世的兒子,丈夫也做了同樣的夢。

張茹83歲的姐姐一直站在她那邊,姐姐是退休的軍醫,她曾告訴過張茹妊娠的風險,但無論結果如何,「最後做選擇的都是張茹自己。」

未來

回到咖啡廳,隔壁桌的四個年輕人已經離開,音樂聲越來越大。張茹坐在一張高腳椅上,確保她的腿能伸展開來。

張茹有微信,會上網,但這些新鮮事物不是她擅長的。網上的聲音通過親人的嘴巴斷斷續續傳到她耳邊,她自認有義無反顧的生育理由,方式更是「合理合法」,「我失去孩子時沒人管我,如今我想生孩子卻百般責難我?」這是她掛在嘴邊最多的話。?

她在手機上翻看著盛海琳的新聞。「她當初也植入了三個,後來流產一個,還有兩個。」張茹嘴裡念叨著,目光轉向丈夫說,「你看盛海琳說不能讓孩子產生自卑的情緒,你以後跟教育兒子還不一樣,得用好多的辦法,不僅僅是鼓勵,該嚴的時候還是要嚴。」這些話快速而激烈地滾出,像一篇祈禱文。

李威身體前傾,仔細聽著妻子的話,「現在的生活真的枯燥無味。盛海琳說現在痛並快樂著,她有孩子所以還能有一些快樂。」?他戴著印有五角星的鴨舌帽,肩膀顯得臃腫,站起來給妻子倒水時,彎腰屈背,步履緩慢,皺紋像兵團一樣,將它的領地征服。

關於以後孩子的教育問題,張茹想過。兒子生前,從重點中學讀到重點大學,這讓她堅信自己能複製兒子「成功的教育模式」。她也擔心,和孩子年齡上的差距總會引來一些非議。「或許會遭到歧視,我要想法不讓他們留下陰影。」

張茹喜歡音樂,跳舞,會手風琴,電子琴,「教育孩子,我們是合格的。」她說自己曾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對將來如何撫養好這兩個孩子信心十足。「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不一樣,有的想法比較超前。」愛人守舊,她認為社會不斷發展變化,教育孩子的方式也要伺機而變。夫妻倆有積蓄,退休工資一萬多元,經濟上算富足,他對養育兩個孩子充滿信心。

懷孕後,張茹擺脫了長久的失眠。她依舊用著兒子的微信號,有時看看他大學同學群里的信息,「看他們年輕人說話聊天,我感覺我兒子還活著。」

張茹在北京有三套房,其中一套是兒子生前住的。出事後,她把屋子裡的東西都搬走後出租,沒再去過。為了避開閑言碎語,夫妻倆搬離了原來的住所,另外租了一間房,相依為命,「我就是她的拐棍。」李威說。

張茹的目標是至少堅持到明年一月,胎兒滿七個月,醫生告訴她,孩子在她肚子里多養一天,生下來的成功率越高。李威開玩笑說,不行買個輪椅。

「我們也知道有風險,實在不行還是保住大人。但現在情況還不錯,可以繼續往下走。」 李威每天給妻子量三次血壓,然後記錄在表裡。

從年輕時起,張茹就有鍛煉的習慣,每天游泳,跑步,直到孕前。為了防止血稠,她每天按時吃幾粒阿司匹林,再喝杯溫水。

中午,張茹點了一份涼皮,有時候心裡感到燥熱,總想吃些涼涼的東西。「我沒那麼嬌弱,真的。」她會在身邊的人想照顧她時強調這句話。

在顧客進進出出的咖啡廳中,張茹和丈夫無疑是年紀最大的人。他們不喝咖啡,點了一壺菊花茶。說話的聲音偶爾蓋過了咖啡廳里的音樂聲。


午飯後,李威倚靠在皮質沙發上睡著了,伴隨著輕微的呼嚕聲。這幾年,照顧妻子的責任落在他身上。他今年70歲,每天早上吃一粒維生素E和降血糖的葯。

妻子懷孕以後,他唯一的任務是讓日漸衰老的身體重新煥發活力,對抗這個年齡可能擁有的疾病。他甚至有種意念,自己絕不能早早死去。他必須活得更長久。

他和妻子的設想是,孩子順利生下來,請個保姆,等他/她大點,找人模擬一張全家福,把兒子也刻上去。

他們想,奔著活到八十多歲的目標,把孩子撫養到成年,一場告別後,再把他們託付給信任的親人。

如果沒要上孩子,他和妻子就去養老院,「孤獨終老」。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張茹、李威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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