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關於《中國哲學大綱》的三封信

在中國近代哲學研究史上，只有三部通史性質的中國哲學著作，是真正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與原創價值的。第一部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二部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第三部是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僅僅完成了半部，但是它奠定了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牢固基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以人物思想為綱，分成兩篇。第一篇子學時代，從孔子講到淮南王劉安，主要研究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說。第二篇經學時代，從董仲舒講到康有為，主要評述漢代到晚清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脈絡。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以問題解析為綱，共計50多萬字，分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三部分，通過引證極為豐富的原始資料，把中國哲學家所討論的主要問題集中起來，分別敘述其淵源及變化情況，特別重視從古代哲學的固有體系來進行分析與研究，以顯示中國哲學的條理與系統，因而成為一部中國哲學問題史。

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撰寫於1935年1月，完成於1936年7月。馮友蘭審閱之後，予以充分肯定，並且推薦給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同意出版。然而，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後，全面抗戰開始，《中國哲學大綱》的出版計劃被迫中止。由於張岱年未能跟隨清華大學南遷，因而只能繼續留在北平。1943年，北平私立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邀請張岱年到校任教，《中國哲學大綱》作為講義亦於1943年由中國大學印行。1948年，商務印書館舊事重提，第二次告知張岱年準備出版《中國哲學大綱》一書。張岱年還專門做了一些修改補充。後來，出版計劃又被擱置。直到1958年4月，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了《中國哲學大綱》，署名「宇同」。1982年8月，《中國哲學大綱》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署名「張岱年」，向國內外發行。《中國哲學大綱》於1974年在日本出版了日文譯本，1992年在中國台灣出版了繁體字版，1996年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岱年全集》第二卷。

現所發現的幾份與1958年出版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一書有關的文獻資料，主要是張岱年與商務印書館往來的書信手稿。其中有便條1張、高等教育出版社收文登記卡6張、商務印書館草擬的給張岱年的信件草稿3張、張岱年給商務印書館的書信原件3張，所有材料一共有13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張岱年致商務印書館的三封書信。這些文獻資料，並不是當時張岱年與商務印書館就《中國哲學大綱》往來的全部書信，但對於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哲學研究史，特別是探討張岱年的生平事迹與哲學思想，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商務印書館致張岱年信函 作者/供圖

1954年初，商務印書館與高等教育部教材編審處共同組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大約在1956年的時候，商務印書館檢查庫存的舊紙型，發現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一書的紙型完好無損，第三次決定出版此書，並且迅速地與張岱年進行聯繫溝通。喜出望外的張岱年仔細校對了書稿的清樣，並且於1957年2月28日撰寫了「新序」。1957年3月11日，商務印書館給張岱年發出了這樣一封信（商編字第969號）：

岱年先生：

大著《中國哲學大綱》校訂清樣及「重印後序」都收到了。在付印前，我們擬就校訂清樣再通讀一遍，如有意見，當再向先生請教。特復，此致

敬禮

商務印書館編審出版部

3月11日

1957年12月23日，商務印書館又給張岱年發出信函（商編字第1082號）：

岱年先生：

大著《中國哲學大綱》，經我們考慮，認為作為中國哲學史的材料，對讀者還是有一定用處的，所以決定本月內發廠挖改。新序一篇，待排出後當送請作最後的核定。特此函征同意，尚希惠復。此致

敬禮

商務印書館編審出版部

12月23日

張岱年致商務印書館信函 作者/供圖

當時，張岱年接到來信之後的興奮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很快就在1957年12月26日寫了回信：

商務印書館編審出版部的同志們：

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函敬悉。同志們既然認為拙著《中國哲學大綱》作為中國哲學史的材料對讀者還有一定的用處，決定發廠挖改付印，我也同意。專此

奉復。此致

敬禮

張岱年

12月26日

1958年2月12日，張岱年又給商務印書館發出了這樣的一封信：

商務印書館編審出版部的同志們：

一月十六日來函敬悉。拙著《中國哲學大綱》的校訂及新序撰寫工作本可於二月十五日完成。乃因近來有其他臨時任務，不得不推遲數日。二月二十三日一定將增訂本及新序送上。尚希鑒諒為荷！此致

敬禮

張岱年

二月十二日

1958年2月28日，張岱年再給商務印書館發出了這樣的一封信：

商務印書館編審部同志們：

拙著《中國哲學大綱》的校訂清樣已於二月二十三日送上。今更將「重印自序」稿送上，即請

審閱為荷！順致

敬禮

張岱年

二月二十八日

在張岱年致商務印書館的三封書信當中，最有史料價值而且值得注意的，就在於張岱年撰寫「新序」的時間上。《中國哲學大綱》一書在1958年出版的時候，除了1937年2月3日的「自序」以外，張岱年在書里還加寫了一篇《新序——對於過去中國哲學研究的自我批判》。該序長達9000多字，被公認為是張岱年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對中國哲學史以及對自己研究中國哲學史進行重新思考的一篇重要文章。如果說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的「自序」，主要說明的是該書的範圍與該書的方法，字裡行間充滿了自信的話，那麼「新序」的基調則使得整篇文章顯得誠惶誠恐，主要說明的是這本書寫成於20年前，由於當時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沒有深刻的認識，不可避免存在著四個最顯著的缺陷，至於較小的錯誤與偏差就更多了。當然，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某些見解前後發生了某些變化。在「新序」中，張岱年認為自己這本書的價值，一是對中國古典哲學問題的材料做過一定程度的整理，二是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分析與解釋。

因為這一篇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的「新序」，末章節附註明的完成時間是1957年2月28日，所以幾十年來，專家學者通常都是以這個時間點來進行有關的分析研究。然而，從張岱年給商務印書館的書信里，我們可以看出，最初張岱年的確是在這個時間完成了「新序」的寫作，並且把它寄給了商務印書館。但是後來他又做了大量的修改，甚至有的內容可能重新寫過，修改之多甚至影響到「新序」最後定稿的時間。由於他沒有再修改「新序」的撰寫時間，導致人們容易誤解「新序」就是完成於原來的那個時間點。這一點本來不是個事情，但問題在於從1957年2月到1958年2月，受當時的「反右」運動波及與影響，張岱年對一些哲學問題的認識，前後可能有所差別。

1958年2月，陳翰伯被任命為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1958年4月，商務印書館恢復獨立建制。也恰好是在1958年4月，《中國哲學大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9月29日第652期

責任編輯：劉淼排版編輯：劉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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