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船王」盧作孚：不只是一個商人

評點中國近現代民族工商業，毛澤東有「四個不能忘」——「重工業不能忘了張之洞，輕紡工業不能忘了張謇，化學工業不能忘了范旭東，運輸航運業不能忘了盧作孚。」盧作孚，一個重慶合川的小學文化的商人，卻在並不長的一生中建立了不朽的事業：辦船運，能讓軍閥心甘情願把自己的船交到他的手上，而成為中國船王；抗戰最危急時刻，他幾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國的「敦刻爾克式」壯舉——宜昌撤退；辦教育，把北碚建設成一片世外桃源；他多次被軍閥和國民政府委以高官，卻大多堅辭而去，即便赴任也很快離職；他是中國大實業家，卻在自己的公司內擁有極少的股份(還是軍閥和股東強贈與他)，生活安於清貧樂道……

這樣一個了不起的實業家，卻在1952年選擇了自殺，用大量的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創民族航運之高峰

1925年，32歲的盧作孚在家鄉合川籌辦民生公司，開始了實業報國的征途。在此之前，他的理想是「教育報國」，他當過中學老師，還干過滬州永寧公署教育科長，積極開展深入民眾的通俗教育活動。

1924年，他應軍閥楊森之邀，在成都開辦民眾通俗教育館，擔任館長。在軍閥混戰的年代裡，四川更是連綿戰亂，一省之內打得烽火連天，永無寧日。在這樣的情形下，盧作孚教育救國的理想無異於對牛彈琴。

民生公司創業相當艱難，盧作孚在上海定製的一艘排水量僅為70噸的小輪船造價就需要3.5萬元，而民生公司募款卻僅為2萬元，實際到位的僅8000元。在這些錢里，他居然還要拿5000元辦一個合川電廠（結束合川沒電的歷史，也算是造福桑梓），剩下的3000元就只能當作是第一艘船的定金了。好在東拼西湊，總算是湊齊了買船費用，盧作孚和他的「民生號」開始了一統川江航運的旅途。

在盧作孚的帶領下，到1937年全面抗戰前夕，民生公司已經擁有46艘輪船，總噸位達18718噸，職工3991人，資產1215萬元，接下了長江上游70%的航運業務，是我國當時最大的民族航運企業。

中國「敦刻爾克」的導演者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平津陷落、淞滬敗退，首都南京慘遭淪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

身處大後方的民生公司積極參戰，護送大量川軍至抗戰一線。愛國將領、四川軍閥劉湘將軍率麾下川軍子弟出川時，乘坐的就是民生公司的輪船。

和強大的日本帝國海軍相比，中國海軍弱小得簡直可以不計。海軍部長陳紹寬選擇了最為慘烈的沉船堵塞河道的作戰方法。身為交通部次長的盧作孚也忍痛將民生公司大量船隻自沉於江陰前線。

然而，中國軍隊節節敗退，重鎮武漢很快失守。從長三角一帶轉運至武漢的大量設備、物資以及人員很快就撤到了三峽一線——宜昌。

1938年9月的宜昌，中國的兵工業、航空工業、設備製造業、輕工業等物資雲集於此，大量的武器彈藥、汽油也都在江邊集中。

於此同時，日軍節節逼近，中國軍隊且戰且退。日本人的飛機已經在不停地轟炸宜昌。此時，中國以一己之力獨抗日軍。宜昌江邊9萬多噸的物資和大量人員是這個國家避免亡國命運的希望所在。

更為可怕的是，40天後，長江就將面臨枯水期，物資無法通過輪船運送到大後方。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盧作孚的民生公司是最重要的運送力量，中國把目光集中到了這個小個子四川人身上。

宜昌上游的三峽，既是阻攔日軍沿江上侵的天然屏障，卻也是宜昌大撤退的最大阻礙，而且，只能白天運送，夜間裝卸。

在正常情形下，民生公司在這40天里，最多能運送1.4萬噸的物資。盧作孚和民生公司制定了一攬子計劃，參考前一年枯水期的航行法，採取三段運送法。

不論白天黑夜，宜昌江邊聲響震天，2000多名裝卸工不停工作，拚命把儘可能多的物資運送到大後方，民生公司輪船的汽笛聲也響個不停，天上日本人飛機轟炸的轟鳴聲也夾雜其中。

民生公司的指揮中心內，電報機24小時不停工作，所有電文盧作孚親自處理，龐雜的運送過程中每一個細節，他都能瞭然於胸。

除了大量物資，人員輸送也是難題，民生公司經由宜昌搶運入川的機關、團體、學校、工廠、醫院等單位的旅客，共約64000多人。其中搶運入川的學校有復旦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航空機械學校、中央陸軍學校、國立戲劇學校等數十所。

最終，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中華民族保留了長期抗戰的火種，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功不可沒，卻也犧牲慘重，僅人員犧牲就達117人，傷殘76人。

如此大的運送量，卻讓民生公司損失慘重，相比於國外輪船的收費，民生公司的收費只相當於二成，甚至一成（兵工器材）的價格。

事後，盧作孚說：「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

晏陽初說，這就是中國的「敦刻爾克」。

從來就不只是一個商人

棄教從商的盧作孚從來就不只是一個商人。甚至，評點起他的社會事業，很多人都會認為商業不過是他進行社會改造的物質基礎。

在盧作孚的眼中，重要的是改善人心，改變國民的精神面貌。他說：「現代的國家有一個根本的要素，他們有國家那樣大的集團組織，而我們卻至今沒有，只有政治團體本身那樣大的集團組織。」

他的身上帶有很強的清教徒色彩，忙於事業卻對個人享受沒有什麼興趣。在民生公司內，分紅辦法是，所有人員不論職位，而是根據表現列為五等，最基層的文員、水手到總經理同等表現同等分紅。盧作孚被評為一級，他和一個一級的茶房一樣拿49元。

起初，他沒有什麼股份，即便是後來擁有的一點股票，還居然是軍閥劉湘等人出錢贈送給他，讓他成為有董事身份的總經理，而不是一個打工的聘任者。

的確，盧作孚作為若干家公司的董事，他有著不菲的車馬費，但他全部捐給了北碚的社會公益事業。晏陽初回憶抗戰時，盧作孚一次生病，家裡人想買只雞給他吃，卻都沒有這個錢。

四川老鄉，國民黨大老張群說他是：「一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個人享受追求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自殺而去

1949年，避居香港的盧作孚謝絕了台灣方面的邀請，把在香港的船隊帶回了大陸。

回到大陸後，盧作孚帶頭把民生公司交給了國家，率先實行了公私合營。

然而，在一個革命滾滾襲來的年代裡，盧作孚也無法倖免。朋友先後被批判，被他視為兒子的通訊員跳出來指責他收買公股代表。一浪一浪的政治波濤讓船王找不到方向。

1952年2月8日，盧作孚在他簡陋的寓所內吞食了大量安眠藥後自殺。據幼子盧國綸回憶，他留下的遺囑非常簡單：

一、借用民生公司傢具，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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