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都曾禁止官員逛「娛樂街」，清朝曾用太監替代樂妓

古代如何禁特殊娛樂行為？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在古代中國所有朝代中，唐朝的娛樂產業是最為發達的，特殊工作者的素質也最高。唐政府確立了官妓制度，從法律上給特殊工作者一個地位，特殊消費成了合法的產業。

當時，唐政府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教坊」，對在京師營業的娼妓予以統一管理，所有從業人員均須註冊登記，登記後須進行崗前「職業培訓」。噪子好的培訓成歌妓，有音樂天賦的擔任樂妓，身段好的發展為舞妓，有點酒量的則做飲妓，等等。

（古代娛樂消費）

時文人和官員樂於特殊消費，所以在唐代詩人的作品中總有青樓女子的影子在字裡行間晃動。當時特殊工作者主要聚居在長安城的「娛樂街」——北門附近的平康里，「平康」、「北里」由此成了妓院的代稱。

孫棨所撰的《北里志》，記述的就是時人逛「娛樂街」的所見所聞。

（唐朝官員）

唐代的官妓制度對後世影響很大，一直到明代，這一制度才被取締，中國的禁娼運動也因此出現了新的趨勢。

或許有讀者會問，明代禁娼么？開始並不禁娼。和尚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建國之初不公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官民特殊消費。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礎上，明政府將教坊升級為「教坊司」，隸屬掌管教育、外交諸事務的禮部。

（青樓）

據明姜明叔《蓉城詩話》記載，當時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寶門（今中華門）一帶，沿著內外秦淮河興建了輕煙、淡粉等14座高檔酒樓，這就是明代著名的「娛樂街」秦淮河畔的所謂「花月春風十四樓」。

這些酒店實是明代的國家妓院，營業前因特殊工作者人數不足，朱元璋下令從全國各地徵召有從業經驗的女子，催她們儘快上崗。由於政府提倡、官員帶頭，特殊消費確實拉動了是明初的「內需」，私人聚會少不了妓女助興，公款宴請也允許使用「娛樂小姐」。

（朱瞻基）

官妓的發展很快就引發了很多問題，社會「禁娼」要求強烈。朱元璋的重孫子朱瞻基（明宣宗）當了皇帝後，便下令取締了官妓，並嚴禁官員涉足娛樂街。明代由此出現了一場「禁娼運動」。

朱瞻基這一舉動，在中國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沒有官妓還有私妓，一些大款則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沒落後，私妓大量出現，被時人稱為「私窠子」的暗娼特別多。

（青樓女子，劇照）

朱瞻基前後僅做了11年皇帝，38歲時便死了。之後，放鬆了對特殊職業、特殊行為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兩岸妓院酒樓林立，流動的特殊交易場所畫舫多多，成了當時全國的娛樂產業中心。明末人余懷所撰的《板橋雜記》，實際就是時文人、學子、官員在娛樂街的特殊消費實錄。所謂「秦艷八艷」，便是在秦淮河畔賣身的8名特殊工作者，她們皆出現於明末清初。

與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嚴厲了，但也是反反覆復。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設教坊司。但順治皇帝曾兩次裁減教坊女樂，宮中搞活動時，培訓48名太監替代樂妓。

（青樓女子）

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樂，開始禁娼，從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運動」。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則直接裁革女樂。

康熙皇帝繼承了順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復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頒布的律例上明文規定：「夥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

嘉慶皇帝進一步加大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力度。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訂的《大清律》規定：「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青樓女子）

清代的禁娼可以說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政府「掃黃」的聲勢很大，一時頗有效果。以當時全國著名的「娛樂之都」揚州為例，當時的特殊工作者便很緊張。揚州自隋唐起特殊產業便十分發達，雖然政府有「清潔」運動，但娼妓並未能禁絕，「私窠子」、「半月門」、「揚濱」、「船娘」這類暗、私娼繼續活動。

這些特殊工作者對「掃黃」信息很靈通，風聲一緊，她們便「集體消失」。清初文人吳綺在《揚州鼓吹詞》序中是這樣說的：「一逢禁令，轍生死逃亡，不知所終。」

（明清南京娛樂街，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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