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樓：「中國秋葉原」三十年浮沉錄

合眾人的「最好」以調和折衷，造出一個偶像，此即所謂「鼓樓的黃金時代」。

晨鐘暮鼓

與北京那些不勝計的狹窄老巷子不同，地安門大街十分寬敞，東西向橫亘在北京的中軸線上。當年這裡本有座氣象恢弘的地安門和老城牆，1954年把城門和城牆拆了闢作馬路，才有了這般光景。

穿過老城門改造而成的幹道，沿地安門外大街徑行往北，在老城區中軸線的盡頭，始建於元代的鐘鼓樓便坐鎮於這北京城古今的分界點上。歷史上鐘鼓樓雖經多次火災與戰亂破壞，仍能得以重建保全，巋然屹立在此700多年。

鼓樓在前，紅牆金瓦，微胖。

鐘樓在後，灰牆綠瓦，略瘦。

鼓樓

在古代，鐘鼓樓肩負報時職能。每天亮更（3點-5點）及定更（19點-21點）先擊鼓後撞鐘，其他更天則只擊鼓不撞鐘。敲鼓與撞鐘方法相同，北京民諺歸納為「緊十八，慢十八，不緊不慢又十八」，如此重複兩通，共計一百零八下。因為一年有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侯（五日為一侯），相加之和為一百零八，所以古人用一百零八象徵一年。

每到定更天鼓響，百業漸歇，城門關閉，內外城交通隔絕；待到來日亮更天伴晨鐘復啟，九流十家內外交通，羈旅往來不絕，城市重新運轉。是以鐘鼓樓成為北京一個文化符號，老北京形容帝都的生活「晨鐘暮鼓、鐘鼓相聞」。

鐘鼓樓的報時傳統一直延續到民國。1924年已是民國12年，五四運動業已過去五年了，然而鐘鼓樓卻仍屬前清的鑾輿衛管轄，北京還能聽見鐘鼓和鳴，定更後還有九門提督衙門的差役出來巡街打更，顯出不合時宜的前朝余續。後馮玉祥進京，將溥儀趕出紫禁城，鐘鼓樓才徹底卸下職能，變成純粹的古迹。

對北京人來說，鐘鼓樓，就是時間概念的具現。

傳統又常新的街巷

鼓樓是傳統的。

鼓樓一代擁有保存較完好的衚衕和四合院建築群，是北京最著名的民俗旅遊景區。街道兩旁清一色磨磚對縫的古典風格建築與鼓樓相對望——雖屢有修補、翻新，店鋪也換了幾茬，然多年來大抵還是這副風貌。

地安門外大街徑直向北延伸，到鼓樓腳下被東西兩向分隔出了涇渭，形成一個三叉路口：鼓樓西大街沿什剎海折向北通德勝門；向東去是鼓樓東大街——今天中外馳名的民俗旅遊景點南鑼鼓巷，出口就在這趟街上。

周邊地圖

以地外大街為經，鼓樓東大街做緯，隔出的這塊只有0.88平方公里的街區，星羅棋布著僧王府、可園、末代皇后婉容故居等37座文物古迹；往西去有北京最古老的商業街煙袋斜街；穿過斜街就到了什剎海——名字叫「海」，其實是人工湖，據說過去此湖沿岸有十座佛寺，因此得名「什剎海」。

什剎海湖面最窄處，銀錠橋像一條元寶裝飾的玉帶，收緊了湖水的纖腰，連接起東西兩岸，並以橋為界區分出了前後海：橋南為前海，橋北為後海。銀錠橋始建於明朝，後屢經翻修。1910年，汪精衛在此橋下埋炸彈，意欲暗殺溥儀生父、清朝攝政王載灃，後因事敗被捕。汪在獄中做好了就義覺悟，寫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壯懷詩篇，其事迹傳誦一時，銀錠橋也藉此馳名全國——然而後來因汪精衛名聲太臭，這典故便少有人提了。

銀錠橋

早年什剎海廣植荷花，沿湖垂柳傍岸。每臨盛夏，荷花映日，風吹柳動，窸窣有聲。清代竹枝詩讚道：「地安門外賞荷時，數里紅蓮映碧池，好是天香樓上座，酒闌人醉雨絲絲。」待到傍晚，天光雲影間彤霞掩映，吃罷了晚飯的老人坐在湖邊的石椅上，身旁的收音機流出京劇、鼓曲的唱段，有時興緻來了，還跟著收音機唱上幾句，有板有眼，伴蟬鳴相和，畫面動人心魄。這些北京大爺特別可愛，甭管認不認識，只要過去問候一句「大爺您挺好的？」老人就能拉著你聊半天。

鼓樓也是常新的。

鼓樓自元代起就是北京最重要的商業區之一。什剎海曾是連接大運河與海路漕運的樞紐，百市興旺，商賈如雲；鼓樓周邊居民，不是過去的八旗貴胄、達官顯貴，也多是三代以上的老北京；而再往北不到兩公里還有解放軍總政大院，這些大院子弟普遍家底殷實，消費能力強；鼓樓周邊有多所學校，其中包括有100多年辦學史的鴉兒衚衕小學、80多年辦學史的北京市第十三中學，以及培養了陳道明、姜文等人的名校中央戲劇學院等等，文化氛圍濃厚，年輕人很多。

或許是因為以上歷史和社會原因，鼓樓成了北京年輕人的潮流集散中心，無數模玩手辦、輪滑、球鞋之類的店鋪，隨著社會流行趨勢在鼓樓留下過自己的印記；全長不過1.1公里的鼓樓東大街兩側有十幾家樂器行，被譽為北京的「音樂一條街」；後海沿岸有100多間酒吧，是年輕人和外國遊客消遣的聖地。這些酒吧與北京傳統文化的融合也饒有趣味：過去歌手在酒吧霓虹燈下彈唱，相聲藝人則在傳統茶樓和炸醬麵館裡說相聲，彼此涇渭分明；而現在，茶樓麵館里不時會想起民謠歌手的吉他，在酒吧也能聽見相聲藝人使灌口——估計放眼全國，這種奇妙體驗也只有北京鼓樓獨一處了。

後海夜景

但以上這些，都沒有遊戲給鼓樓留下的烙印深重——從80年代末到21世紀頭十年，遊戲，曾是鼓樓的標籤。地安門外大街加鼓樓東大街全長約1.8公里，今天看來，這裡只是普通的民俗商業街——但在不到二十年前，這段不足兩公里的街道旁羅列著多達五六十家ACG類門店，以遊戲店居多；如果再算上那些只是兼賣一點盜版遊戲、周邊、動畫光碟的其他店鋪，巔峰時期兩條街上做ACG生意的商戶多達百餘家，被譽為「中國秋葉原」。

然而今天，伴隨著潮流起伏，兩趟街上的ACG類門店只有12家遊戲店、1家模玩手辦店和1家桌游吧倖存，動漫專門店和女僕咖啡廳之類的店鋪全軍覆沒，早已不復當年盛況。

我們今天的故事，就是有關鼓樓腳下這兩條大街的——可以說這兩條街的故事，是北京兩代玩家成長的故事，也是電玩在北京發展三十年的縮影。

星星之火

鼓樓與遊戲的緣分之深厚，堪稱罕見：從電子遊戲進入中國伊始，鼓樓的發展軌跡就與遊戲緊緊結合在一起。遊戲之於鼓樓的歷史，甚至遠超「二次元」之於日本秋葉原的歷史。

儘管北京直到80年代末才出現第一家遊戲專門店，但鼓樓的孩子對遊戲卻並不陌生。鼓樓西南1.5公里是小西天，北京的街機文化的中心，機台種類又多又便宜，是80後心中的「打機聖地」，直到2000年初才衰落下去。而儘管沒有正規購買渠道，家用機卻也已小範圍地流進了鼓樓居民的生活。

有100多年辦學史的鴉兒衚衕小學

「第一次接觸遊戲是5歲左右，大伯帶來一台遊戲機，只能玩那種乒乓球類的遊戲；手柄沒有方向鍵，只能用旋鈕控制上下，往後才有雅達利和FC，」盧鵬這樣向我介紹。

盧鵬，綽號禿子——叫「禿子」卻不真禿——1981年生人，自小在鼓樓長大，職業是通信工程師。盧鵬算是北京第一代家用機玩家，最喜歡的遊戲是《莎木》系列。雖然現在工作壓力很大，且已是一個四歲孩子的父親，但仍沒有放棄遊戲。

盧鵬說的主機是任天堂1977年推出的第一代家用機產品Color TV-Game 15，今天收藏品市場的「神器」，有市無價。80年代前後電子遊戲畫面十分簡陋，讓今天的玩家提不起興趣，但迅速征服了那個年代的用戶：「就像第一次開車那種興奮，手的動作可以直接導致電視畫面上有相應的變化，感覺無比神奇。當時大人對遊戲也沒什麼成見，全家人圍一起玩，輸的下去了立刻有人補上，大腦一直處於高度興奮，不知道餓，不知道困那種。」至於這台遊戲機的來歷，盧鵬也不是很清楚：「大伯是做生意的，可能是他從國外買的，也可能是借的——因為我們家玩了一段時間，機器就突然不見了，可能是還了。」盧鵬的經歷具有一定代表性，我們還採訪了另外三位在鼓樓長大的「80初」玩家，他們的經歷大同小異，基本都能追溯到雅達利時代。

不過鼓樓出現北京第一家遊戲門店卡姆樂屋，卻是個實實在在的巧合。

早春

遊戲的鼓樓，鼓樓的遊戲

卡姆樂屋是北京第一家電玩專營店，在鼓樓經營了30年，我去採訪時才剛從鼓樓搬到20多公里外的京西隆恩寺地區。這裡是老闆藍姐的家，一間很寬敞的兩居室，但各種商品貨物堆起來再加上幾位店員，還是顯得有點擁擠。「因為鼓樓周邊的市政規劃要減少商業，不給續營業執照了，咱們肯定要支持政府，」藍姐講道。「我們在太陽宮組了一間店鋪，還在籌備階段，之後會把店遷到那去。」

卡姆樂屋的創始人姓王，是藍姐的叔叔。王老爺子打小痴迷機械和電子設備，曾經對著雜誌教程組裝過電子管收音機，後來入伍當過裝甲兵，有一身機械工程師的本事。老先生今年60多歲，發色全白，但身材瘦削輕健，腰桿筆直，能看出一股行伍的幹練。

80年代，王先生在一家報社當記者，因為工作關係認識了台灣三洋電子的朋友。當時三洋正在研發自家的FC兼容機「小精英」，王老覺得這才是自己興趣所在，便辭掉報社工作加入三洋。遊戲機上市後，老闆覺得台灣市場還是比較小，打算把產品推向大陸，於是回家鄉創辦了卡姆樂屋。卡姆樂屋開始只做三洋產品的代理，後來隨著主機世代的發展，漸漸把銷售範圍擴展到了所有機種。之後老先生年紀大了，不常去店裡，就把店委託給了藍姐。

卡姆樂屋最初選址在西直門。1988年，因西直門馬路拓寬要拆遷，王老闆將店遷到了鼓樓腳下地安門外大街96號——斜對1952年創辦的地安門百貨商場的黃金位置——鼓樓第一家遊戲專門店就此紮下了根。當時去鼓樓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因為王老闆的親戚在那有間門臉房，環境還不錯，就搬過去了。

卡姆樂屋舊址

88年的鼓樓遠沒有今天繁華，過馬路都不用看紅綠燈，街上根本沒幾輛機動車；東大街上買賣家不多，基本是住戶，也見不到那麼多新潮玩意。藍姐說：「我們隔壁是家裁縫鋪。那個年代家庭教育普遍比較開放自由，家長心態平和，不會因為沒考上重點就歇斯底里，對遊戲也沒有那麼大成見；學生壓力沒現在大，放學早、作業少，回去就是玩，但娛樂方式比較有限。」卡姆樂屋的出現，在鼓樓地區投下了一顆種子。

當時卡姆樂屋的客源主要來自周邊的學生。他們對遊戲接受度特別高，以致店鋪不打廣告、不提供試玩與演示，只靠口耳相傳，來買機器的人就絡繹不絕。藍姐回憶那時店鋪的火爆程度：「最火的時候店裡是站不下人的。我們周末開張晚，到店經常發現還沒開門，門口已經排起長隊了。」

1988年是改革開放十周年。經過十年快速發展，北京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對比改革開放前翻了三倍，達到1437元——注意這可是年收入！對那時的國人來說，遊戲機仍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卡姆樂屋銷售的「小精英」主機最初定價800元，卡帶平均100多一盤，貴的可以破200——買一台主機帶三個遊戲幾乎就掏空了普通人一年的收入，所以遊戲機暢銷，某種程度上是當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寫照。但是換個角度說，80年代末沒有今天這麼花樣繁多的消費品，人們物慾也不高，真有想買的東西，攢錢的能力和意願比現在要強。

小精英遊戲主機

經濟水平也定義了鼓樓地區獨特的遊戲文化。除北京鼓樓外，「包機房」曾一度風靡全國，直到PS2中後期才漸漸淡出中國玩家的視野。這些包機房每小時收費6-10元不等，比今天的網咖還要高，與買機器相比實在不划算，但卻是很多家境一般的學生接觸主機遊戲的唯一渠道。然而在鼓樓——北京最大的電玩集散地——這類租賃服務卻一直非常罕見。間或有一兩家，也是因為店老闆本人是玩家，在經營閑暇有自己玩的需求才設立的。我們採訪了多位店主和玩家，大家一致認為可能是這一地區的家庭經濟條件較好，感興趣的大多直接買了，對包機需求不強。

總之，卡姆樂屋在鼓樓渡過了十分風光的第一年，隨後，鼓樓的遊戲店便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起來，這時已經有了七八家。「（遊戲店大量落戶鼓樓）理由不謙虛地說，是看我們買賣好，」藍姐說到這，像銀鈴般笑得很清脆。「另外當年大家普遍收入就那樣，上班待遇也就那麼回事，所以很多人傾向自己干點買賣，比較自由。」

不過這時期的店鋪大多比較短命，普遍撐不過一年。FC時代的鼓樓與其他商圈比較，並沒顯現出日後發展成電玩中心的相對優勢，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當時客戶對大商場的盲目信任。

80年代末的經濟條件決定了那時購買遊戲機和卡帶對家庭來說是一項高支出的重大決策，孩子基本是沒有話語權的。而那個年代的父母比起私營的專門店還是更信賴大商場或者國營商店，所以即便鼓樓住戶家門口就守著很多遊戲店，很多家庭還是傾向坐車去幾公里外的大商場買機器。鼓樓在遊戲領域甩開其他商圈決定性的分野是世嘉MD時期，這是源於專營店的經營者對行業更深刻的理解。

軟體是產業的核心——任天堂確立的這一準則早已成為業界共識，但在當年，很多大商場和國營商店的經營者根本沒有「軟體本位」的概念，仍然把銷售硬體當做核心業務。這就導致這類店鋪或因不重視，或渠道能力差距，卡帶種類少，且大多不提供二手服務。鼓樓店家則能反其道而行，因勢利導，發展出了專業化的服務。FC時代，卡姆樂屋就率先推出了卡帶置換服務，舊卡帶可以折現或加錢以舊換新，降低了軟體的價格門檻。王老闆在白板上手寫下長長的細則，對二手卡帶的成色及折現標準都有明確的規定，該業務很快便在整個鼓樓普及開來。二手服務再加上專業遊戲門店集中帶來的天然整合優勢，使MD時代的鼓樓卡帶種類齊全、價格便宜，成為玩家購物的首選。

另外，當時鼓樓店家銷售的遊戲機多為自家仿製的兼容機。這些機器品牌五花八門，質量良莠不齊，故障率遠高於日本原裝機，但也因此，店家獲取零部件比較容易，且不少老闆和卡姆樂屋的王老爺子一樣是工程師出身，能提供售後保障和維修服務——這些服務在沒有行貨的年代解決了消費者的剛性需求，遠勝過商場里那些機器一出問題就抓瞎的導購。

以上兩個原因，使鼓樓一舉確立了自己在眾多商圈中的優勢地位，也漸漸形成了中心化傾向。91年前後，鼓樓已經聚攏了相當龐大的玩家群體，初步形成了聚合優勢與良好的玩家社區氛圍，帶動了周邊街機的火爆，街機廳從小西天開到鼓樓周邊，甚至開進了鼓樓裡面。

「那時候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做得不好，鼓樓院牆裡就有街機廳，最開始是佔用鼓樓邊上的角房開的，後來直接搬進了樓里。店門口總是淅淅瀝瀝停著幾輛自行車，每到放學時間就被圍得水泄不通，」柳楠回憶道。

柳楠跟盧鵬一樣是「鼓樓腳下的孩子」，鴉兒衚衕小學的學生。儘管他步入社會後就不再玩遊戲，但提起當年經常駐足的鼓樓幣廳，回憶卻馬上在眼前暈開，童年的光影仍歷歷在目：「門口掛著竹簾，到冬天還要加釘一層棉布。掀門帘進去，裡面聲音很嘈雜，靠牆擺著街機，遊戲以三國和《街霸》為主——我們都喜歡《街霸》，但機台總被高個孩子霸佔，很難玩到。當年一幫孩子里我是跟老闆關係最好的。那老闆約莫30來歲，有個1米7多點的身高，方臉，身材胖乎乎的，人很Nice，我們幾個相熟的孩子去了經常賒幣，老闆也不介意。鼓樓裡面還有家錄像廳也是他的。」

當年這裡曾是一家街機廳

根據楠哥回憶，當時鼓樓周邊還有兩三家街機廳——今天后海遊船碼頭的位置過去就是一家，只不過去那家打機的人龍蛇混雜，小孩子去了鮮有不被劫錢劫幣的，所以他們一般只往鼓樓跑。

鼓樓街機廳一直營業到93、94年，後來政府加強了對當地文物古迹的保護，便將這些非法圈佔古迹的商鋪取締了。不過換個角度思考，在有700年歷史的文物古迹里開街機廳，老闆也算完成了一項輝煌的人生成就；更甚者，恐怕放眼世界，也再找不出第二家選址這麼奢侈的遊戲店，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中國秋葉原」

命運就是這麼神奇，以鼓樓街機廳關停的94年為標誌，正好可以將這一地區乃至家用機發展史劃分出兩個時代。

94年底同期推出的世嘉土星和索尼PlayStation（下簡稱PS）堪稱主機史上的「絕代雙驕」，二者的對壘將家用機拉進了32位時代。而從94年起，中國經濟經歷了飛速發展，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4731元，環比93年漲幅高達22%，並在此後十幾年裡翻了數倍，人民消費能力顯著提高。這年還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國第一本遊戲雜誌《GAME集中營》（《電子遊戲軟體》前身）創刊，玩家有了自己的輿論陣地，鼓樓的商人也因此找到了口頭傳播之外的宣傳手段，開始嘗試在雜誌上投放廣告。

中國最早的遊戲雜誌《GAME集中營》

各種客觀社會條件都十分積極，使鼓樓從94年起迎來騰飛，到土星/PS中後期，周邊遊戲店數量已增長到20多家。廣告效應加上一些北京學生長大去外地念書，將鼓樓的名聲傳播到了其他地區，使其影響力逐漸從一巷一城輻射到整個北中國。藍姐說：「FC時代就偶爾有從北京周邊跑來的客人，土星後期鼓樓就名聲在外了，有顧客特意從其他省份過來——比如山西、內蒙——也不再是什麼新鮮事。讓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客人是暑假從遼寧騎自行車過來的。」

不過那個時期對鼓樓的遊戲店來說也不儘是好事。90年代中期，社會輿論對遊戲的風向開始轉變，也偶有帶著孩子來店裡卻反悔的家長，更甚者有時矛盾激化，家長會當著大庭廣眾打罵孩子，這是藍姐以前沒見過的，對此她很不認可：「說遊戲影響學習，我覺得是你沒教育好吧？我們老顧客『學霸』多得是。我覺得，既然帶孩子來了，證明你在家肯定答應他了，那就別讓孩子在外面沒面子。」

但總的來說，94到08年，鼓樓亞文化圈仍是蓬勃向上發展的，這條老街也因此成了年輕人的聚集地；年輕人增多，反過來又吸引其他新潮行業在鼓樓落戶。

跟隨遊戲步伐，第二批進駐鼓樓的是賣盜版影視、音樂光碟的小販。這些商販都是小本經營、流動性強，不適合整租店鋪，只能依附遊戲店生存。他們每月付店主1000來塊錢，在店裡承包一個櫃檯兜售自己的商品；而有人分攤房租，遊戲店主當然也樂意合作。

賣影視、音樂光碟的小販與遊戲商走的完全是兩個渠道。這些人手眼通天，路子很野，商品更新極快，上架一周的電影、專輯就能在鼓樓找到盜版，而且中外資源都有，品類齊全。最初，遊戲商和影視盜版商在一間屋檐下做買賣，彼此形成了一種默契，涇渭分明，不會涉水對方的領域。然而後來，部分遊戲店主發現這些盜版影音產品受眾比遊戲廣，銷路很好，而且生產技術成本更低，不依賴東南沿海供貨，潛在利潤可能比遊戲還高，便在自己本行經營有餘力的前提下開始兼賣影碟，不再向小販轉租櫃檯。

盜版音樂和影視產品進一步鞏固了鼓樓年輕人聚落的地位，緊接著，樂器行、高達模型、輪滑、趴賽、潮牌、籃球鞋等潮流玩意一股腦湧向這條老街，「98年我打工的時候鼓樓大概有四五十家遊戲店，樂器行已經很多了，高達模型剛開始有，」鼓樓東大街酷玩e代的高健老闆這樣告訴我。

高健

高健，1979年生人，家住小西天一帶，打小便常流連於周邊各街機廳，最愛《侍魂》，從雅達利開始接觸家用機，此後成為鼓樓遊戲店的常客。跟大多數孩子的童年一樣，高健的父母極其反對孩子打遊戲，親子沒少為此鬧矛盾，打罵也是常有的事。當時高家電視尺寸比較小，為了限制小高健打遊戲，父母出門或睡覺前會把電視搬到衣櫃頂上——不曾想小高健雖然搬不下來，踩著椅子手指卻剛好能夠到電視開關，他就保持仰著脖子的姿勢在夜裡偷偷玩。

1998年高健高中畢業，家裡給他找了幾份差事，但他除了遊戲，什麼都不想干，於是選擇到鼓樓的遊戲店打工，月薪600，不包吃住。

2000年，高健打工的店老闆不想幹了，此時高健省吃儉用攢下一點錢，他和一位同樣喜歡遊戲的發小商量，二人合資在鼓樓另一家店裡盤下一個櫃檯，自主銷售PS2等遊戲產品。但好景不長，經營一年多後兄弟失和，高健選擇了離開。至於鬧掰的理由，高健以「一起做生意常有的事」輕描淡寫地帶過，我便不好意思再問。

從陣痛中恢復後，打工時代就夢想擁有一間自己的店的高健決定賭一把，玩回大的。他哄騙父母說想干點「正經買賣」，需要一筆投資，老兩口還以為兒子轉性，願意做點正經營生了，歡天喜地給兒子投了一筆錢。然後2003年，鼓樓東大街213號多了一家叫「酷玩e代」的電玩店，打工的「小高」搖身變成了「高老闆」，為此父親氣得好幾天沒跟兒子說話，但木已成舟，除了接受也別無辦法。

05年左右的酷玩e代

聽了這些個人經歷，我笑著說高老闆恐怕是天生註定要干這行的：他出生的1979年是國家正式施行改革開放第一年；他是國內第一批接觸家用機的玩家；他打工的98年是土星和PS在中國最火爆的時候；他和哥們盤櫃檯做生意的2000年索尼推出了劃時代的主機PS2；他開店翌年，在中國引發風潮，後來成為「街機」的PSP上市——高老闆每次決策都趕上了主機在中國發展的大「風口」，命運之奇妙，有時候不得不服。

「當時鼓樓東大街剛開始商業開發，很多臨街的房子開牆打洞改建成商鋪，地租比地安門外大街便宜不少，所以2000年前後出現的新店基本都開在這條街上，」高老闆向我們詳細介紹起他創業時鼓樓周邊的環境。

率先將動漫元素帶進鼓樓的是高達模型店。由於二次元和御宅文化天生就與遊戲親和力更強，相關店鋪和業務以令人驚詫的速度在鼓樓擴張。短短一兩年，小販手裡的盜版影碟就迅速被盜版日本動畫光碟取代，並且買賣比以前還要紅火。其中1999年開始放映的《海賊王》、2000年的《火影忍者》和2002年的《高達SEED》風靡達數年之久，是拉動鼓樓動漫市場的「三駕馬車」。

因為動畫光碟銷路實在太好，成本又低，以至於周邊的小賣鋪、服裝店、手工藝品店這種主業與二次元八竿子打不著的商戶也進來摻一腳，在店裡擺上了成箱成冊的盜版碟，使鼓樓做動漫相關生意的店鋪實際數量已超過遊戲店。同時，由於顧客選擇太多，對商品種類和到貨速度的要求也越來越苛刻，像《火影忍者》這種人氣番劇，如果某家店新碟到貨速度比其他家晚上幾天，客人立馬不認可你，以後都不會再來。

鼓樓的盜版DVD

街道兩旁專門的動漫周邊店也多起來了，這些店銷售的周邊絕大多數是國內作坊生產的「山寨品」——不過正版模型、手辦做工確實比國貨精良得多，這類商品一直是正版居多。另外，一些比較大的周邊店會銷售正版的動漫、遊戲原聲CD，這東西當年全北京幾乎只在鼓樓有。

激烈的同業競爭也倒逼鼓樓商家推出一些個性化、專業化的服務來增強競爭力。比如鼓樓的模型店提供代組服務——一些單純喜歡高達動畫卻從沒玩過組裝模型的「小白」，如果擔心技術潮浪費了寶貴的模型，可以委託店家找高手代組，只收50-100元不等的工本費；有時「大手子」們也會拿自己做的成品委託店家寄售。這些成品做工精良，售價卻比未組裝的板件還低，是只有陳列需求的輕度玩家非常好的選擇。靠近核心用戶、聚合優勢、多樣的服務和靈活的經營手段使鼓樓成了北京的模玩手辦和動漫中心。

這時期鼓樓店鋪競爭激烈，淘汰率非常高，大量店鋪一兩年就倒掉；而部分標榜「XX年老店」的鋪子，其實也只是保留了招牌，實際經營者已數次易手。但總地來說，到04、05年，伴隨著PSP和NDS兩台現象級掌機的出現，鼓樓周邊遊戲、動漫、音樂等各種亞文化都十分繁榮，達到全盛。一些外地「御宅族」來北京旅遊，鼓樓往往也被列入必去景點，頗有點「朝聖」的意思；網路上，逐漸開始有人將鼓樓稱為「中國秋葉原」。2008年，國內著名遊戲公司久游代理了萬代官方正版網遊《SD高達OL》，在遊戲的官方論壇，久游特意開闢了「北京鼓樓」專區，專區描述就是「中國秋葉原」——這是第一次有比較官方的機構承認北京鼓樓在ACG領域的商業領軍地位。

盜版與奸商

第一次來鼓樓的「宅」很容易誤認為自己身在天堂，然而常光顧的老客都知道，這裡遍地明槍暗箭，是個讓北京玩家又愛又恨的地方——盜版與奸商，是鼓樓繞不開的兩個關鍵詞。

其實國內正版玩家群體一直存在，鼓樓渠道能力比較強的店，很早就可以幫玩家從日本訂購正版遊戲。藍姐說，卡姆樂屋有位老顧客是音樂學院的老師，在業內很有威望，他的學生參加國際大賽都經常獲獎，收入很高，從FC時代就開始買正版，「盜版他也玩，但真正喜歡的遊戲都會買一張正版收藏，多的時候一個月就能買四五張。我賣得最貴的一張正版是PS上的《寂靜嶺》，650到手700賣的（原價6090日元，按當時匯率約合人民幣440元）——當年匯率、物流條件都不好，訂一張正版很貴很麻煩，差不多要等一個月才能到貨，那個年代買正版的孩子真不容易！」高健老闆也說，在PS2時代他就見過只玩正版的玩家，但從宏觀上看，正版用戶絕對是「稀有物種」，鼓樓遊戲店從發跡到興盛，幾乎完全依賴盜版。

鼓樓街景

早期鼓樓乃至整個北京銷售的FC絕大多數是國內仿製的兼容機。當時國內電視普遍還沒有視頻輸入埠，使用電視天線（RF端子）來傳送信號，即便能買到日本原裝FC也用不了。國產兼容機基本是使用電視天線輸出信號的，那時候遊戲機信號很強，有時鄰居調台也能收到隔壁的遊戲畫面，一家人就饒有興緻地看著對方打遊戲，可能算是最早的遊戲直播了。

最早卡姆樂屋銷售的三洋「小精英」主機是任天堂授權產品，但卡帶是台灣生產的盜版。那時盜版卡帶售價100-200元不等——當時正版卡帶官方定價也不過三百左右，只是很少有人能原價拿到。90年代初，我國東南沿海的工廠已具備自主製造FC卡帶的能力，不再依賴台灣進口，大幅降低了卡帶售價。

出人意料的是，儘管這時鼓樓和日本廠商溝通的渠道都沒有，但日廠的維權嗅覺和動作倒十分敏銳。任天堂在FC時代就在國內找了代理律師事務所，委託處理在華維權工作——有趣的是後來世嘉、索尼找的律所和任天堂是同一家。這些代理律師每隔兩三個月就要帶工商部門來鼓樓突擊檢查，不過即便查出盜版，也僅僅是給予口頭警告，很少鬧到扣貨或罰款的程度——何況鼓樓的店鋪彼此互相通氣，一家被查，馬上有人向其他店報信，大夥把店門一鎖，假裝歇業，檢查的人進不去，也就不了了之了，基本沒有強制力。不過一旦觸及日本廠商底線，也有後果特別嚴重的例子。藍姐記得當初卡姆樂屋對面有家店，賣的主機牌子叫「先鋒壹號」，其實是小作坊自己開模生產的「山寨」MD。世嘉查到後跟他們較起了真，導致這家店被勒令停業整頓長達兩年之久。

進入土星和PS時代，軟體載體變成光碟。光碟生產成本更低，使盜版價格下探到60-80元，但仍超過同期國內正版PC單機遊戲的售價。主機發展到這一階段，技術含量已高到國內小作坊無法仿製，但山寨零部件則開始呈泛濫趨勢——比如光頭、電源和手柄。隨著周邊店鋪增多，價格戰競爭激烈，為壓低經營成本，很多奸商便打起了歪主意，開始了鼓樓奸商和玩家長達十幾年的鬥智斗勇。

最早玩家對零部件的需求和盜版是密不可分的。當年土星的破解方法是「飛盤」，詳細說來就是先將主機開倉剎車禁用，在開機狀態下放入正版引導盤，等光碟旋轉起來進入遊戲片頭動畫後迅速取下正版光碟換上盜版，這樣就可以玩引導盤以外的遊戲了。這個過程技巧要求極高，需要一把抓住高速旋轉的光碟快速取下並更換，既要把握准位置，又要控制好時間，趕上個手腳不靈活的要半天才能學會。

這種破解方法對主機光頭損耗極大，所以土星玩家更換光頭需求也大，給了奸商可乘之機，開始有人將國產光頭冒充原裝賣給消費者；還有奸商會把原裝光頭三個核心元件電機、金屬線圈、馬達拆出來，分別裝在三個組裝光頭上，就生產出了三個「原裝光頭」——這已經算是稍微有節操一點的了。

換原裝配件現象在PSP時期最為嚴重，因為最早PSP破解需要拆機，主機附帶配件又多，可動手腳的地方比比皆是，導致玩家在鼓樓買機器恨不得每顆螺絲釘都要拿放大鏡仔細檢查。

當年買PSP先上網看上萬字的鑒別說明是常態

讓奸商另有空子可鑽的還有修理業務。因為國內主機一直以水貨為主，沒有任何官方售後保障，所以修理完全依賴這些第三方個體商戶。早期這些商戶賣的是自產的山寨兼容機，也有渠道拿到零部件供給，然而在主機無法仿製後，修機器的零部件完全依賴於拆解回收的二手機甚至新機，成本提高了數倍，不免就有奸商打起了歪腦筋。

鼓樓的「老炮」顧客都知道，去鼓樓修機器，如果老闆讓你「出去逛逛，兩小時後回來拿」，你一定要在店裡立等，不能讓機器離開視線。坊間傳聞，在鼓樓修機器，十個人里就有一個倒霉蛋修不好——因為店家拆解一位顧客的機器，將完好的零部件換走當儲備了。至於這個被偷了零件的倒霉蛋，等你回來拿機器，老闆便裝出一副遺憾的嘴臉說：「毛病太大確實修不好了，就不收修理費了。」保不齊還會進一步攛掇你將機器賤賣。

當然，正規渠道維權無門，玩家也不會甘心當「大頭」逆來順受，他們會以自己的方式與奸商鬥爭。

我學生時代唯一一次跟校外人士「茬架」就是跟鼓樓奸商。高中時我在鼓樓買了一台PSP——當時PSP破解分「硬破」和「軟破」，所謂「軟破」就是通過軟體漏洞刷自製系統；硬破則需要拆機對主板和CPU動手腳，不但本身有安全隱患，對「全新未拆」有精神潔癖的買家也受不了，所以硬破機市價要比軟破便宜二百多，但也因此有無良奸商拿硬破充軟破賣——筆者就不幸著了道。

我在購機一周後才發現被騙，那天惱怒至極的我放學後叫了六個同學，抄著板凳去店裡討說法。那老闆看面相還不到30，梳一頭中分，白凈清瘦帶個眼鏡，斯斯文文的，實在不像會坑蒙拐騙的樣子。見我們人多勢眾來者不善，他唯唯諾諾也沒了主意，最後以退了我200塊錢作罷。

在採訪中還有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玩家分享了他朋友「暴力維權」的趣事：小時候這位兄弟在鼓樓買了一台「全新未拆」的GBC，結果正常使用幾天屏幕上蓋就微微翹起，證明這很可能是台翻新機，而且本身是瑕疵品。他去店裡討說法，店家翻臉不認賬，耍無賴說「商品出店概不負責」。這位老哥實在氣不過，某天放學叫了兩個同學，一人假裝要買東西，跟店主問東問西吸引注意力，一人當人牆打掩護，他瞄準櫃檯里的GBC，順手牽羊拿了就走。等店主發現，人已經跑遠了。

今天，每個受訪者談起在鼓樓被坑和「暴力維權」的經歷都能當做青春時代的有趣剪影一笑置之——但仔細想想，笑容里實在充斥著憤怒、掙扎和無奈。

分水嶺

巔峰時期，鼓樓兩條街上遊戲店的數量超過今天淘寶上全國遊戲店的總和，這是鼓樓發展十幾年積累的碩果——然而從2008年開始，鼓樓亞文化迎來衰退的拐點，並且速度之快令人震驚，彷彿只一夜間，這片街區就換了天地。

鼓樓外大街

事實上苗頭在邁入新世紀初就已開始顯現，原因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街區定位、正版化和互聯網。

最先發生變化的是鼓樓的市政規劃定位及遊客屬性。

過去的鼓樓與長城、故宮等馳名國際的景點相比，旅遊資源並不十分突出，是一條人文氣息濃厚的、生活化的街道——這種環境對遊戲和其他文化產業發展是有利的。然而後來隨著北京大拆大建，很多老街被破壞，鼓樓周邊卻因為有大量古迹，整體風貌得以保全，成了今天北京保存最完好的傳統衚衕區。老北京衚衕文化對外國和外地遊客具有獨特魅力，鼓樓的名聲也因此傳播出去，慕名而來的遊客很多，使地區的核心客流逐漸從居民、亞文化愛好者向觀光客轉化，周邊的商業格局也朝景區轉型。

2000年左右，酒吧像雨後春筍一樣在後海一代落地發芽。這些酒吧裝潢洋氣，都有英語菜單擺在外面，名字也起得特別文藝，頗能體現其獨特的定位與顧客畫像。嗅到商機的政府調整市政規劃，鼓樓的文化生活氣息逐漸讓位於商業。2003年，南鑼鼓巷和煙袋斜街經過翻修，成為政府靡費巨億打造的衚衕商業街；同年，有50多年歷史的地安門百貨開始了長達15年的改造，至今仍未正式恢復營業；2010年，什剎海地鐵站開工修建，選址恰好定在卡姆樂屋，卡姆樂屋被迫拆遷到了二次元文化從沒有滲入的鼓樓西大街，半數老客因此流失……

今天卡姆樂屋舊址變成了地鐵站

從結果來看，鼓樓的商業改造無疑是成功的：短短十餘年間，南鑼鼓巷完成了從傳統老街到民俗商業街，再到全國知名景區的「二段跳」，日均接待遊客達3萬人次，節假日峰值突破10萬。2017年，美國《時代》周刊評選「亞洲你不得不去的25個景點」，南鑼鼓巷榜上有名。

這種商業成功刺激鼓樓周邊百業繁榮，卻偏偏對遊戲沒什麼幫助。「來遊戲店的還是那撥人，有明確的目的性，」高健老闆說。「大部分遊客進店發現是賣遊戲的扭頭就走，極少數能留下聽你做點介紹，但因此買機器的基本沒有。」遊戲店沒享受到客流暴漲帶來的商業紅利，景區化釀成的苦果反倒一個不落全吞下去了：不到10年，鼓樓周邊一間不足20平米的門臉房租金從2000塊每月瘋漲到20多萬每年，其他營業成本更是兩三倍於房租，遊戲機的利潤漲幅沒有跑贏通貨膨脹。面對飛漲的成本，倒閉、搬離鼓樓、改行做其他生意的店鋪不計其數。

第二個發展趨勢是正版化。

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思想觀念的進步，遊戲正版化是不可逆的潮流，經銷商和玩家只能去適應；從道德角度來說，用了企業的產品並藉此獲得了快樂就該給錢，這是天經地義——但「正版時代」的降臨對鼓樓和中國玩家來說比較突然，幾乎毫無準備，反應非常被動。

鼓樓從PS3時代開始越入正版時代，理由非常簡單：2010年，PS3問市4年後才宣告破解，2011年才誕生了第一個可用的自製系統，正版化完全是被迫的。最初商人普遍不歡迎正版——與盜版相比，批量引進正版進貨成本提高了上百倍，利潤反而不及，虧損風險還大得多：「一張盤經常只掙一兩塊錢，好多人聽了都不信，」談到收益，高健顯得非常無奈。「有時候再趕上客人是信用卡或者花唄付款，不收手續費根本沒有利潤。現在預訂遊戲都是『多退少不補』，但我們也沒法提前知道進貨價是多少，根本就是賭博。」

另一方面，因為遊戲產品的特殊性，發售後是否能成功並無明確規律可循。叫好未必叫座；反之萬眾期待的大作「暴死」也屢見不鮮。比如去年發售的《GT賽車Sport》就讓高健特別受傷：「我335進貨價拿了1000張，貨還沒到輿論評價就崩盤。到貨後我進貨價原價拋售，結果遊戲發售三、四天後就開始崩值，價格一路俯衝到190左右。現在賣了半年多，還剩200多張賣不出去。」而與過去不同的是，盜版賠錢一次不過幾千塊；正版崩值，價值可是以十萬計的。但作為一個玩家，高健心中至少還有一份情懷支撐著他：「還是要做正版。網上下100個遊戲，真正玩的有幾個？絕大多數是進去看一眼再也不打開，那根本就不是玩遊戲了。正版你在購買前就對它有一定了解，決策比較審慎，玩起來自然就比較投入、認真。」

從「5元」甚至「0元」一夜間變成正版，價格跨度確實太大，過渡不夠平滑，玩家一時也難以接受。我們採訪的幾家店主均表示PS3銷量不如同世代的Wii和Xbox 360，不能破解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因素。

今天的酷玩e代

大環境最後一個重大改變就是互聯網興起。

進入新世紀後，互聯網在中國高速普及，鼓樓受網路衝擊最大的業務恰恰是原本買賣最紅火的盜版動畫光碟。到2008年前後，網路追番全面普及，這些光碟幾乎已沒有市場，率先被淘汰。

動畫光碟出局後，殃及池魚的就是動漫周邊店。國產盜版「三低」周邊（質量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低）利潤無法覆蓋鼓樓實體店的營業成本。而在此時期中關村和崇文門搜秀商城都開設了動漫城，招商條件比鼓樓更優渥，動漫類門店大量搬遷到其他商圈或轉型線上。

遊戲店同樣遭受著互聯網衝擊，最大的影響是電商普及，一定程度敉平了「奸商」的信息不對等優勢，使產品價格更透明，坐地起價、坑蒙拐騙的現象有所減少。但總的來說，遊戲店抗互聯網衝擊的能力比動漫店還是強一些：第一是因為主機仍屬於大額消費且圈裡水很深，玩家不能看到實物難免不放心；二是即便已經能從網上下載盜版遊戲ROM，但這時期國內網速普遍不佳，進入高清時代的遊戲容量卻膨脹了數倍，下載耗時太長，所以很多玩家選擇帶著硬碟去鼓樓拷貝或者買盤；第三是國內主機玩家群體比較固定，這些人早已形成消費習慣，更樂意去實體店，一時半會改變不了。

2010年的鼓樓，與人潮熙攘，每逢節假日摩肩接踵，連腿都賣不開的繁榮景象形成鮮明反差，遊戲店的日子實在有點凄涼。老玩家隔月去一次，可能就會發現眼熟的老店又少了兩家或是換了門庭；而對還在堅守的經營者來說，連物傷其類的時間都沒有——營業成本飛漲，遊戲利潤反而降低，他們必須不斷拓展玩家數量才能保證自己的收益……要思考的問題太多了。

酷玩e代的「鎮店之寶」

生意經

可以說，今天在鼓樓活下來的店，每家都有自己的生意經。

我在卡姆樂屋採訪期間，來了一位買Switch的顧客。藍姐說抱歉沒法招待你，喊店員給他拿貨。這位客人約莫三十四五，但言談舉止仍是一副少年派頭。調試機器期間，他很熟絡地跟店員攀談起來：

「我媳婦說過兩天給我買個展示櫃，把我所有的遊戲機放進去展示起來。」

「呦~你媳婦可真體貼！你打算送人家點什麼呀？」

「嘿嘿，她知道我不抽煙不喝酒不泡吧，生平就這麼點愛好……」

因為我注意力集中在採訪，幾米外的對話聽得有一搭無一搭，但把握到一個特點：兩人聊的都是家長里短，沒有涉及價格、機器成色、質量等問題——比起買賣，更像弟弟見了久未謀面的姐姐，拉起了家常，比我當年在鼓樓買東西心態放鬆太多了。我突然有點開竅，明白了這些老店是怎麼做生意的。

要說生意經，鼓樓東大街153號，自由人電玩的幾位老闆頗有發言權——自由人曾是一家在鼓樓衰退期瀕臨倒閉的店，然而今天，自由人淘寶店的店鋪信用和PS4主機銷量均位列北京第三，是當之無愧的「京城名店」。景波是自由人的三位股東之一，對店鋪過去的坎坷，他感慨良多；但在鼓樓衰退的大環境下，他卻對自由人的未來充滿雄心。

在「宅」的眼裡，自由人是鼓樓東大街的終點——儘管再往前去大街還有500多米，但十幾年來，自由人更東面都沒出現過其他ACG門店，可謂是鼓樓二次元王國的「國境線」——看見自由人，就意味著該折返了，所以這家店選址實在說不上好。

2009年一個普通的下午，自由人老闆劉碩又約了景波等幾個好朋友在店裡切磋《實況足球》，並根據戰況不時調侃或者罵幾句閑街，20平米的屋子內外充滿快樂的空氣，他們已經在這踢了5年——但與以往不同，今天踢完，店裡氣氛一下凝重起來。劉碩告訴景波，店鋪一直賠錢，已經到了難以維持生計的地步，他不想幹了。

自由人老闆劉碩

景波比劉碩小一歲，二人是踢實況認識的。03年前後，景波在中央電視台工作，某天下班，他約一位老友見面——兩人都是實況忠實玩家，久未謀面，決定去鼓樓找家能包機的店踢踢球，便來到了自由人——自由人是鼓樓罕見提供包機服務的店鋪，因為老闆劉碩本身是非常核心的玩家，在經營之餘也有玩遊戲的需求，做包機其實主要目的是滿足自己，能賺點外快只是添頭。

景波是朋友圈裡的高手，跟他一起來的哥們水平則馬馬虎虎，雙方實力懸殊，踢了幾把都是「虐菜」。景波覺得沒意思，便強拖在一旁觀戰，默不作聲故作深沉的劉碩下來踢。

結果，景波被灌了個1:9。

過了兩天，不服輸的景波開車拉了一箱飲料來自由人，點名找劉碩切磋，一來二去兩人以球會友成了莫逆之交。後來，他們一起創辦了自由十一人實況足球俱樂部——那時候線下實況俱樂部這種模式在全國範圍都很火，各省有自己的代表隊，經常舉辦民間比賽，還能吸引到英特爾、英偉達等知名廠商贊助，競技氛圍一點不比今天的主流電競項目弱。

自由十一人當時是北京僅次於完全實況的第二大實況足球俱樂部，同樣高手雲集，外出比賽斬獲榮譽無數。他們創辦的「自由十一人聯賽」巔峰時期有50多位選手參與。因為自由人店面不大，每周六下午，劉碩會包下隔壁飯館的包間，扛著四台笨重的顯像管電視和主機去那打比賽，一直打到傍晚，算積分，來的大夥再一起吃個便飯，嘻嘻哈哈好不熱鬧。

發展到08年，因為遊戲網路功能逐漸完備，線下俱樂部和聯賽這種形式沒那麼火了，收入已不足以維持日常運營，俱樂部停辦；終於到09年，實體店本身都快開不下去了。

景波聽了心裡難過，他不想承載了大夥五年回憶的歸宿就這麼沒了，於是跟當年俱樂部里另外兩位好朋友一合計，仨人給劉碩投了一大筆錢，從熟客、老闆朋友搖身變成了合伙人和股東。從此，景波白天上班，晚上顧店兩頭忙著，幾人合力開始了對自由人的「搶救」：「當時我對這業務也沒什麼期望，只是希望我們這幫人還能湊在一塊玩。不過理性分析一下，鼓樓作為北京，甚至全中國都很有名的遊戲集散地，有劉碩這麼一個7年經營經驗的人，理論上（開店）至少不會賠。那麼我們為了給它續命，也願意加入進來。至於行業未來會怎麼樣，當時沒考慮。」

自由人電玩

景波和劉碩對營業方法做了一系列改造，比如重新裝修網店，使商品分類和檢索更清晰；優化渠道和物流降低成本；實行4人輪班制，變相拉長營業時間等等。他們還搞了一個「自由人正版俱樂部」，只要交幾百塊錢會費，玩家就能以置換的方式玩到當年發售的絕大多數新作，非常划算，是自由人一大特色業務。但景波認為，他們做得最正確的一件事，就是確立了以服務為核心的經營理念。

「賣遊戲利潤低，這其實不是遊戲業面對的，而是整個實體經濟和零售業面對的問題。不做遊戲，去做別的，服裝也好餐飲也好，同樣有這個問題。解決之道不是怎麼在實體店把東西賣的更貴，而是你要考慮你的行業有什麼特性，並據此做一些高附加值的業務，」景波打開話匣子，侃侃而談他對實體店經營的理解：「國內的遊戲店在把這個行業越做越小，只會打價格戰，你賣十塊我賣八塊，這不是正常的生存方式。這個東西等市場規範了，應該是由廠商來控價的——十塊就是十塊，你賣八塊是你有問題。」

至於什麼樣的附加服務適合遊戲店，景波的想法已經很具體了：「你在網上買東西，可能感受不到服務——你說人家給你發貨，然後有問題給你退換，是不是是服務？是，但這隻能叫『基礎服務』。遊戲這個事，如果你不太懂遊戲，那麼我們給你講什麼遊戲好玩、什麼遊戲適合你；把人群聚集起來，不管合作、對抗、研究新的玩法，探討這樣會不會讓遊戲更好玩，可能是比較高級的服務形式。」

景波說，他特別懷念過去，十一二點甚至凌晨兩三點，周邊所有店都關門了，自由人還亮著燈，他和劉碩還在踢：「遊戲這個事，我說句實話，一個人玩，娛樂效果有限。我們當年在這踢球那種快樂，說真的一般人體會不到。也許遊戲實體店的最終形態可能就是我們04、05年做的形態：需要有人去聚集、有人去消費、有人去玩——遊戲最根本的目的是玩，是為了獲得快樂。這種快樂很大程度依賴分享，而分享就需要聚集，這才是最根本的，也是實體店的存在價值。」

我接著問景波，今天鼓樓一帶遊戲店少了那麼多，作為「集散地」是不是已經不合格了？他回答這不取決於我或商戶，而取決於玩家：「集散地這個概念一定是分人群的——人有需求它就是集散地，沒有就不是。鼓樓在過去那些老玩家眼裡還是集散地——哪怕今天這條街上只有一家店了，只要玩家有需求，它就還是集散地，這一點不會變。有一天玩家不需要集散地了，那鼓樓就真的結束使命了。」

尾聲：鼓樓的黃金時代

北京玩家對鼓樓的感情是複雜的：一方面我們痛恨奸商，每個玩家都被迫在那練就了一副火眼金睛；另一方面，這兩條大街是維繫北京玩家的情感紐帶。景波還記得，以前有位常來看他們踢球的客人，不清楚什麼身份，但看著很有錢，每天都是晚上十一二點司機開著豪車載他來。車到鼓樓腳下，他就下車步行到自由人，讓司機在後面慢慢跟著。你讓他下場踢兩把，他不踢，但他說：「看你們還在這踢球，我心裡就踏實。」

年紀稍長的北京玩家無比懷念十幾年前的鼓樓，認為那是「鼓樓的黃金時代」，也是主機遊戲在北京的發展的黃金時代。北京的玩家和其他亞文化愛好者常年來實在太孤獨、太壓抑。在這種痛苦中堅守喜好，甚至像筆者一樣最終「玩」進業內，把喜好變成職業，是需要些「行業能變得更好、我們並不孤獨」的佐證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鼓樓充當著這個佐證。我們懷念的，或許更多的是一段有青春加成的集體記憶，外加「遊戲的鼓樓」這一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給我們這些少數群體帶來的文化認同感。

鼓樓遊戲業最繁榮的時代每個人看法都不同：有人認為是PS時代，有人覺得是PS2，有人說是PSP/NDS，但不管是哪一個，玩家印象中最好的時代終歸是過去了，雖儘力回憶，而距離產生美，終不得其真相。合眾人的「最好」以調和折衷，造出一個偶像，此即所謂「鼓樓的黃金時代」。然而我們拋開以上感情，換個角度考慮：買賣雙方極不對等，玩家維權無門，國產IP上不了檯面，商品除了水貨就是盜版……這樣的輝煌，其不可持續自然是毋庸贅言的。

知乎上有個問題：「在中國，有可能出現一個跟日本秋葉原一樣的大型宅人集散地嗎？」我非常欣賞下面一位網友的回答：實質上秋葉原是一個亞文化佔主導但又與主流文化交匯並互相影響的地方，單純去建某種特定商品和人群的商圈是註定要失敗的，屬於結果倒推過程，切入點反了——鼓樓亦然。

從市場環境的角度來說，如果真希望遊戲等亞文化能形成自己的商圈，甚至發展成一個健全的產業，今天的客觀社會環境反倒遠比十多年前要好：遊戲禁令取消我們有了盼望多年的行貨和正規渠道、正版觀念迅速普及、國外廠商越來越重視華語市場、國內創作者已經有能力產出廣受喜愛的大IP……然而客觀存在的心理障礙是，80後、90初這兩代玩家，對過去的謳歌缺乏理性的支撐，但對今天的大環境和國產IP缺乏情感的溫度。

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罷，鼓樓和它代表的遊戲時代遠去了，亦如鼓樓所代表的時間本身，不以某個人的願望為轉移，從不回頭——世運只有日新，今天之後只會是明天。

鼓樓和遊戲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儘管已經在此眺望腳下的街巷700餘年，但下一次太陽升起時，老街里將上演怎樣的戲碼對它來說仍充滿未知。

高健估計今年鼓樓的遊戲店還要淘汰三四家，但他絕不走，要做在鼓樓堅持到最後的人。

卡姆樂屋的新店正在緊張籌備中。藍姐和王老版說，他們想在新店建一個「電玩博物館」——干這行30年，經歷兩代店長，卡姆樂屋收藏了不少品相完好的經典主機，比如MegaCD、3DO等等，在國外收藏品市場上每一件都是稀有藏品，價值不菲。

景波和劉碩還不知道自由人在鼓樓東大街前途如何——目前他們的營業執照還沒到期，「但如果真因為周邊規劃限制商業不給續了，我們也不會放棄實體店，而會租一間更大的、100平米以上的店，把我們多年來對遊戲實體店的理解釋放出來，做一個玩家的聚集地。」

去年，曾在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上市公司都待過，有著羨煞旁人履歷的景波辭掉工作，選擇全職經營自由人電玩——聊到這裡，景波臉上是笑著的，一絲遺憾都看不出來。他說，一個人從20出頭到60歲是工作時間，大概不到40年——他今年36歲，還剩20多年，是時候干點自己喜歡的事了：「我評估了一下：干這個能不能掙錢？能掙錢；有沒有壓力？幹什麼都有壓力。那為什麼不幹點自己喜歡的？你進一家公司，干自己不喜歡的事，總覺得這個事很煩，那你人生會活得很累，很沒意思。現在我開店，每天進到店裡看見大家都精神飽滿，很高興地去做一件事，人生是很快樂很有意思的——幹嘛非把自己搞得那麼壓抑呢？」

「很多圈裡朋友說這行不好乾了，我覺得要看怎麼衡量：如果跟04年比，確實不好乾了；但跟我們自己過去比，我們幹得已經比以前好了。廠商、經銷商、玩家，大環境里大家都在各司其職吧，都喜歡遊戲，我覺得會有好的結果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沒有興趣做這個事了，那就糟糕了。我覺得至少目前為止這十多年還挺有意思。這個行業一直在往前走，道路前面只要還有亮光，就能接著琢磨。」

採訪那天我一大早出門，到結束已經下午四點多，鼓樓即將敲響最後一通鼓，我特意折返過去聽——畢竟按老北京的說法，不聽這通鼓，一天的工作就不算結束。不過我駐足跟著鼓點仔細數了一遍，似乎不是按「緊慢十八」的老規矩敲的，合計好像也不足一百零八下，覺得有點掃興——但轉念一想，沒敲完，就還有期待；真敲完了，就沒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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