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洋務派？
說到洋務運動，人們必提洋務派。誰是洋務派呢？人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曾左李這種中興名臣，以及排在他們之後的沈葆楨、劉銘傳、丁日昌一幹辦洋務的封疆大吏。而跟他們相對的，則是頑固派比如倭仁、徐桐、李鴻藻，跟洋務派直接針鋒相對的，則是清流黨，首領就是李鴻藻，其下有著名的「四諫」，赫赫有名的敢言之士，寶廷、張之洞、張佩綸和陳寶琛，也有人說還要算上黃體芳、鄧承修、吳大澂和王懿榮。由於「清流」的諧音，可以念成「青牛」，人們又稱他們是天上老君的坐騎，所以又將李鴻藻稱為牛頭，張之洞和張佩綸為牛角，因其言論特別犀利，每每觸中要害。寶廷為牛鞭，陳寶琛為牛尾，王懿榮為牛肚。其餘跟在後面的眾多京官，則是牛毛。每每頑固派與辦洋務的封疆大吏為難，都是藉助清流的力量。事實上，西太后那拉氏，也刻意扶植清流，使之與地方大吏分庭抗禮，達到居中牽制的功效。所以，在人們的印象里，當時的朝廷，的確分成兩派，一邊是洋務派，一邊是頑固派和清流黨，從某種角度上看，清流就是頑固派的喉舌。
但實際狀況恐怕不是這樣的。當年真正看清楚世界大勢，認識到必須學習西方，而且不僅買器物，學技藝，還要學制度和文化的，有一些是開明的士大夫，比如馬建忠、陳虯、湯震、陳熾，還有王韜、陳蘭彬以及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
另外一些是從官僚群體里分化出來的官員，比如郭嵩燾、薛福成和黃遵憲。再就是一些有文化的買辦，比如唐廷樞、鄭觀應、徐潤。至於曾左李這些封疆大吏，經過太平天國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雖然意識到了中國需要變革，也需要向西方學習，但想的更多的只是權宜之計。思想上，並沒有脫出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窠臼。在行動上，存在著非常大的盲目性，一副誤打誤撞的勁頭兒。
當然，在野的開明士大夫，在那個年代，是絕對的少數派，思想超前，跟國內士林嚴重脫節。他們只有進入地方大員的幕中，才能對洋務運動，起一點作用。個別思想超前的官僚，比如郭嵩燾，雖然由於做外交官的經歷，對世界大勢看得很明白，對學習西方的認識比較深，但這個人很快就被保守的官場淘汰吞噬。所以，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實就是那些中興名臣。他們有權勢，有威望，更有地位，即使是西太后，也讓他們三分。無論何種洋務，只要他們認準了想干，多半都會有點結果。
最初，這些人的洋務，其實就是購買洋槍洋炮，李鴻章說，只要我們有了開花大炮，西人即可斂手。後來，他的洋務觀擴展到請洋人做教練，教習洋操，學習如何使用洋槍洋炮。李鴻章如此，曾國藩和左宗棠還不及他。但是，太平天國覆滅後，興辦西式軍工企業，他們都達成了共識。曾國藩的安慶內軍械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李鴻章的江南製造總局，都是這種共識的產物。
顯然，這些中興名臣，對於西方的製造業一無所知。居然覺得可以在一個農業手工業的國度，掐取西方工業尖端的果實，移植過來，就可以實現跨時代的超越，一舉後來居上。他們根本不知道，西方的軍火造船工業，在當時就是西方科技和工業的金字塔頂尖，需要各行各業的工業門類的支撐，需要現代科技教育的支持。中國一沒有鋼鐵，二沒有輕工業，三沒有礦業，四沒有科技人才。憑空就想在一片荒野上建大廈，而且只建最高層。底下的所有層面，都靠從國外輸入。
當然，如果不惜代價，不計成本，把軍工廠從國外整個搬過來，不是做不到。但是由於連一個小零件自己都造不了，連一些建築材料也需要進口，這樣的工廠本身，建起來就耗資無數，而建成之後，除了最底層的勞力，所有的都需要進口。而工廠的管理，卻又是官僚系統那一套。這樣的生產，成本無疑是驚人的。造出來的軍械和船隻，比買的，要多耗費不知道多少錢。所以，儘管這些中興名臣氣魄大，本事也大，弄錢的能量超強，但是這樣的軍工企業，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國家裡，畢竟難以為繼。所以，儘管福州船政局造出的軍艦，裝備了福建水師，江南製造總局也造出來一些軍艦和民用船隻，但後來的北洋海軍，艦隻基本都是買的了。
顯然，當年最頂尖的三位辦洋務的中興名臣，都沒有這個心思去了解西方，鑽研西方的學問。他們中間對西方最為了解的，要算李鴻章，但李鴻章也主要是從跟西方人打交道中，從幕僚那裡，得來一些皮毛。嚴格地說，他們雖然按下了向西方學習的開關，但並沒有真心拿西方當老師。儘管同文館的丁韙良總教習已經把《萬國公法》翻譯過來了，但長期主持中國外交的李鴻章，卻沒有見他認真讀過。曾國藩雖然在容閎的幫助下，比較早地意識到留學西方的重要性，但卻沒有在他還活著的時候，推動西式教育在中國落地。
三人之中，李鴻章走得最遠，他已經意識到了變制的必要，提出了改革科舉的主張。而且，洋務運動，也就是在他手裡，大踏步地推進到了民用工業層面，而且，他起用早期的買辦，開始了官營工業的轉型，走到了官督商辦的階段。所以，洋務運動中所有的洋務企業，只有他興辦的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才能做到盈利。
儘管如此，李鴻章一路走來，也是誤打誤撞，大手筆，大浪費。這樣的風格，是所有辦洋務的地方大員的共性。這樣的洋務，除了把西方現代工廠引進了中國，國人見識了西式的工廠，生產線。知道了工廠的大煙囪並不可怕，裡面的鍋爐，是提供機器動力的。原來死活不肯進廠的農民，最終發現在廠里幹活，要比在田裡收入更高，而且穩定。同時，這些企業最大的效益，就是培養出來一批產業工人和技術人才。即使是李鴻章，也完成不了日本明治維新所能幹的事情，讓官辦工業，最終民營化。因為，中國的洋務，其實就是地方官僚藉以擴張權力的一個工具。
所以，嚴格地說，當年的中國，觀念雖然落後，但具體到官僚階層，但凡有機會出任地方大員的，幾乎沒有不辦洋務的，所差的，只是規模大小，個數多少而已。我們知道，太平天國之後，督撫在軍事、人事和財政方面的權力，並沒有因戰爭結束而縮小。其中，辦洋務，就是一種截留稅款、增加地方開支的最好借口。在人事權方面，各省開辦的各種局，有很多都跟洋務有關，什麼軍需局、採運局、軍械局、軍火局、洋務局、機器局、機器製造局、電報局、礦務局，等等。這些新辦的局，可以設總辦幫辦，還可以設各種委員，為眾多候補官員提供了去處和出路。如果說，地方官的候補，督撫雖然有很大的許可權，但畢竟還需要考慮吏部的規則，需要考慮布政使的意見，而這種局，則完全是督撫說了算。因此，就造成了一個怪現象：很多人在做京官的時候，對洋務深惡痛絕，放言抨擊，可一旦外放，做了地方大員，就一下子來了個180度的轉彎。即使再保守的頑固派，真要是做了封疆大吏，也絕不會將當地的洋務事業全部幹掉。兩位著名的清流，號稱牛角的張之洞和張佩綸，外放之後，都成了積極的洋務派，干洋務，一點不比此前他們抨擊的人差。
當然，到了這種時候，這些人的洋務事業，也跟他們抨擊的封疆大吏一樣：大手筆，大膽略，大氣魄，誤打誤撞。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就打算辦一個亞洲最大的鐵廠，根本就沒有考慮過礦石的來源，焦炭在哪裡，建成之後，產品銷往哪裡。幸好計劃沒等實施，他就調到了武昌，任湖廣總督。而武漢這個地方，恰好離大冶鐵礦和安源煤礦都比較近，符合辦大型鐵廠的條件。但出去購買高爐，應該分酸性鹼性，他不管，反正中國地大物博，什麼都有，買來就是。結果買來之後，跟礦石不配，還得花錢改造。
在現實的利益面前，對於官場人士，沒有什麼洋務派。不干事，不擔事的時候，當然可以說些空話，大話，政治正確，充滿道德感的話，一旦給他外放，做了地方大員，一樣會做洋務，不到萬不得已，至少不會把原有的洋務事業廢了。只要他有那個本事，有那個聖眷（皇上和太后的信任），事是越大越好，一點折扣都不打。其實，官僚們做的，不是一個學習西方的事業，也不是一個為國求富強的事業，只是一個他們自己的事業。自己的事業，只有官營，才能實現。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洋務運動，走不了日本最終將官營工業私有化這一步。無論這樣的私有化會給國家帶來多少稅收，多少利益，從根本上有助於實現國家工業化，但官僚們不會幹的，清流會抨擊化公為私是多麼的不道德，國家財產為之損失了多少（這些企業天天虧損，國有資產天天流失，沒有人看得到）。而地方大員則擔心自己權力的流失，擔心下屬們丟了位置的鼓噪。畢竟，做官也罷，做洋務也罷，都是官人們的飯碗。
應該說，在洋務運動開始的時候，朝中單純出於信念的頑固派是有的，但是，隨著開放程度的加深，洋務的推進，這樣的人是越來越稀少。更多的人，實際上是屁股決定腦袋，位置決定立場。到底誰是洋務派，其實沒有一個確定的分野。
(作者：張鳴）
摘編自《張鳴重說中國近代史》，重慶出版社出版，本公眾號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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