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含恨而逝的民族英雄：他曾離諾貝爾獎一步之遙
原標題：國士無雙 | 含恨而逝的民族英雄：他曾離諾貝爾獎一步之遙
他是中國人不該忘記的民族英雄
這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之痛史
謹以此文
紀念病毒學家湯飛凡先生（1897-1968）
逝世六十周年
他是「衣原體之父」
也是迄今為止發現重要病原體的唯一一位中國人
國士無雙
不該被遺忘的湯飛凡
文 | 王哲、群學君
群學書院原創，轉載請聯繫後台
一、引言：落幕
六十年前的今天，1958年9月30日清晨，61歲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湯飛凡在北京家中自殺身亡。
此前十天，在聲勢日漸浩大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中，湯飛凡被戴上四頂帽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美國特務、國際間諜。而最後逼死他的那一根稻草，是無中生有的陰暗污衊：湯飛凡與下屬女技術員有不正當男女關係。
死訊傳到國務院，周恩來痛心疾首。
據說就在一年前，周恩來授意起草了一份在運動中應予保護過關的知識分子名單，其中就包括湯飛凡和他大學同窗，中國內科泰斗張孝騫（1897-1987）。一波甫平，一波再起，這一次周恩來沒有能夠保住湯飛凡，而他能做，除了一通勃然大怒的電話之外，就只有仰天長嘆了。
遺體火化後，湯飛凡夫人何璉默默的把骨灰捧回家，沒有葬禮，也不敢有任何紀念。身為何鍵（就是那個殺害楊開慧烈士的湖南王何鍵）的女兒，何璉很清楚，在新時代，擁有這樣一個父親，就意味著與生俱來的「原罪」。
她在孤寂、困苦中度過了漫長的23年，直到1980年6月里的一天。
▲
湯飛凡先生夫婦與孩子
二、回聲
這一天上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來自國際沙眼預防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gainst Trachoma，IOAT）的函件，鑒於湯飛凡博士在沙眼病原研究工作中的開創性貢獻，IOAT希望向他頒發金獎，並邀請他出席1982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這是國際眼科領域的至高榮譽。
四分之一個世紀音訊隔絕，國際眼科醫學界沒有忘記湯飛凡。
▲
IOAT頒發的金質獎章
早在1957年，《科學》雜誌列舉當年三項最重要的生物學研究成果：英國科學家John Kendrew（1917-1997）對肌紅蛋白的X-射線晶體結構的研究、丹麥科學家Jens Christian Skou（1918— ）對鈉鉀泵的發現和中國科學家湯飛凡對沙眼衣原體的發現。而前兩項研究此後分別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而從那以後，中國人在微生物領域再也沒有產生過可與湯飛凡等量齊觀世界級的研究成果。
但他們不知道，這個被他們視為諾貝爾獎獲獎熱門的中國學人，墓木已拱。他們更不知道，原本應該授予湯飛凡先生的這一枚金質獎章，卻釀成了中國科學史上一樁巨大的醜聞。
又過了20年。又是一個初夏。
從北京城開始，半個中國被一種後來稱作「SARS」的病毒肆虐長達半年，這是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之一。
衛生部的一位老人，在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私下裡感慨：如果湯飛凡先生還活著，何至如此？語罷，老先生言語哽咽。
湯飛凡究竟是誰？
為什麼半個世紀以來，他就像蒸汽一樣，完全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失了，為什麼這個對中國衛生防疫事業做出奠基性貢獻的民族英雄，彷彿從來沒有在歷史上出現過？
▲
青年時代的湯飛凡先生
三、拓荒
清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湯飛凡出生在湖南醴陵。
五歲起，他被送到鄰鄉何氏義塾開蒙——時候回望，這件小事或許是湯飛凡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二十年後，他成為義塾主人何鍵的女婿。這個身份既成為他成就事業的重要基石，卻也埋下他生命悲劇的伏線。
1914年，湯飛凡成為長沙湘雅醫學院的首批學生。
▲
湘雅醫學院
「北協和，南湘雅」。耶魯大學雅禮會創辦的湘雅是中國現代醫學教育名副其實的開端，甚至比協和還要早三年。
入學時，湯飛凡的英文程度很差，是唯一一個用中文答題被批准錄取的學生。七年以後，他已成為僅有的十名畢業生之一，並且獲得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畢業以後，湯飛凡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深造，成為投身病毒學研究的第一位中國人，他與導師和同伴一道，成為國際病毒學研究的拓荒者。
▲
湯飛凡先生在實驗室
四、大義
1928年深秋，一封來自大洋彼岸的信件被放在了麻省劍橋湯飛凡的書桌上。這是一封改變湯飛凡命運的長信。
寫信的人是湯飛凡的老師，湘雅醫學院奠基人，中國現代醫學教育先驅和領袖顏福慶（1882-1970）——他的哥哥就是北洋時期的國務總理、代總統顏惠慶（1877-1950）。
出身基督教世家的顏福慶，此時卻致力於創辦第一所中國人自己的醫學院——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相比哈佛得天獨厚的工作條件和優厚的生活待遇，國內事業則是步履維艱，篳路藍縷，幾經權衡之下，湯飛凡還是選擇回國，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細菌系，開始了中國人自己的細菌學研究。
▲
顏福慶先生（右一）等與耶魯大學代表進行湘雅創校談判
儘管條件艱苦，但如果能假以時日，一湯飛凡的執著、嚴謹和敏感，他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能實現「東方巴斯德」的人生宿願。
天不遂人願。
1937年8月，淞滬抗戰爆發，一切都被迫改變了。
誰也沒有想到，從小生活在書齋里的湯飛凡，竟會是這樣剛毅果敢——他全面中止各項研究，報名參加上海救護委員會的前線醫療救護隊，駐紮寶山救護站，對傷員就地進行初步創傷處理，距離火線最近時只有七百米。
此後三個月，醫療隊轉戰寶山、閘北、蘇州河，直到上海淪陷。在他那一代科學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樣直接在一線參戰。即便在1937年以後湯飛凡一事無成，僅此一舉，他足以被歷史銘記。
可惜，我們的「歷史」總是很健忘。
五、家國
上海淪陷後，湯飛凡原本已接受雷士德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的邀請前往英國工作，月薪六百銀元。
老師顏福慶先生的又一封信，再一次改變了湯飛凡的人生軌跡。時任國民政府衛生署長的顏福慶，鑒於戰時後方瘟疫猖獗，力囑湯飛凡飛赴長沙，重建中央防疫處。
顏福慶的這封信，使科學界少了一位巴斯德，卻令中國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1938年，新任中央防疫處處長湯飛凡，審時度勢，雷厲風行的賣掉防疫處原有所有疫苗和抗毒素，籌集2000銀元，輕裝上陣。沒有人會相信，這支小到可憐的隊伍，就是中國國家防疫事業的全部身家。
湯飛凡的急脾氣挽救了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最後一點火種——就在他們離開長沙後兩天，日軍逼近，焦土抗戰政策下的一把大火，令長沙成為鬼城，防疫處所有儀器只剩下一個鍋爐。然而就是這台劫後餘生的破舊鍋爐，日後被輾轉運到昆明，為中國抗戰勝利立下汗馬功勞。
▲
李約瑟（1900-1995）在昆明訪問湯飛凡
在昆明，湯飛凡全面整頓了防疫處舊有結構，生產與研究並重，防疫處的生物製品質量一度達到歐美同類產品水準。他們研製的斑疹傷寒疫苗，為日後盟軍的入緬作戰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保障作用。
在他「生產國產青黴素」的目標感召下，防疫處所有同仁利用所有業餘時間尋找黴菌，分離菌種，終於有一天，技正盧錦漢（1921-2011）從自己皮鞋上一團綠毛里分離出高產量的青黴素菌種，進而生產出符合標準的國產青黴素，挽救了無數抗日將士的生命。
1943年，《科學》雜誌以無比驚訝的口吻介紹了湯飛凡領導下的青黴素生產車間：沒有自來水，只有一台又破又舊的老鍋爐，用過的瓊脂要回收，然後在一隻破木船上進行透析，胃蛋白酶用完了，直接從家屬飼養的豬胃裡提取……
▲
戰時中央防疫處實驗樓（昆明西山）
1945年8月15日，湯飛凡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駐昆明的美軍軍醫，他們提前幾十分鐘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個想要通知的，是心中真正的抗戰英雄。
勝利的消息在昆明傳開了，小小的中央防疫站與所有中國人一樣沸騰了。此時的湯飛凡，卻默默的離開狂歡的人群，回到書房裡，默念故鄉先賢楊度那首耳熟能詳的《湖南少年歌》：
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
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莫問家邦運短長，但觀意氣能終始。
長歌吟罷，湯飛凡已淚流滿面。
▲
1945年元旦中央防疫處全體員工（前排右三為湯飛凡）
六、公道
抗戰勝利後，湯飛凡奉命接收北京天壇原北洋政府中央防疫處舊址——抗戰八年，這裡被日本人徵用。
然而，就在中國人到達前一周，日本人用坦克將全部設備碾碎，菌種血清銷毀，動物植物殺死深埋，只留下幾幢四面透風的破爛建築。
1949年，湯飛凡的學生鍾品仁（1919-2011）在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庫滿地的垃圾里，發現了六隻試管。經過培養實驗，其中五隻裝有鼠疫桿菌。這些是日本人匆忙中沒有銷毀的細菌戰證據。
真相大白於天下。
抗戰中，作為中國唯一的正式防疫機構，湯飛凡帶領同仁，始終秘密承擔著對付日寇細菌戰的工作，這條看不見的戰線，此時終於以勝利宣告結束。
▲
1949年中央防疫處同仁遊行慶祝南京解放
1949年初春，對腐敗的南京政府心灰意冷的湯飛凡輾轉從北京經南京抵達上海。此前，他接受了哈佛大學的聘請，並已陸續將大件行李運往香港。4月5日是在上海啟程的日子，然而就在登機前幾小時，湯飛凡突然做出決定，留在大陸。
沒有人知道在那幾個小時，湯飛凡的內心世界掀起多麼巨大的波瀾。我們只知道，這是那個時代，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發自內心的選擇。
▲
1947年，湯飛凡利用美國醫藥援華基金會捐贈的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建立起中國第一個青黴素生產廠。
六、名山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湯飛凡為朝氣蓬勃的新社會歡欣鼓舞，他受到很高的禮遇，相繼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1955年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各項工作日漸走入正軌後，湯飛凡再也按捺不住心裡的衝動，他要完成一項二十年未竟的畢生之役——沙眼病原體研究。
今天看來不值一提的沙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中國的發病率高達55%，致盲率高達5%，所謂「十眼九沙」。世衛組織也把沙眼列為國際重大流行疾病。而對於湯飛凡來說，促使他投入全部身心進行沙眼研究的，則是另一種更加富於情感性的因素。
對湯飛凡那一代在積貧積弱的國家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而言，日本始終是繞不過去的情意結，既佩服，又憎惡，同時也是暗中較勁的對象。
▲
日元鈔票上的野口英世
今天但凡去過日本的人，都不會對一個微生物學家毫不陌生。他叫野口英世（1876-1928），在日本是家喻戶曉的人物——1000日元紙幣正面的人物，正是這位英年早逝的科學家。
極富戲劇性的事是，1928年野口英世聲稱從印第安人病體中分離出沙眼原菌，解決了困擾國際微生物學界三十年的難題，引起世界轟動，然而不久，他的名字就悄悄從全世界細菌學教科書和研究中消失了，為時長達三十年。
直到六十年代，作家渡邊淳一（對，就是那個寫《失樂園》的渡邊）在札幌醫科大學念書時無意中發現獻身科學研究、英年早逝的野口英世，立志為其做傳。1979年，長篇巨著《遙遠的落日》出版，獲得第十八屆吉川英治文學獎，野口在日本被「再發現」，受到極高評價，直到頭像被印上鈔票。
▲
渡邊淳一著作
然而，渡邊淳一沒有說實話，他故意對野口英世被從細菌學教材中刪去的原因語焉不詳——令他難以啟齒的原因，來自湯飛凡。
基於對野口論文結果的懷疑，從1932年到1935年的3年內，湯飛凡進行了系統的實驗，甚至親自參加人體實驗，把細菌接種到自己眼中，徹底推翻了野口的細菌病原說。這一結果得到國際上的公認，野口英世就此從細菌學教材中消失。
1954年，湯飛凡恢復了中斷了近20年的沙眼研究，為了進一步確定沙眼病原體，1958年元旦，湯飛凡瞞著家人，冒著失明的危險，命助手私下將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沙眼。
在其後的40天內，他堅持不做治療，紅腫著眼睛，收集了可靠的臨床資料，徹底地解決了數十年來關於沙眼病毒的爭論。這一發現，讓人們準確找到了沙眼治療的藥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驚人的速度減少。以上海為例，1959年沙眼發病率為84%，兩年以後降到5.4%。
1970年，國際沙眼預防組織將沙眼病毒和其他幾種介於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對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湯飛凡被稱為「衣原體之父」，他是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個中國人。
▲
1992年，國家郵政總局發行一套四枚中國現代科學家郵票。分別為熊慶來（上左）、湯飛凡（上右）、張孝騫（下左）、梁思成（下右）。
七、尾聲：國士
1958年元旦，就在湯飛凡把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眼睛的那一剎那，他一定不會想到，僅僅九個月後，他被迫以最慘烈的方式告別這個世界。甚至死後數十年，一直被定性為「畏罪自殺」。
《戰國策》里說，刺客豫讓，猶知「人以眾人待我，我故眾人報之；人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對於一輩子以國士之心報國的湯飛凡先生，最低限度上，我們該不該鞠躬、道歉？
1992，郵政總局發行一組四枚中國現代科學家郵票，湯飛凡與熊慶來、張孝騫、梁思成並列其中。1999年，湯飛凡銅像落成，此時，距離湯夫人謝世，已經四年。
但願歷史的悲劇，不要重演。
▲
湯飛凡像
作者王哲，筆名京虎子，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和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研究生院，曾從事艾滋病毒研究和預防控制，後赴美從事醫學研究。
TAG:群學書院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