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閑說戒石箴：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文史 10-01

作者：史遇春

愚所作《剛介絕俗，不通權貴：彭玉麟軼事》一文帖出之後，有人在文後留言云：

「青天臆症、沒大出息。」

所謂「青天臆症」，大約是很多國人的通病，古即有之，今未愈痊。

猜想，留言者本身就是「青天臆症」的重危患者，並且，其人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

正因為留言者自己病得不輕，所以，其眼中所看見的、心中所想到的，都是他罹患的這個切身之病。於是，內心映射於言辭的結果，便是，他看人人皆如他，他覺人人都有疾。

關於這一點，我不會去責怪留言者。

因為，這不是他的錯。

這不是留言者的錯，那麼，這又是誰之過呢？

這，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被專制政權統治的結果。

這，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被專制政權統治惡果。

這種結果或惡果，成因比較複雜，肯定是不能簡單地歸罪於個人的。因此，我不責怪留言者。當然，推而廣之，我們也不能苛責此前或者今後罹患「青天臆症」的普通民眾。

個別人自不必說，普通民眾更毋需加罪。畢竟，普通民眾思想受限、人身受限太多。

雖然，不需苛責普通民眾，但是，關於「青天臆症」的事情，還是有必要講說清楚：

一、對社會治理者的要求，僅僅靠期盼「青天」、僅僅靠出現「青天」，這，完全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而且，這，會被留言者之流譏笑為「青天臆症」——儘管留言者之流自身就有嚴重的「青天臆症」，只是他們不願承認、不敢承認、或者因為沒有自知能力而不能承認。

二、在社會治理結構中，個別「青天」的存在，不但無法實現社會的最終完善；相反，個別「青天」的存在，甚至還可能阻礙社會向完善的方向發展——往往會導致民眾走向歧途，將注意力集中於個人，而非體制、規則、法度。

三、在當下及未來長久一段時期內的社會治理結構中，必須清楚，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公正的制度約束，才是臻至理想的主要通途。

四、關於社會治理，眼下看來，前路漫漫，即便是堅忍不拔地努力前行，要想企及目標，其時日仍然無法準確計算。

五、關於社會治理，無論如何，奮力行進的腳步，永遠都不能停頓。

基於以上粗淺的認知，我簡單回復了留言者幾個字：

「論斷下得太勇，希望做人也如此有勇！

從來就不相信什麼青天、黑天、紅天……

他們都應該當做賊來監督看管，從古到今都一樣……」

既然，要把他們當賊來監督看管，就要有立論的依據。

這依據，還得從人性說起。

關於人性：

有人說，人性本善；

有人說，人性本惡；

有人說，人性無善無惡；

有人說，人性取決於後天的環境；

……

關於人性的事情，說起來，的確非常複雜。

所有關於人性的論斷，公允地說，粗看起來，似乎都有道理；細想起來，似乎又都站不住腳。

人性問題，是哲學的大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此處無需展開，一切，都留給哲學家，且由他們去繼續研究討論吧。

既然是在說「青天癔症」與社會治理，那麼，這裡就從「青天」入手，說說社會治理中對「青天」的管理問題。

既然論及管理，那就從頭說起。

依我愚見，管理的立足點，應該是從人性本惡的角度出發的。

或者，可以說，管理的立足點，至少不是從人性本善的視野來立意的。

正因為人性中有惡的一面，所以，人才會用種種制度來界定、來限制、來束縛人，這大約就是管理的初衷。

關於這一點，可以做這樣簡單的理解：

制度，對於遵守規則的人來說，似乎是沒有多大作用的；

制度，似乎就是針對不守規則的人制定的。

基於此，從管理最原始的意旨出發，在面對大大小小的社會治理者時，特別是面對那些聲稱可以為民眾代言、替民眾做主、為民主謀福利者的社會治理者時，大家要做的：

首先，是必須斷了「青天」的念想；

其次，一定不能寄希望於他們自身有所謂的大道德與高覺悟；

再者，也不能寄希望於類似於口碑一類的東西。

此外，在面對這些人時，

就是要樹立人性本惡的觀念；

就是要把他們當賊來防；

就是要有完備的體制、規則、法度對他們進行約束；

就是要有嚴厲的法律、規條作為懲罰的手段。

這些，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人類總是要走向未來的，所以，上文說的，都是未來的事。

下面，來說說以往的事。

在專制社會中，雖然也有制度，但是，制度的彈性比較大，而且，權力越大的人，越是能跳脫制度的限制與制裁，這是人治的缺陷。

人治缺陷的存在，使得制度的不確定性無限上升。在制度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人治社會之中，常常會強調神明、上天的威勢，並以此來警示社會治理者；另外，人治社會之中，還常常會寄望社會治理者通過道德自律來進行自我管理。

於是，在古代的歷史中，便有了所謂的戒石箴的出現。

那麼，什麼是戒石箴呢？

戒石箴，就是刻在石頭上，用以警戒官吏的箴銘。

所謂箴，是古代的一種文體，內容以告誡規勸為主，屬於規戒性質的韻文；所謂銘，是刻在器物或碑石上，兼有規戒、褒讚作用的韻文。因為箴與銘的作用有相似之處，故而，後人多將二者連稱為箴銘。

後世有人認為，自漢至唐，並沒有官方正式規定、需要統一頒行的戒石箴。

不過，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確證，唐代時就已經有了戒石箴，而且，時間早至唐玄宗朝。

據《歐陽修集》卷一三九·集古錄跋尾卷六《唐令長新戒〈開元中〉》記載：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也就是是說，唐玄宗（李隆基）當政時期（公元712年～公元756年在位），就已經有了類似後來戒石箴的《令長新戒》刻石。

到了歐陽修所在的北宋時期，仍然有《令長新戒》的刻石存世。

歐陽修自己還收集到唐代《令長新戒》的刻石六塊。

這六塊刻石，其一得之於河內（今屬河南沁陽）；其二得於虞城（河南商丘）；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得之於汜[sì]水（今屬南滎[xíng]陽）；其五得於穰[ráng]（穰縣，明初廢除，今屬河南南陽）；六得於舞陽（今屬河南漯[luò]河）。

《令長新戒》（有人名其為《敕虞城令長新戒》），其文如下：

我求令長，保刈下人。

人之不安，必有所因。

侵漁浸廣，賦役不均。

使之離散，莫保其身。

征茲善理，寄爾良臣。

與之革故，政在維新。

諷風變俗，背偽歸真。

教先於富，惠恤於貧。

無大無小，以躬以親。

青旌勸農，其惟在勤。

墨綬令行，孰不攸遵。

曷雲效之，我澤如春。

關於此文，另據《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一十四《唐紀三十·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開元二十四年（丙子，公元七三六年）》載：

「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

可知，李隆基確有《令長新戒》，也曾頒賜天下縣令。至於朝廷是否要求對《令長新戒》刻石，史籍並無明文。

《令長新戒》內容，是勸誡的縣令，主要要求縣令們要做到：

不可侵漁百姓，不能賦役不均；

必須革除舊制，必須行政維新；

需要導引風習，需要去偽存真；

教化施於富厚，恩惠周濟困貧；

事情或大或小，必須用心躬親；

勸誡農人勤作，施令民眾須遵。

根據以上資料，歐陽修確認戒石箴出現在唐玄宗時，不為無見。

戒石箴的出現，大多數的記載，都認為是在五代十國時期。

五代十國時期，戒石箴的發起和推行者，是後蜀的末代皇帝孟昶[chǎng]。

先說後蜀。

後蜀（公元934年～公元965年），又稱孟蜀，是五代十國中的十國之一，為孟知祥（公元874年～公元934年）所建，都城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後蜀盛時，疆域涵蓋今四川大部、甘肅東南部、陝西南部、湖北西部。較前蜀而言，後蜀的疆域要小一些，具體表現在後蜀的疆域東線和北線上：東線由襄樊退至重慶一帶，北線由甘陝退到廣元。

再說孟昶。

孟昶（公元919年～公元965年），初名仁贊，字保元，祖籍邢州龍崗（今河北邢台），生於太原（今山西太原），後蜀高祖孟知祥第三子，公元934年～公元965年在位。明德元年（公元934年），在位僅七個月的孟知祥去世，孟昶即位；他誅殺了恃功驕橫的大將李仁罕，懾服滿朝；又攻取秦、鳳、階、成四州，盡有前蜀之地。孟昶在位三十二年，適逢中原多故，其境內少有戰事，故而，經濟得到發展，但孟昶本人頗為奢侈淫靡。廣政二十七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趙匡胤派王全斌等伐蜀。次年（公元965年），孟昶降宋，被俘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旋卒，追贈尚書令、楚王，謚恭孝。孟昶好學能文，《全唐詩》存其詞一首（《玉樓春·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寂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孟昶主政後蜀時，在其治下的諸邑頒布戒石箴。

孟昶戒石箴的內容，共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具體如下：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

托之令長，撫養惠綏。

政存三異，道在七絲。

驅雞為理，留犢為規。

寬猛得所，風俗可移。

無令侵削，無使瘡痍。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賦與是公，軍國是資。

朕之賞罰，固不逾時。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為民父母，莫不仁慈。

勉爾日戒，本朕密思。

此箴雖為古文，今人讀來，也算曉暢易懂，故而，無需做太多的解釋。

宋朝統一天下之後，大約是覺得戒石箴還是有一定的勸誡、警示、宣傳、教化的功能與作用，所以，宋太祖趙匡胤在天下頒行戒石箴。

趙匡胤對孟昶的戒石箴刪繁就簡，只摘錄了其中的四句：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到了宋高宗（趙構）紹興時期（公元1131年～公元1162年），朝廷還以著名文學家、書法家黃庭堅所寫的戒石箴為範本，命令州縣的官員刻石，置於座右（即所謂的座右銘），以時時警戒。

因趙匡胤刪定後的戒石銘簡單明了，容易記憶，加之推行範圍廣大，所以，後人多以為此四句箴銘出自趙氏其手，非也！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癸巳，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將治所遷移至錢塘，參政徐琰對戒石箴進行了修改，其文如下：

天有昭鑒，國有明法。

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徐琰又是何人呢？

徐琰（約公元1220年～公元1301年），字子方（一作子芳），號容齋，一號養齋，自號汶叟，東平（今屬山東省）人。元代官員、文學家（散曲家），「東平四傑」之一。少有文才，曾肆業於東平府學（元代東平府學宋子貞作新廟學，請前進士康曄、王磐為教官，教授生徒幾百人，培養的閆復、徐琰、孟祺、李謙等號稱元「東平四傑」，學成入仕後，皆為元初名宦）。元世祖至元初年，受人推薦入朝，任職太常寺，後出為陝西行省郎中。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以陝西省郎中充任萊蕪鐵冶提舉司提舉，官職為五品。當時，始立官冶，到任後，即忙於創製坑冶，發展三千戶，專門從事冶煉，並減免其一半租稅，創立通利、寶成、錕鋙三監，監下設立冶戶役丁，燃煉熔鑄，政策非常周全。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為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遷江南浙西肅政廉訪使、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召拜學士承旨。文名顯於當時，曾主持杭州西湖書院，與侯克中、王惲、姚燧、吳澄等有交誼，著有雙調《沉醉東風》，《蟾宮曲》等；另著有《愛蘭軒詩集》及《泰山萃美亭記》。明代朱權《太和正音譜》將其列於「詞林英傑」一百五十人之中。

到明代時，府、州、縣的甬道中，還有戒石亭存在，其南面刻著「公生明」三大字，北面則刻著趙匡胤所刪定的戒石箴十六字。這個時候，徐琰所改的戒石箴文字，已經不復留存了。戒石亭也就是此時民間常說的「公生明亭」。

至此，戒石箴已說完。

對於有良知的社會治理者，便無戒石箴，他也會戒心；對於人性本惡的社會治理者，僅有戒石箴，而無制度監管、刑罰懲處，多會無奈其何。

要根除「青天癔症」，完善社會制度，有效管理社會治理者，戒石箴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最終，一切還是要回歸到體制與制度層面，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

文末，再強調一下，還是必須說，一切的根本，都在體制、都在制度。

參考資料：

1、《全唐文》第02部·卷一百二十九·孟昶（後蜀後主）《戒石文》

2、宋歐陽修《歐陽修集》卷一三九·集古錄跋尾卷六《唐令長新戒〈開元中〉》

3、宋洪邁《容齋續筆》卷第一《戒石銘》

4、明余永麟《北窗瑣語》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