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船招商局的沒落：一場晚清典型的官進民退 | 短史記

文史 10-01

文 | 諶旭彬

輪船招商局是自強運動中開辦的第一家官辦民營企業。其官督商辦，打破了晚清洋務企業純粹官辦的格局，首采股份制，也多為後世稱道。

但是，恰恰是「官督商辦」這一產權模糊的體制，使得招商局民間資本最終無法逃脫被官僚體系吞沒的命運，上演了一場晚清版的「官進民退」。

輪船漕運是大勢所趨

1862年夏天，上海沙船業元老王永盛陷入了深深的煩惱之中。他的一名船工，剛剛吞下毒藥，跳水自殺。這位素以厚道飽受讚譽的船老闆，因此事被卷進洶湧的道德審判當中，「為富不仁」成了他的代名詞。

但王永盛也有自己的無奈。

沙船運輸業在嘉慶道光年間一度空前繁榮。自北往南輸運大豆，自南往北輸送漕糧，月余往返一趟，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獲利頗豐。上海港最盛之時，有沙船5000艘，水手10萬餘人。

但自1842年《南京條約》及1860年《北京條約》之後，中國諸多港口對外開放，西方輪船的湧入，迅速將中國傳統的沙船客貨運輸業逼到了潰滅的地步。

無論是速度、載重、安全還是價格，傳統的沙船都不是西洋貨輪的對手。不過四五年光景，上海港的沙船已銳減至四五百隻，黃浦灘上，擱淺著成千的木船，任憑風吹日晒，自然朽腐。

王永盛的船隊，也毫不例外地一路頹唐下去。沒了生意，還接連沉沒了幾條大船。自殺的水手，幾個月沒有活干，家裡揭不開鍋，又有病在身，欠了自己幾十兩銀子。王永盛早上心情惡劣，吼了水手一頓，孰料他轉身就尋了短見。

其他的船主們，也都和王永盛一樣絕望。硬體、軟體，眾人都無法與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們聚在一起議論，結果是一致推舉王永盛帶頭去向官府呈文，懇求官府與洋人交涉，將大豆、漕糧的生意劃歸中國沙船專營，外商不得插手。

呈文里的一段話，打動了時任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

呈文里說，如果沙船業破產，不僅僅是十餘萬船工失業的問題，還可能激起民變，進而朝廷的漕糧運輸線也可能被破壞。

李鴻章將呈文轉給總理衙門，極力推動此事，但卻在英國公使威妥瑪處碰了釘子。威妥瑪當場表示拒絕，並聲稱由此引發的一切後果，須全部由清政府負責。

事情遂不了了之。

作為「安撫」，清廷減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餉銀」和三成的「捕盜銀」，但終究是杯水車薪。僅靠朝廷的漕糧運費一項，維持整個沙船業早已力不從心。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兩年後，歐亞海底電纜遠東段鋪設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輪湧入中國，沙船業的境況雪上加霜。

期間，總理衙門也曾飭令內閣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籌議解決漕運危機一事。結果得到了三種建議。一是修復運河，恢復河運；二是修復所有廢棄的沙船，繼續維持海運；三是朝廷增加沙船業的漕運運費，以挽救瀕臨破產的沙船業。

三種建議都遭到了李鴻章的反駁。

李說，運河八百餘年，竭盡全力，運輸能力不過每年十萬石，於漕運大局無補；明明有便利的海運條件，非要耗費巨資去修運河，豈不是瘋了；修復沙船，至少需要支銀3000萬兩，還需修建容量萬石以上倉庫400餘座，朝廷哪裡有這麼多錢？增加沙船漕運費，救得了一時，卻非長久之計。

曾國藩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當中。

早在1867年，容閎就曾建議他採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購買洋輪，組建中國人自己的輪船公司，以挽救漕運。但站在曾國藩的角度，維穩卻成了首先需要考慮的因素。所以，他的回復是：

「承運漕糧……在沙船為常業，非萬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圖。」

他最擔心的是，天國之亂剛剛平息，民心未固，一旦朝廷發展輪船，十餘萬沙船業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機，會釀成大規模民變和暴亂。

但沙船業終究是到了窮途末路。

1872年3月，總理衙門再度致函曾國藩、李鴻章，詢問採用輪船承擔漕運一事，希望他們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一個月後，曾國藩溘然病逝，事情完全著落在李鴻章身上。多年以後，李鴻章仍將開辦輪船招商局一事看作自己事業上最璀璨的一次成功，其自稱：

「招商輪船，實為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

圖：位於上海外灘的輪船招商總局大樓，建於1901年

輪船招商局的「官進民退」悲劇

出發點是很好的，「強兵」之後需「富國」。但結局很遺憾——自1872年創立，到1949年終結，77年間，輪船招商局產權變化紛繁蕪雜，總跳不出官僚資本與民間商業資本之間的吞併與反吞併遊戲。

（1）官商合辦時期：無民間資本敢入股

1872年8月，招商局第一個正式章程《輪船招商節略並各項條程》出爐，明確規定了企業的性質是「官商合辦」。

按照章程規定，戶部撥款20萬串制錢，作為開辦企業的本錢，「以示信於眾商」。但是，規定沒有明確商股的權利與義務，更沒有涉及到公司具體的股權分配問題，且有招商局由官方管理，官方只收取官利，不負責盈虧責任的明確規定。

這成了招商局初期招商不利的重要因素，胡雪岩等鉅賈均對投資招商局不感興趣。

到本年12月，招商局不得不進行首次改組，重擬《招商局條規》28條，明確強調了華商股份的權利，凡有股份者都能享有分紅。同時，再次強調了官方的絕對領導權和政府收益的維護。

圖：

1873年的輪船招商公局股票

（2）官督商辦時期：招商局贏利頗豐

為打破招商不利的局面，1873年，李鴻章派買辦商人出身的唐廷樞和徐潤主管招商局事務，試圖引入完整的西方管理模式來運作企業。

唐、徐二人提出「局務由商任不便由官任」，要求剔除官辦因素，按照「買賣常規」招募股份

——此前，唐曾批評過招商局的「官商合辦」，可謂一針見血：「商人只有出錢的義務，卻沒有經營的權力。生意賺了還好說，做賠了可找誰去理論？」

唐、徐的要求獲得李鴻章認可而寫入新的《招商局章程》後，商局股票轉而深受私人投資者的歡迎，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招商局的運營方針，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運漕糧，兼攬客貨」，改作了「攬載為第一義，運漕為第二義」。

這一方針的變化，既是民間商業資本在招商局內部佔據上風的表現，也體現著近代中國民間資本在與外商資本競爭上的信心——將公司的主營業務放在客貨運載上，則必然要與外國輪船公司發生激烈的競爭。此後，英國太古、怡和輪船公司，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均多次針對招商局發起商戰，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業運作規律的「買辦股東」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產，太古、怡和則被迫三次與招商局簽訂「齊價合同」。

1875年，招商局在外商聯手壓價相逼的惡劣形勢下，贏利15萬餘兩；1876年，贏利34萬餘兩；1877年，賑捐3萬兩後，贏利42萬餘兩；1879年，運價回復正常狀態，贏利翻倍，超過76萬兩。

圖：1

872-1883年間，招商局的經營航線

（3）官進民退：1884年招商局國有化

朝廷「官督」層面的政策支持，與經驗豐富的「商辦」經理人之間的通力合作，是招商局迅速打開局面，躋身中外大輪船公司之列的主要原因。

但1883年的上海金融風潮，以及次年春清軍在中法戰爭中的失利，逆轉了招商局穩健的上升趨勢。

導致逆轉的最嚴重的衝擊，來自人事調整。

主持局務的徐潤，之前挪用招商局資本16萬餘兩在上海從事房地產生意，金融風潮下地價大跌，徐潤無力償還挪用款項。李鴻章適時將親信盛宣懷插入招商局，委以督察重任。入局後，盛宣懷迅速查出徐潤的挪用情狀，逼迫其將自己的股票和房地產抵押給招商局，然後將其掃地出門。唐廷樞不久後也在排擠中完全脫離了招商局。

到1885年，招商局的「商辦」色彩已不復存在。

盛宣懷的入主，迅速將招商局引向了「官辦」——雖然並未更改「官督商辦」四字方針，但盛同時又直接宣布：招商局此後，一切事務，包括用人、財務等等，全由督辦總理，而督辦的任免則須經北洋大臣批准，各地分公司的總辦、各條船的買辦，則由督辦任免。換言之，保留「官督商辦」的文字，是為了安撫公司內部的人心；而經營大權，實已偷梁換柱，全歸官方。

李鴻章在1883年這樣的關鍵時刻啟用盛宣懷，排擠掉徐潤和唐廷樞，是有原因的。

早在金融風潮之前，徐、唐二人就已多次提出，招商局運營已經走上正軌，須保證其運營的獨立性。應盡量避免官方的干預。換言之，徐、唐二人希望國有資本從招商局中退出。

這是李鴻章所不能容忍的。

盛宣懷的新方案出台後，在招商局股東中掀起了軒然大波。

朝廷任命的督辦總理公司一切事務，等同於剝奪了民商股東在公司中的發言權，作為出資人，他們完全失去了過問公司事務的權利。各地方分公司「總辦」，原本由股東們推薦，如今全歸督辦任免，也必然導致這些分公司負責人只對盛宣懷一人負責，而不再對公司股東們的利益負責。

1884年，由此成了招商局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

從這一年開始，民間商業資本大幅退出。1883年，是招商局資本總額的最高峰，達533.4637萬兩白銀，此後一路銳減，至1890年，資本總額折半，已僅餘275.0559萬兩。

在招商局一路頹行的同時，盛宣懷在公司內部編製了一套完全以自己為核心的垂直控制網，最終形成了招商局股票「盛股獨多」的局面。招商局由「商辦」轉向「官辦」的同時，也變成了盛宣懷個人的「獨裁帝國」。

自此，輪船招商局淪為了向朝廷報效的工具。

從1884年到1911年，27年間，輪船招商局和另一「官督商辦」企業電報局，共為政府報銷白銀350餘萬兩，佔了兩企業股本總額的六成。到民國初年，輪船招商局已虧損2000萬兩白銀之巨。

曾積極入股招商局的鄭觀應，後來曾如此感嘆：

「輪船招商開平礦，創自商人盡商股」。

「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

正如曾國藩當年所關心的，並非王永盛和他的沙船船工們如何維持生計，而是這些人會否給帝國的穩定帶來破壞，李鴻章同樣也不關心招商局民間資本的命運，這位帝國中流砥柱所關心的，是招商局的利潤，如何儘可能多地收入國庫和他的北洋私庫。

所以，最後，他把自己變成了遙控招商局的「太上皇」，而把盛宣懷扶植成了直接管理招商局的「兒皇帝」。

輪船招商局的命運不是特例。事實上，幾乎所有晚清有民營資本進入的洋務企業，如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津滬電報局……等等，都經歷了相似的命運。

而就在盛宣懷大刀闊斧對招商局做國有化改造的同時，日本明治政府將其最大的國有輪船企業長崎造船所，以驚人低價轉讓給了岩崎彌太郎。它後來的名字，叫做「三菱」。

圖：招商局息摺

（參考資料：《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張後銓/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輪船招商局》，曹凱風/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國家干預經濟與中日近代化：輪船招商局與三菱·日本郵船會社的比較研究》，朱蔭貴/著，東方出版社/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