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東亞最早的國家社會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以環太湖地區為核心分布區域。

在距今7000—6000年的馬家浜文化時期，仍處於社會分化不明顯的平等社會，到了距今6000—5300年的崧澤文化時期，則出現獨立埋葬的大墓墓地和中心聚落，進入早期文明階段，而良渚文化時期則進入了成熟文明和早期國家階段。

社會等級分化顯著

良渚文化有著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水稻是其唯一的農作物，且稻作水平非常發達，相關的石器有石犁、石刀、石鐮等。茅山遺址發現了面積達5.5萬平方米的良渚晚期大型稻田區，古城內發現儲藏量達數十萬斤的碳化稻穀堆積；家畜飼養以豬為主，還有狗，動物骨骼中，家豬的比例普遍達到80％左右。同時，手工業發達，除了陶器、石器等一般的手工業產品，還出現了高端手工業，如玉器、漆器製造業。

目前，環太湖地區共發現600餘處遺址，根據聚落面積和出土遺物，可分為四個等級：良渚古城為都邑，寺墩、福泉山等為區域中心城邑，玉架山、趙陵山等為城鎮，廟前、廣富林為村落，聚落分化顯著。

到了良渚時期，社會等級分化已相當顯著，呈現出金字塔狀的社會分層現象。根據墓地資料，可分為至少四個等級：最高等級為王陵級別墓地，如瑤山、反山；第二等級為高等級貴族墓地，如姜家山；第三等級為低等級貴族墓地，如文家山；第四等級為平民墓地，如卞家山。

長期以來，良渚考古特別注重整體性的認識。早在20世紀80年代即提出了「良渚遺址群」的概念，並在1996年劃定整體的保護區，是大遺址考古理念最早和實踐相結合的地區之一。良渚古城發現之後，進入都邑考古的新階段。我們循著跳出城圈看古城，先框架、後細節的思路，制定了三年計劃、十年規劃、百年大計，有計劃、有目標地推進古城的考古研究。通過十餘年的連續考古工作，揭示出一處面積達100平方公里的超大型都邑。良渚古城的城市結構包括城址區、水利系統、祭壇墓地、郊區聚落，格局完善、規劃合理，共發現各類台地300餘處。

古城框架結構明晰

良渚古城城址區面積達6.3平方公里，包括宮殿區、內城、外城三重格局，堆築高度由內而外逐次降低，等級差異明顯。近年來，宮殿區、池中寺台地、內城南北向主幹道鍾家港的發掘取得了重要收穫，莫角山宮殿區共發現3處宮殿基礎、35座大型房屋基礎，並探明了7萬平方米的沙土廣場，宮殿區的總體格局已經基本明晰。

鍾家港古河道的發掘獲得了良渚文化早期到晚期的大批遺存，同時發現與製作玉器、漆木器、石器、骨器等相關的遺存，說明鍾家港兩岸分布著大量各類手工業作坊。由此推測，內城中宮殿區和墓地區之外居住著大量手工業者，這也與城址區無水稻田的發現相吻合。

池中寺台地勘探出一片面積超過1萬平方米的碳化稻穀堆積，通過試掘和植物考古分析，了解到其中共包含近20萬公斤的碳化稻穀，充分顯示出城內糧食儲藏量之巨大。此外，池中寺東部還發現一處面積達3.4萬平方米的人工築堤形成的大型蓄水池，可能是為宮殿區服務的「池苑」及水源地。水利系統新發現一處溢洪道，結合GIS系統分析，可知水利系統形成的庫區面積達13平方公里，庫容量約4500萬立方米，這是同時期世界上規模最大的。

郊區聚落共發現230餘處，一般面積數千至數萬平方米，基本沒有超過10萬平方米的遺址，這裡居住的主要是從事工業生產的人群。良渚古城城址區、水利系統均為人工營建而成，土石方量達1005萬立方米，規模相當宏大，需要動用大量的勞動力才能完成，顯示出當時已經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組織和運作能力。

以上的考古工作，使我們對良渚古城的框架和結構有了基本的認識，同時越來越多地引入多學科合作，採取多種科技手段，建立了一支包括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岩礦考古、環境考古、文物保護等專業人員組成的多學科團隊，並與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河海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劍橋大學等國內外考古機構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豐富了良渚古城的細節。

例如，關於城牆鋪底墊石研究，我們與浙江大學合作，運用野外穿越觀察、岩石薄片鑒定等工作方法，較系統地調查研究了良渚古城牆周邊的岩石特徵及其分布狀況。運用地質學原理分析了這些岩石類型的空間形態和延伸分布規律，編製了岩石分布圖。通過與城牆鋪底墊石的比對和運輸水路分析，可確認絕大部分鋪底墊石來自其周邊有水路通達的丘陵山地，它們主要有3個地點：莫角山東北方向3公里的康門—照山附近的低山坡腳和溝谷為主要石源區，莫角山東南方向2.5公里的石山下附近的丘陵坡地為次要的石源區，古城牆四角的雉山、鳳山等小丘又提供了少量岩塊。此外，分析了良渚鋪底墊石的運輸工具和運載量，並通過實驗考古的方法，計算了墊石工程總工程量。這些成果的獲得，使我們能夠從築城這個角度探索良渚時期的社會組織和生產活動特徵。

區域文明互動頻繁

良渚文化中沒有發現青銅器等金屬的跡象，其最具代表性的遺物是玉器。良渚文化創造了以玉琮、玉鉞、玉璧為代表的玉禮器系統，以其作為社會身份和等級的象徵，突出反映了權力與信仰這兩大主題。在良渚社會中，神權和王權地位突出，神徽信仰普遍存在於整個環太湖地區並貫穿早晚段，不同區域出土神徽大同小異，幾乎達到一神教的地步。總體而言，良渚文明是以神權為紐帶，神權、王權緊密結合的文明模式。

良渚時代，中華大地上已經出現過多處區域文明或強勢文化，包括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中晚期，以及中原地區的仰韶晚期至廟底溝二期、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西遼河地區的紅山文化晚期至小河沿文化、珠江流域的石峽文化等，呈現出滿天星斗狀。整體而言，中原文化區發展勢頭較弱，周邊文化強勢，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對中原的文化發展進程產生了強烈影響。屈家嶺文化的石家河城址和大汶口中晚期的焦家遺址近年來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考古發現。

從距今5000年前後開始，良渚文化就與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峽文化有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人群往來，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出現在海岱地區和珠江流域，就是例證。距今4300年以後，良渚文化走向衰亡，但良渚式玉琮開始出現於甘青地區、江漢地區等更為廣闊的地理空間，最終匯入夏商周三代文明，成為重要的禮儀用器。

放眼世界，良渚文明與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和哈拉帕文明等，基本處於同一緯度和同一社會發展階段，它們有著相近的文化發展階段和文明化進程，是同時期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成熟文明和早期國家社會。與良渚同時期的著名遺址或文明，還有英國的巨石陣、蘇格蘭的布羅德蓋石圈、秘魯的卡拉爾文明和愛琴海的基克拉迪文明，這幾處遺址以大型儀式性建築或精美的儀式性遺物的發現而聞名，被認為是尚未進入國家階段的儀式中心或聚會中心。

通過以上分析和對比研究，我們歸納出良渚文明的六大特徵：稻作文明、城市文明、土築文明、水利文明、玉器文明和宗教文明。良渚文明既有與同時期其他文明類似的特徵，又具有獨特的面貌，深入研究和探討良渚文明並持續開展廣泛的文明比較研究，無疑將豐富和深化中國乃至世界文明史的研究。

良渚文明的論斷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學者提出。隨著良渚文化考古成果的不斷湧現，良渚文化進入文明階段已是國內學術界的主流認識。倫福儒與劉斌最近在《中國複雜社會的興起：以良渚為例》一文中，對良渚給出了高度評價，認為良渚可能是東亞最早的國家社會，體現出國際考古學界對良渚考古成果的認可。

（作者單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斌 王寧遠 陳明輝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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