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曾國藩的合格接班人嗎
文/張宏傑（騰訊·大家專欄作家，知名歷史學者）
同治九年之後，曾李師徒二人同處官場，分主南北，但是心境大不相同。李鴻章在直隸總督任上，年富力強，意氣風發。接任不久，朝廷即裁掉了原來負責外交和三口通商大臣，將其權力劃歸直隸總督，直隸總督從此例兼北洋大臣。這樣，李鴻章就正式成為大清王朝軍事、政治和外交的第一人：
李文忠以大學士任北洋重鎮，雖不入閣辦事而隱持國柄。法越之事，舉凡用人、調兵、籌餉、應敵、交鄰諸大政，朝廷均諮而後行。[1]
這真是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
李鴻章後來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長達二十五年之久，一人身系中外重望，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掌握和資源和發揮的影響，都是曾國藩所不能望其項背的了。
曾國藩則重返兩江，病體沉重，心情抑鬱。天津教案沉重地打擊了他的健康，埋下了他兩年後猝然去世的伏筆。
李鴻章在接班後的表現如何
同治十一年二月，接到曾國藩去世的消息，李鴻章非常震驚。他寫信給曾紀澤說：
驚悸悲痛，神魂飛越，……而吾師果已死矣，不可復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耶。……鴻章從游幾三十年，嘗謂在諸門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親切。……[2]
隨信他寄去了一副非常有名的輓聯：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 曠世難逢天下才。
在曾國藩的眾多門生下屬中毫不客氣地自稱「門生長」，理所當然地以接班人自居，這是典型的李鴻章風格。
確實，李鴻章與曾國藩的交往中，儘管有著種種貌合神離，但大的方面仍可謂有始有終、有情有義、珠聯璧合。在曾國藩去世後，他也確實全盤接過了曾國藩的事業，讓曾國藩得以「薪盡火傳」。
那麼，李鴻章在接班後的表現如何呢？
在曾國藩身後，李鴻章獨力承擔起外交大任，不畏難，不逃避，屢屢沖在第一線。《清史稿》說他「獨立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人當其沖，……近世所未有也」。應該說，他在很多方面比曾國藩出色。「曾文正，儒者也，使以當外交之沖，其術智機警，或視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為心，而李則血氣甚強，無論若何大難，皆挺然以一身當之，未曾有畏難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長也。」[3]
1896年，李鴻章與俾斯麥
張之洞、梁啟超等人都認為李鴻章的見識超越同僚，中國近代著名企業的發展，幾乎無一不同李鴻章的推動和支持有關。雖然有收受俄國賄賂等傳聞，但是綜觀李鴻章的全部外交史，他對大清可謂忠心耿耿，竭盡了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但是另一方面，總體上來說，李鴻章的事業在大處是失敗的。作為一個外交家，李鴻章最主要的「成績」是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雖然李鴻章不斷努力，但是大清一敗於甲午，二敗於辛丑，並且在李鴻章去世後十年猝然崩潰。
李鴻章的失敗，從大的方面看，不僅是李鴻章的個人失敗，更是一個文明體的整體失敗。他所處的歷史三峽段，水流過急，變化過速，換任何一個人也幾乎不可能穩撐大船而不出事。
然而從小的方面看，李鴻章的個人因素仍然不可不提。和曾國藩比起來，李鴻章最大的問題是學無本源，做事不象曾國藩那樣講求從根本做起，而只是滿足於做一個「裱糊匠」。曾國藩身上有一種夸父逐日精衛填海的理想主義精神，而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和危險複雜的國際形勢，李鴻章不能如神話中的英雄丹柯那樣，挖出自己的心臟，來照亮一個民族前進的道路。他上面要討好慈禧，下面要交好那些顢頇的親貴，對外要與洋人周旋，用人處事，皆圖便宜，基礎不牢，自然不能長遠。晚清自強運動與外交的最終失敗，與此不無關係。
用李鴻章自己的話來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4]
1900年的李鴻章
有人分析李鴻章一生最大的失敗即甲午之戰的失敗時說：
究其所以失敗之由，群議之掣肘者半，用人之失當者亦半。……其故吏裨將，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布滿津要，委以巨任，不問其才之可用與否，以故臨事貽誤，坐僨大機。其一因也。[5]
李鴻章殫精竭慮，經營北洋海陸軍，自認為這支軍隊是靠得住的。沒想到甲午戰爭，海軍一敗塗地，陸軍也不堪一擊。失敗的原因，朝廷上其他大臣掣肘佔一半，自己用人不當也佔一半。李鴻章用人愛用私人，用故舊，而不問這些人能不能稱職。所以一遇大事，就翻車了。
對這一點，李鴻章也不是沒有反思。他曾經對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說過這樣的話：
我老師道德功業，固不待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卻愧一分傳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6]
李鴻章處理天津教案不過是坐享其成
天津望海樓教堂
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時，著力調查外國傳教士「挖眼剜心」以及「迷拐」兒童，到底有無其事。曾國藩查詢了數百人，沒有一個人能提出洋人挖眼刨心的確證。曾國藩發出通告，誰有確鑿證據，歡迎前來呈告。然而，一個人也沒有。
經過「連日細查釁端」，曾國藩否定了挖眼剖心一事的真實性。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稱「教士迷拐」、「挖眼剖心」等傳言，均皆毫無實據。因此此案確為中國理虧，應該捉拿兇手，賠償法方損失。
此折一出，朝野上下無不嘩然，物議沸騰。曾國藩居然說天主教是「勸人為善」的宗教，說育嬰堂是「仁慈」之行，甚至還說什麼「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是文明的國度。這實在是太駭人聽聞，太「崇洋媚外」了。鬼子之國，只能稱為鬼域，豈可稱為大邦？
想不到被人們寄予了無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這樣一個賣國賊。
曾國藩一下子成為人民公敵，朝野內外，一時「謗議叢積」。曾國藩非常痛苦。他這一段寫給朋友的信中，無一不有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
在遭到輿論猛烈攻擊的同時，在抓捕「兇犯」方面，曾國藩進展也不順利。天津教案爆發之時，場面異常混亂，參與者達上萬人之多，事後想確認死者身上的致命傷系誰所施，絕非易事。煽亂之徒或逃或匿，即便是被捕獲者，也堅不吐供，所以「緝兇之說，萬難著筆。」儘管曾國藩「不得已而用刑」，還是只抓獲了十餘人。
重壓之下，曾國藩舊病複發，「昏暈嘔吐，左右扶入卧內，不能強起陪客」 ，「歷三時之久，卧床不起。據醫家雲，脈象沉重。」
病體不支之時，曾國藩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學生李鴻章。他向朝廷上折，希望李鴻章帶兵來天津，一可以武力震懾法方，另一方面還可以做他的助手，期盼在對洋務頗有心得的李鴻章的幫助下了此一段殘局。
和上一次剿捻過程中的曾李交替一樣，朝廷再一次故伎重演。朝廷先是令李鴻章迅速東進，後又因為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身亡，令曾國藩調補兩江總督，而以李鴻章補授直隸總督。
接到東下天津的命令，李鴻章十分興奮。接手天津教案，意味著繼通過剿捻接替了老師的軍事權威後，他也將在外交舞台上取得「頭牌」位置。李鴻章一路上興奮不已，結果還沒有到達河北，李鴻章突然又接到了直隸總督的任命。這下子，四十八歲的他一下子成了疆臣領袖。
這實在非其夢想所期，機遇對於李鴻章實在是分外垂青。 按理說李鴻章應該更加快馬加鞭，趕赴天津。通過以前數年與洋人打交道的經驗，李鴻章自信他的外交本領在大清無人可及，對處理天津教案早就躍躍欲試。然而八月十二日，到了直隸總督的任所保定之後，李鴻章並沒有繼續向天津進發。他在保定逗留觀望，徘徊不前。
在給朝廷的奏摺中，他情詞堂皇地宣稱：直豫晉交界處間有游勇滋擾教堂，同時也為防陝西土匪回竄，他必須暫駐保定以布置後路。同時還說自己身體不好，要先在保定「調養肝疾」。
老於世故深諳為官之道的他其實是不想一下子陷入到天津的混亂局面當中去，因為他深知這一教案既是機會，也是陷阱。老師已經在這個泥潭中滾得一身泥污，他急於跳下去，也很容易濺上一身泥水。
他對老師曾國藩則比較坦率，坦言相告自己拖延的原因是不願「初政即犯眾惡」。也就是說，不願意一上台就挨罵。
他在八月十四日致曾國藩的信中說：「津案拿犯一節，實為題中要義，乃三輔紳民與都中士大夫群以為怪。鴻章冒暑遠行，蒞省後委頓異常，不得不略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眾惡，嗣後諸難設施。尊處能將兇犯議抵，依限議結，計鴻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為一力擔承。」
也就是說，緝拿兇手一事是必須做的，但是老百姓們卻認為這是捉拿義民，是漢奸行徑，因此很容易得罪人。因此我到了保定很累，要先休息一下。如果一上台就給大家一個不好的印象，以後我的工作就沒法開展了。所以老師您就多受受累，先把捉拿兇手的事辦好，然後我再去天津，把別的事給您辦好。
他想讓曾國藩在這個爛泥塘中先給他理清好基礎，特別是解決好緝拿兇手這個最難的問題，自己再下水。
緝兇此時正處於最關鍵階段。接到兩江總督的任命，曾國藩本可藉此脫身，但是朝廷同時又命令他：「刻下交卸在際，務當遵奉昨日諭旨，嚴飭地方文武員並將在逃首要各犯盡數拘獲。」要求他緝兇之事辦好後才能離開。曾國藩也主動在奏摺中陳明他不會推卸責任：「目下津案尚未就緒，李鴻章到津接篆以後，臣仍當暫留津郡，會同辦理，以期仰慰聖厘。」
朝廷既有嚴命，李鴻章又拒不來幫忙，曾國藩只好硬著頭皮站好最後一班崗，拼出老命啃下這最後一塊骨頭。在緝兇問題上，曾國藩實在想不出好辦法，最後只好採取非常手段，凡是群毆中下手的人，不論他毆傷的是何處，均視為正凶；凡本犯拒不錄口供，但得二三人指認者，即據以定案，最後分兩批奏報懲辦名單，共擬定正法者二十人，軍徒者二十五人。
曾國藩經手的津案辦理，至此告一段落。
看到曾國藩已經替他清理好了基礎，李鴻章才在八月二十二日從保定出發，二十五日抵達天津，曾國藩親至城外西沽迎候。對李鴻章的借故拖延，曾國藩並沒有生氣，他願意為自己的接班人做鋪路石。
師生見面，發生了一次著名的談話。
李鴻章後來繪聲繪色地回憶說：「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老師見面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小有錯誤，即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門生只是為此，特來求教。』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我道：『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蓋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老師乃以五指捋須，良久不語。徐徐啟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我想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為然，急忙改口曰：『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他又捋須不已。久久始以目視我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佔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分，總是站得住的。腳蹈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
曾國藩對李鴻章傾囊相授。他知道，從此大清帝國的外交權將主要由自己的這名學生掌握了。
李鴻章在曾國藩已有的成果之上繼續收尾此案。經過他與俄國使領反覆交涉，因殺斃俄人而判正法的四名「兇犯」，獲改判輕刑。九月廿二日，李鴻章奉旨在天津將另外十六名「兇犯」斬首。十一月十四日，又將二十五名從犯分判軍杖、徒各刑。
至於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最終沒有如法國人要求處死。這是因為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普法戰爭打響，法國節節敗退，對「府縣議抵」有所鬆動。因此兩名地方官由部議定罪，發往黑龍江軍台效力。
由此可見，李鴻章處理曾國藩的各項「未了各事」，不過是坐享其成罷了。但是普通人不了解內情，還以為是李鴻章外交手段高明，才讓俄法兩國讓步。因此朝野上下，都認為李鴻章是洋務能臣。
梁啟超評論說：「當其甫受任督直隸也，普法之戰頓起，法人倉皇自救不復他及，而歐美各國亦復奔走相顧，且汗且喘，以研空西方之大問題，而此東方小問題，幾莫或措意，以是天津教案遂銷沉於若有若無之間。中國當時之人，無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驚天動地之大事，固咸熟視無睹，以為是李鴻章之聲望韜略，過於曾國藩萬萬也。於是鴻章之聲價頓增。」
註：
[1] 劉體仁著；張國寧點校：《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 （第二輯） 異辭錄》，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1頁。
[2]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 30 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團，2008年，第422頁。
[3] 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 外一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0頁。
[4] 吳永口述：《庚子西狩叢談》，中華書局，2009年，第121頁。
[5] 小橫香室主人撰：《清朝野史大觀 第二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788頁。
[6] 吳永口述：《庚子西狩叢談》，中華書局，2009年，第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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