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的金礦：這個領域獲15次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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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科學春秋　

　　在諾貝爾獎一百多年的歷史裡，其中生理學或醫學獎十五次光顧了免疫學領域。這些被獎勵的工作，基本上涵蓋了一百多年來免疫學領域所有的重大發現。所以諾貝爾獎里的免疫學，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就是一部免疫學的發展史。

　　從分子到細胞

　　抗體

　　1901年，也就是諾貝爾獎開始頒發的第一年，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德國科學家Emil Adolf von Behring。理由是：因為他在血清療法上的工作，尤其是這種療法在白喉病上的應用，他的工作為醫學研究開闢了一條大道，並給醫生帶來了一個對抗疾病的強大武器。白喉是由白喉桿菌所引起的一種急性呼吸道傳染病，白喉毒素是主要致病因子。1890年，von Behring和他的同事發現感染白喉桿菌的動物的血清中有一種抗白喉毒素的物質，他們把這種物質命名為「抗毒素」。接下來的研究發現，轉移含有這種抗毒素的血清可以用來治療白喉，這就是白喉的血清療法。

　　von Behring發現的抗毒素便是今天我們說的抗體，這也是抗體發現的開始。血清療法的巨大作用， 不僅讓von Behring獲得了諾貝爾獎，更吸引了科學家對抗體的研究興趣。

　　190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再次頒發給了免疫學領域，作為兩個獲獎人之一的Paul Ehrlich的獲獎理由就是他對抗體的研究，主要包括他對抗體如何產生這一問題的理論和對抗體效價的研究兩個方面。關於抗體產生的理論，一百多年前Ehrlich提出的「受體學說」有一些道理，但顯得過於簡單。在隨後的幾十年里，當科學界對抗體的研究越來越深的時候，「受體學說」就不能用來解釋關於抗體的很多現象。於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一些新的學說被提出來，比如「模板學說」、「修飾酶學說」，但這些新提出的學說同樣也都有著各自的缺陷。直到英國科學家Niels K。 Jerne從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里找到靈感，提出了抗體產生的「自然選擇學說」。這一學說對很多有關抗體的現象有了很好的解釋，並且為後來的單克隆抗體的生產技術提供了理論基礎。由於單克隆抗體的特異性，它已經在生命科學研究以及臨床疾病的治療里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所以，當198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給單克隆抗體技術的時候，獲得這次諾貝爾獎的三位科學家其中之一便是Niels K。 Jerne，理由是因為他的抗體產生理論。另外兩個獲獎人是Georges J.F。 K?hler和César Milstein，因為他們發明了製備單克隆抗體的技術。

　　抗體在我們的免疫系統中如此重要，那麼它是如何工作的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解析它的結構。通俗地說就是看看它長的是什麼樣子、有哪些部分、然後每個部分有哪些功能。1972年，英國的Rodney R。 Porter和美國的Gerald M.Edelman因為他們在抗體結構上的工作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隨著免疫學和結構生物學的發展，他們提出的那個類似「Y」字母形的抗體結構也被證明是正確的。毫無疑問，抗體結構的闡明為我們了解抗體如何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因為識別每個抗原的抗體都是不同的，為了識別難以計數的抗原分子，所以我們的免疫系統需要有產生巨量不同抗體的能力。我們知道抗體是一種蛋白分子，而我們人體的基因組只含有編碼大約三萬個蛋白的基因。那麼，這些遠遠大於三萬這一數目的抗體種類是如何產生的呢？換句話說，抗體的多樣性是如何形成的呢？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瑞士巴塞爾免疫研究所工作的日本科學家Susumu Tonegawa所作出的工作給出了一個巧妙的解釋：抗體是由幾個基因組合起編碼的，而這幾個基因都有很多種不同的變種，所以不同變種間的隨機組合為抗體的多樣性提供了可能。通俗一點說，就是用乘法替代了加法。1987年，Susumu Tonegawa因為這一項工作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以上五個有關抗體的工作，讓抗體成為了最受諾貝爾獎關注的免疫分子，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抗體這一分子的重要性。

　　MHC分子

　　被關注度僅次於抗體的免疫學分子是主要組織相容性抗原複合物（MHC），有關它的工作先後兩次被授予了諾貝爾獎。

　　發現MHC分子的是美國科學家George Snell。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Snell潛心於小鼠器官移植遺傳學的研究。通常情況下，當一個品系小鼠的器官（比如皮膚）移植到另一個品系的小鼠身上的時候，通常會因為排斥而失敗。研究移植排斥的遺傳學的目的是鑒定出控制移植排斥的基因，從而發現移植排斥的原理。利用當時有限的遺傳學研究方法和技術，Snell和他的同事發現移植排斥主要是由一個基因位點所控制，但這個位點有多個不同的等位基因。當兩個小鼠品系在這個位點上有著相同的等位基因的時候，它們就能接受彼此的器官。否則，它們將相互排斥。1948年，Snell和他的同事把這個位點命名為MHC。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正值二戰，遠離戰場的美國還能為科學家提供安靜的科研環境。但歐洲的情況很不一樣。比如這個時候，法國的科學家Jean Dausset就不得不去部隊的醫院工作。直到二戰結束後Dausset才能重新在輸血中心從事他的科學研究。作為輸血中心的負責人，他的主要研究興趣是血細胞的免疫學，尤其是白細胞的免疫遺傳學。1958年，他發現並命名了人類第一個白細胞抗原（Human Leukocytes Antigen，HLA），這一HLA決定了器官移植的成功率。

　　雖然名字不同，Snell發現的MHC和Dausset發現的HLA實際上是同一類基因，有著相同的功能。它在人和小鼠里之所以有不同的名字，主要是因為被發現時的功能不同。一般而言，當科學家發現一個新的基因並給這個基因命名的時候，名字和被發現時的最初功能是相配的。所以，Snell給這個基因命名為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物，而Dausset給它命名為白細胞抗原。一個基因有著兩個不同的名字有些意外，但更意外的是它還有第三個名字。這第三個名字是免疫反應基因（Ir），它是由出生在委內瑞拉的美國科學家Baruj Benacerraf給取的。可以想像得到，Benacerraf發現了這個基因決定是否有免疫反應的發生。

　　Snell、Dausset和Benacerraf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研究對象最後都鑒定出來了這個基因複合物，這也說明了這個基因複合物有著多方面的功能。但這些功能統一起來用一句話描述，就是決定和調節免疫反應。這也是198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發給他們三個人的理由。

　　隨著MHC在免疫反應中的重要作用的發現，科學家對這個基因複合物的作用進行了更多的研究。在Benacerraf等發現是它決定是否有免疫反應的幾年後，這個複合物另外一個重要作用就被發現了，做出這一發現的是當時還很年輕的科學家Peter Doherty和Rolf Zinkernagel。1973年，瑞士醫生Zinkernagel覺得他自己的興趣不是臨床看病，而是科學研究。那一年，二十九歲的他攜家人去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那裡他遇到了比他大四歲的Doherty，一個年輕的博士後。因為共同的興趣和互補的研究經歷，他們決定合作研究針對病毒的細胞免疫反應。他們的研究發現：MHC分子決定了細胞毒性T細胞是否能夠對感染病毒的細胞進行反應。二十多年後，Doherty和Zinkernagel 分享了1996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補體和Toll樣受體

　　除了備受青睞抗體和MHC分子，還有另外兩個分子受到了諾貝爾獎的關注。一個是補體，另一個是Toll樣受體。

　　1919年，負責評審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瑞典皇家卡羅林醫學院遇到了一個難題，他們覺得當年被提名的候選人中沒有人達到諾貝爾獎的標準。根據規則，這一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將延遲到一年後再頒發。於是，在1920年，諾貝爾獎委員會同時頒發了兩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其中，1919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發給了Jules Bordet， 理由是他發現了補體。

　　Bordet研究的免疫系統對霍亂弧菌的反應的原理利用了一個巧妙的實驗。他發現免疫系統殺死霍亂弧菌需要兩個免疫成分的參與，一個是對56度加熱不敏感的抗體，另外一個是對加熱敏感的成分。因為這一對於加熱敏感的成分的發現晚於抗體，同時也因為在針對霍亂弧菌的反應里它起到了對抗體的補充作用，Bordet把這個成分叫補體。現在我們知道，補體不僅是一個蛋白，而是一系列的功能蛋白分子。而且，從進化上來說，它的出現也早於抗體。

　　諾貝爾獎最近一次頒發給免疫學領域是在2011年，獎勵了兩項免疫學成果，其中一項就是Toll樣受體（TLR）分子的發現。在這一發現上做出突破的是來自美國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的Bruce Beutler和來自法國的Jules Hoffmann。1996年，Hoffmann領導的小組在果蠅中發現了抵抗真菌感染的Toll基因。兩年後的1998年，Beutler所帶領的團隊在小鼠中發現了識別和抵抗革蘭氏陰性菌感染的TLR4分子。雖然小鼠和果蠅是相差很大的兩個物種， 但TLR4基因和Toll基因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它們屬於同一個家族。也正是因為這兩個分別來自小鼠和果蠅的突破性的研究，促使了在天然免疫中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Toll樣受體家族的發現。

　　樹突狀細胞

　　我們的免疫系統是由器官、細胞、分子三個層面的成分構成的。顯然，分子層面的發現更難也更有意義一些，這也是為什麼諾貝爾獎多次關注免疫分子的原因。對於另外兩個層面的發現，諾貝爾獎只獎勵過一次，這就是「樹突狀細胞」的發現。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科學家知道了T細胞是針對病原微生物的強大而特異的武器。但是，T細胞不能直接針對抗原反應，中間必須有另外一種細胞來幫助它們。如果我們把這種細胞稱為輔助細胞，那這種輔助細胞就必須有能攝取抗原（比如外來微生物）的功能。1973年，加拿大科學家Ralph Steinman和他的同事在分析小鼠脾臟細胞的時候，發現了一種以前沒有注意到的細胞。這類細胞在顯微鏡下呈現出一種奇怪的形狀，就像神經系統里的樹突神經細胞一樣有著多個觸手狀的分叉結構， 他們把這類細胞命名為樹突狀細胞。面對這類形狀奇特的樹突狀細胞，Steinman感到非常興奮，他推測這可能就是幫助T細胞的輔助細胞，因為那些觸手一樣的分叉可能會讓細胞更好地攝取外來的物質，另外分叉結構增加了細胞的表面面積從而為和其它細胞的接觸提供空間。經過接下來十幾年的持續努力，Steinman和他的同事們終於證明了他們的假設。

　　因為樹突狀細胞在免疫系統中至關重要的作用，它的發現得到了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認同。遺憾的是，在2010年9月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了Steinman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獎後的一個月，Steinman離開了這個世界，這讓他無法親自去參加當年12月的頒獎典禮。

　　從正常到疾病

　　分子、細胞和器官是免疫系統的硬體，利用這些硬體做出免疫反應才能保護我們免受病原微生物的侵害。免疫反應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正常反應，表現為生理現象；一類是異常反應，表現為疾病。免疫反應也是免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得到了諾貝爾獎的關注。

　　橘子刺、海星幼蟲和諾獎

　　在正常免疫反應現象里，第一個被授予諾貝爾獎的是「吞噬」的發現。

　　1867年，22歲的俄國人IlyaIlyich Mechnikov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到聖彼得堡大學擔任講師。不久，Mechnikov遇到了他心愛的姑娘Ludmilla Feodorovitch。雖然Feodorovitch當時患有嚴重的肺結核，Mechnikov依然選擇和她走在一起。結婚後，為了幫助妻子戰勝病魔，Mechnikov想盡了各種辦法。但那是一個還沒有抗生素的時代，儘管他們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他的妻子還是在五年後離開了這個世界。

　　因為妻子的離去，加上自己的身體狀況不佳， Mechnikov變的悲觀消沉。他選擇了服用大量鴉片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幸運的是，服用鴉片不是一種很有效的自殺方式，他依然活了下來。1874年，他與第二個妻子Ogla結婚了，新的婚姻重新給了他活下去的勇氣。五年後，當他的第二任妻子身染傷寒的時候，他沒有再向上次那樣消沉，而是選擇了用科學實驗研究人類的疾病。即使兩年後因為時局動蕩不得不從大學離開的時候，他依然在自己的家裡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私人實驗室繼續他的科學實驗。十九世紀，用冷杉樹作為聖誕樹還沒有普及，人們可以用各種綠色植物來作為聖誕節的裝飾，比如Mechnikov家用的就是橘子樹。1882年的冬天，他在思考一個科學問題，就是動物是如何對付外來物質侵害的。關於這個問題，他年輕的時候就有過一個初步的想法：動物身體內可能存在一種細胞，它能吃掉並消化外來的病原微生物。相對動物的免疫細胞而言，一般病原微生物都比較小，所以免疫細胞吞噬並消化微生物是一種可行且經濟的方式。所以，想到這一點其實不難，難的是拿出證據來。

　　現在，Mechnikov想在自己的實驗室里證明這一點。他把家裡那顆橘子樹上的刺的尖端微小的部分放到海星幼蟲的身體里。幾乎透明的海星幼蟲身體可以讓他在顯微鏡下對刺尖在其體內的情況進行觀察。第二天，他在顯微鏡下觀察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那個刺尖周圍圍滿了移動過來的細胞。這些可移動的細胞以及它們圍繞著橘子刺尖的現象，讓他想起了那些在人體內從血管遷移到感染部位的白細胞。這樣的聯想讓他一下子豁然開朗，從而提出了這些白細胞可能到感染部位吞噬細菌的假設，這也就是一年後他發表的論文里首次提出的「吞噬現象」，並認為它是免疫系統對病原體的一種基本的免疫反應。

　　在二十世紀初，吞噬和抗體分別被認為是代表免疫反應的兩種基本模式，即「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雖然後來有不斷改進，但這兩種免疫反應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

　　1908年，因為吞噬現象的發現，Mechnikov被授予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一根橘子刺、幾粒海星幼蟲和諾貝爾獎划上了聯繫，聯繫著它們的就是Mechnikov的智慧。

　　血型與免疫

　　輸血時的凝血是一種應該避免的事情，而決定凝血的血型則更是百姓生活中一個非常熟悉的名詞。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凝血也是一種免疫反應現象。

　　大家知道，在輸血前需要進行血型鑒定，來決定誰可以向病人提供血液。在我們知道的A、B、AB和O的四個主要血型里，O型血是全能的供血者，可以把血輸給以上四個血型的人。而AB型則是全能的受血者，可以接受上面所有四個血型的供血者的血液。這其中的原理，就和免疫有關。

　　一個受血者能否接受一個供血者的血液是由他們各自體內不同的針對血型抗原的抗體決定的。在A型血的人身體內，有針對B型血抗原的抗體。同理，B型血的人身體里也存在抗A型血抗原的抗體，AB型血的人身體里則既沒有抗A也沒有抗B型血抗原的抗體，而O型血的人身體里則同時存在抗A和抗B血型抗原的抗體。所以，當A型血的人接受了B型血供血者的血液後，他身體內的抗B血型的抗體會結合到供血者的紅細胞的血型抗原上，從而導致血凝反應。因為這個原理，AB血型的人，因為既沒有抗A也沒有抗B血型抗原的抗體，可以放心地接受上面四種任何血型的人的血液。而O血型的人，因為沒有A抗原也沒有B抗原，可以作為任何一個血型的人的供血者。

　　因為輸血在日常醫療上是一件非常常見的事情，上面四個血型的劃分為輸血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導原則，從而給患者的健康帶來了巨大的幫助。所以，當1930年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獎勵ABO血型的發現者奧地利的科學家Karl Landsteiner ，也是理所當然。順便需要一提的是，除了發現ABO血型系統，Landsteiner 也是另外一個重要血型系統——Rh血型系統的共同發現者。

　　免疫耐受

　　第三個被獎勵的免疫學現象，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是「免疫耐受」。

　　免疫學的核心問題，也即免疫的基本原則，就是免疫系統是如何決定反應還是不反應（耐受）的？毫無疑問，我們的免疫系統需要對病原微生物這樣的外來物質做出反應，但另一方面需要對我們自身的成分耐受。那麼這種免疫系統是如何區分「自己」還是「非己」並進一步決定是反應還是耐受的呢？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一個著名的實驗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線索。1945年，由R.D。 Owen領導的科研小組研究異卵雙生的牛時發現：大部分異卵雙生牛的紅細胞都是以嵌合體的形式存在，換句話說就是它們身體內都帶有對方的紅細胞。更有趣的是，這些牛長大後能接受對方的皮膚移植而不作出排斥性的免疫反應。這說明免疫系統不僅僅是對自身的抗原耐受。根據這一現象，澳大利亞的科學家 Frank Macfarlane Burnet提出了免疫耐受的理論。很快，這一理論被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科學家Peter B.Medawar利用小鼠實驗得以驗證。也正是在這個劃時代的理論指導下，免疫學擺脫了幾十年來的困境，走向了另一個繁榮。1960年，Burnet和Medawar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過敏

　　正常的免疫反應是一種生理現象，而異常的免疫反應則可能導致疾病。

　　過敏是一種大眾熟悉的疾病，全世界大概有20%的人患有各種各樣的過敏性疾病。顧名思義，過敏就是過度敏感的免疫學反應所導致的疾病。我們知道，免疫系統的核心任務之一是幫助我們抵抗病原微生物，從而防止感染性疾病的發生。在我們接觸的環境里，並不是所有外來物質都是對我們健康有害的病原微生物。實際上，病原微生物只佔其中很小一部分。所以，在一個理想的狀態下，我們的免疫系統最好是只對這些病原微生物大動干戈，而對其它無害的物質（比如花粉、食品等）不起反應。一般情況下，我們的免疫系統也的確是這樣做的。但在某些條件下，我們的免疫系統會出錯，對這些無害的外來物質做出沒有必要的過度反應。這種過度免疫反應的結果，就是過敏性疾病。

　　首次提出過敏這一概念的，是法國科學家Charles Robert Richet。1900年，年已五十的 Richet在研究毒素時發現：某些動物被注射了第一劑毒素之後能夠存活下來，但當對該動物進行第二次小劑量毒素注射後動物卻出現了死亡現象。通過實驗Richet還發現，要出現這一死亡反應，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接種時間需要相隔兩到三周左右。於是，他從間隔時間的要求這一現象推測：動物的身體需要這個時間對第一次接種的毒素進行某種處理，然後才能在第二次接種毒素時發生強烈的反應。經過接下來十年的實驗之後，1912年，年逾六十的Richet提出了過敏這一概念。如果考慮到那個時候科學界不知道抗體是如何產生的，更不知道淋巴細胞和後天免疫這些在過敏反應中至關重要的元素，這個概念的提出無疑是傑出的。也所以，一年後的1913年，諾貝爾獎委員會迅速承認了這一工作。

　　獲獎僅僅是開始，接下來過敏這一定義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同時，也開啟了人類對過敏性疾病認知的新時代。正是因為這一正確的認知，過敏性疾病的機理和治療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1957年，義大利科學家Daniel Bovet被授予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的理由是肌肉鬆弛方面的進展和首次合成抗組胺的成就。Bovet並不是免疫學家，而是藥理學家，主要從事新葯的合成工作。組胺是過敏反應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介質，主要儲存在肥大細胞和嗜鹼性粒細胞里。在過敏原刺激下被釋放出來的組胺可以引起發癢、打噴嚏、流鼻水等現象。另外，組胺結合還可以導致血管擴張而產生局部水腫，比如皮膚上的風團。還有，組胺可以使肺的氣管平滑肌收縮引起呼吸道狹窄進而呼吸困難、腸道平滑肌收縮而降低血壓等多項過敏的癥狀。所以，1937年，Bovet合成的抗組胺藥物的出現讓對過敏性疾病的治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直到今天，抗組胺藥物依然是很多過敏性疾病的主要藥物。

　　疫苗

　　對付免疫類疾病，人類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用藥物治療，就像上面提到的用抗組胺的葯去治療過敏性疾病。另一類是預防疾病的發生，比如疫苗的應用。

　　疫苗的發明和使用可以追溯到1798年。那一年，英國醫生Edward Jenner從一個感染牛痘病毒的擠奶工的皮膚病灶里提取樣本，然後把這個樣本接種到一個男孩身上。正如Jenner預想的那樣，那個男孩出現了感染牛痘病毒的輕微癥狀，但他成功地獲得了對人天花的抵抗力。這次相對安全且有效的牛痘接種是公認的人類疫苗的開始，也被認為是現代醫學的開端。

　　Jenner發明的針對天花的疫苗是牛痘病毒，也就是牛的天花病毒。當人被接種牛痘病毒後，人的免疫系統會產生針對牛痘病毒的免疫反應。因為牛痘病毒和人天花病毒的高度相似性，這種免疫反應也能對人的天花病毒起作用。於是，當一個接種過牛痘的人感染人天花病毒後，他（她）的免疫系統也能消滅人天花病毒，從而防止天花的發生。所以，牛痘病毒是自然界送給我們的針對天花的天然疫苗，Jenner 發現了它。但這樣天然疫苗極少，對於絕大多數病原微生物，科學家還必須在實驗室里去開發疫苗。在這個問題上邁出了關鍵一步的是法國科學家Louis Pasteur，他首先在實驗室里開發出了針對雞瘟的疫苗。也因為此， Pasteur被稱為免疫學之父。

　　遺憾的是，Jenner和Pasteur 都在諾貝爾獎創建前就已經去世，所以他們沒有獲獎。 但他們的工作的開創了一個時代，改變了人類的歷史，當永垂史冊。

　　因為疫苗對於人類健康非常重要，諾貝爾獎當然不會忽視。1951年，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把當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發明了抗黃熱病疫苗的Max Theiler。Theiler是南非人，在南非完成了早期教育後去了英國並在那裡獲得了熱帶醫學及衛生學博士學位，然後去了美國哈佛大學任教。從事熱帶醫學教學和研究的泰勒致力於對黃熱病的研究。黃熱病是一種蚊子傳播的病毒性傳染疾病，在非洲非常流行。1937年，經過十幾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後，泰勒成功地研發出了黃熱病的疫苗。這一疫苗的發現，有效地防止了黃熱病的流行。尤其是在衛生狀況不佳很難控制蚊子的非洲，這一疫苗的出現無疑是巨大的福音。Theiler，這一非洲的兒子，不僅為非洲帶回了一枚諾貝爾獎章，更挽救了這一大陸無數人的生命。

　　誰是下一位？

　　一個有趣也經常會被人猜測的問題：誰將會是下一個免疫學領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對於這一問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預測。在我看來，有三項免疫學領域的工作是值得瑞典皇家卡羅林醫學院考慮的。

　　如果諾貝爾獎更加關注科學價值的話，那麼調節性T細胞的發現是最有可能獲獎的工作。在這一問題上做出傑出貢獻的是日本科學家Shimon Sakaguchi。調節性T細胞的發現，對免疫耐受理論進行了補充，對科學和臨床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由克隆選擇介導的耐受是以一種消極的方式來完成的（即讓自身反應性淋巴細胞消失）；而由調節性T細胞介導的耐受機制，卻是以一種主動（主動抑制）的方式來完成的。這種作用方式的不同，讓免疫耐受的調節機制在哲學層次上得到了完善。

　　如果諾獎委員會更加關注臨床應用價值的話，那麼有兩項免疫療法方面的工作值得獲獎。

　　一個是抗TNFa療法對類風濕關節炎等病的治療，另一個是抗PD-1/PD-L1療法對癌症的治療。發現抗TNFa療法的是英國科學家Marc Feldmann。這一療法對類風濕關節炎有很好的療效，隨後類似的治療方法被應用到很多種免疫類的疾病上，為數以百萬計的患者解除了痛苦。

　　比抗TNFa療法更有希望獲獎的是針對癌症的抗PD-1/PD-L1療法。對這一療法的發現做出傑出貢獻的有四位科學家。美國得克薩斯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James Allison提出了關於這種療法的理論和假設，日本京都大學的Tasuku Honjo發現了PD-1，而美國耶魯大學的陳列平和美國哈佛大學的Gordon Freeman的貢獻是發現了PD-L1。

　　關於Sakaguchi和Feldmann，我見證過一個細節。2007年，在瑞典隆德大學的一次學術會議上，Feldmann和 Sakaguchi都對他們的傑出工作做了精彩的回顧性報告。當Feldmann的報告結束後，會場里一時短暫地靜默無聲，隨後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這種反應，是對偉大工作的由衷而發的敬意。那天做完報告Feldmann需要匆匆離去，熱烈的掌聲一直把他送到門外。就在他離開的大門口，Sakaguchi等在那裡，並向他深鞠躬表示敬意。

　　因為諾貝爾獎只頒給依然在世的科學家，所以希望他們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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