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化的高光時刻，開始於「1703年春天一個霧蒙蒙的早晨……」 | 紙城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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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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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卷帙浩繁的俄羅斯文化史起首是「1703年春天一個霧蒙蒙的早晨」，那天沙皇彼得騎著馬帶著十幾個隨從正穿過涅瓦河的入海口——一片荒涼的沼澤地。眼前寬闊的河流蜿蜒流入大海的景象顯然觸動了沙皇彼得，當他們來到岸邊，沙皇跳下馬，用隨身佩帶的刺刀割下兩塊泥炭，並將它們在沼澤地上擺成十字形，接著彼得說：「這裡應該建一座城。」

—凌越

講起俄羅斯文化，腦海里會立刻浮現出俄羅斯傳統中的一長串偉大人物的名字——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列賓、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薩科夫、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普羅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維奇、夏加爾、康定斯基、曼德爾斯塔姆、阿赫瑪托娃、納博科夫、帕斯捷爾納克、梅耶荷德、愛森斯坦等等，這個名單足以讓我們產生由衷的敬意。顯然，這些名字是俄羅斯文化中最華彩的部分，反過來說，作為一種更籠統抽象的俄羅斯文化中一定有某種特質，催生出如此絢爛如此傑出的俄羅斯小說、戲劇、音樂、繪畫。中譯本厚達八百多頁的《娜塔莎之舞》正是試圖從文化的方方面面探究俄羅斯文化的底色，去釐清「種種俄國藉以理解自身民族的概念思想」，因為「如果我們觀察足夠仔細，或許可以窺見這個民族的內心世界」。

敏銳的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上述的那一串光輝的名字，全都是19世紀以降的文化名人，俄羅斯雖然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甚至在16、17世紀已經展示了它對外攻城掠地、迅速擴張的驚人能力，但是在18世紀以前俄羅斯在文化方面完全是乏善可陳的。1802年，詩人和歷史學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編了一本《俄羅斯偉大作家名錄》，從遠古的吟遊詩人搏揚一直到作者生活的時代，總共也只有20人。18世紀俄羅斯文學取得的最高成就——康捷米爾公爵的諷刺作品，特列季阿科夫和蘇馬羅科夫的頌歌，羅蒙諾索夫和傑爾查文的詩歌，克尼亞茲寧的悲劇和馮維辛的喜劇，和同時期的英法德的文學成就相比，這些18世紀的俄羅斯文學是微不足道的。與文學的低品質相呼應，在18世紀以前並不存在富麗堂皇的貴族之家，大多數沙皇的臣僚都住在木頭製成的房子里，並不比農民的小木屋大多少，裡面的傢具非常簡陋，用的是陶罐和木罐。據17世紀30年代派駐俄羅斯的特使荷爾斯泰因公爵亞當·奧萊留斯描述，很少有俄國貴族睡得起羽毛床墊，相反，「他們躺在鋪了墊子、稻草、席子或者衣服的長凳上，冬天則睡在炕上，跟僕人、雞和豬躺在一起。」這場面同時期無論是西方的哈布斯堡王朝還是東方明清帝國的貴族都是難以想像的。

聖彼得堡地圖

位於聖彼得堡參議院廣場上的

彼得大帝紀念雕塑

可是僅僅過了一兩百年，俄羅斯卻已經是牛人輩出，那麼在這一兩百年間俄羅斯一定發生了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從而扭轉了俄羅斯在文化上持續許多個世紀的頹勢，甚至後來居上，產生了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世界性文化偉人。《娜塔莎之舞》的作者費吉斯顯然認為這一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是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口建城，因此，這本卷帙浩繁的俄羅斯文化史起首就是「1703年春天一個霧蒙蒙的早晨」，那天沙皇彼得騎著馬帶著十幾個隨從正穿過涅瓦河的入海口——一片荒涼的沼澤地。眼前寬闊的河流蜿蜒流入大海的景象顯然觸動了沙皇彼得，當他們來到岸邊，沙皇跳下馬，用隨身佩帶的刺刀割下兩塊泥炭，並將它們在沼澤地上擺成十字形，接著彼得說：「這裡應該建一座城。」建造彼得堡的過程極盡奢華，「彼得堡的教堂採用樸素的古典巴洛克風格，和莫斯科色彩鮮艷的洋蔥式圓頂迥然而異，它們是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和里加那些尖頂教堂的混合體。」即使在和瑞典人激戰正酣的那幾年，彼得也經常過問修築的細節，「為了使夏園『勝過凡爾賽宮』，他下令從波斯運來牡丹和柑橘樹，叢中東運來觀賞魚，甚至從印度運來各類鳴禽。」

16、17世紀以後，西歐文化逐漸在世界範圍內取得領先地位，在世界許多地方西歐文化都不乏擁躉和追隨者，可是為什麼只有在俄羅斯結出了最豐碩的成果？也就是說，向西歐先進文明學習並不必然結出文化上的碩果，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那麼在俄羅斯傳統文化的內部一定有一種特別的能量支持了它在19世紀的爆發——在西化運動的刺激和催化下。《娜塔莎之舞》第二章《1812年的孩子》在我看來正是在努力探尋俄羅斯文化內部，那隱藏很深但卻至關重要的爆發性的力量。和1703年彼得決定建造彼得堡一樣，1812年也是俄羅斯歷史上極為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拿破崙大舉入侵俄羅斯，並在8月攻陷莫斯科，就在拿破崙在克里姆林宮駐紮不久，有人在它東面圍牆根的攤位放了把火，火是莫斯科市長羅斯托普欽伯爵下令放的，目的是為了斷絕法軍供給，迫其撤軍。要不了多久莫斯科陷入火海，拿破崙被迫撤離，據說他一邊從一片火海中衝出來，一邊不停表達著對俄羅斯人犧牲精神的欽佩：「多麼偉大的民族！這些斯基泰人！多麼決絕！這些野蠻人！」大火一直燒到1812年9月20日，莫斯科成立五分之四的建築付之一炬。三個星期後，下起了第一場雪，冬天早早來臨，法國人在這座燒光的城市裡什麼補給也指望不上，只好撤退。

莫斯科大火

拿破崙透過克里姆林宮的城牆觀望大火

如果說彼得堡是俄羅斯擁抱西方文化的橋頭堡，莫斯科則被普遍認為是俄羅斯傳統生活方式的中心。一句俄羅斯諺語對這兩座城市做了精確區分：「彼得堡是我們的頭，莫斯科是我們的心。」前者體現出俄羅斯文化中克制、禁慾的一面，而後者則將俄羅斯文化中狄奧尼索斯式的激情和放縱演繹得淋漓盡致。「莫斯科是一個俄羅斯的貴族，如果他想玩樂，他會痛痛快快地玩到倒下，根本不在乎自己口袋裡還剩多少錢。」（果戈理語）自然，莫斯科的「俄羅斯性」是在歐化的彼得堡的反襯下得來的，對於斯拉夫主義者來說，彼得堡是與神聖羅斯災難性決裂的象徵，它是一個人工製造的怪物，「是一個建造在註定難逃一劫的人類痛苦之上的帝國」，相形之下莫斯科則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俄羅斯城市。

與彼得堡相反，莫斯科則被視為一座腳踏實地的城市，這是一座享樂之城、饕餮之城，莫斯科餐館酒肆眾多，人們經常徹夜縱酒狂歡，將整副貴族身家用於享樂的例子也並不少見。莫斯科近郊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奢華聚會非常有名，一年中總有那麼幾次，多達五萬名的客人從莫斯科湧向庫斯科沃，去參加在那裡舉行的大型娛樂活動，各條道路都擠滿馬車，隊伍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城內15公里。在《娜塔莎之舞》第三章《莫斯科！莫斯科！》中，費吉斯以穆索爾斯基的音樂、亞歷山大·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和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來闡明莫斯科突出的狄奧尼索斯式的文化激情是如何鍛造出美妙的文化產品的。穆索爾斯基是土生土長的彼得堡人，但是幾次莫斯科之行就使他深深愛上那裡，他敏銳意識到莫斯科所蘊含的斯拉夫文化的熱情正是他的音樂所需要的，事實上他的傑作——鋼琴組曲《圖畫展覽會》就從古老的俄羅斯頌歌中獲得不少靈感。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大雷雨》中的莫斯科商人則是一種介乎於斯拉夫主義者和西化主義者之間的人物形象，他們在新俄羅斯的歐洲文化中蓬勃發展，但是卻設法保留了古老的文化。

契訶夫（Chekhov）和托爾斯泰（Tolstoy）, 1901年

《娜塔莎之舞》第五章《尋找俄羅斯靈魂》探討了俄羅斯文化中至為重要的宗教問題。在歷史上國家還未形成的時刻，俄羅斯人民的身份認同全都來自於基督教。別爾嘉耶夫說過：「俄羅斯已成為模糊的概念，而宗教卻比任何東西更能夠把俄羅斯人聯繫起來。」俄羅斯歷史上各個時期的統治者顯然也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非常注意借重宗教的權威來加強自己的統治。1472年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道德侄女索菲婭為妻，將拜占庭宮廷禮儀引入莫斯科，同時採用拜占庭帝國雙頭鷹的的標誌為自己國家的國徽，而俄國教會開始宣稱莫斯科為「第三羅馬」。在這種背景下，俄羅斯作家對於宗教信仰的探討也就再正常不過，而且它往往是俄羅斯最重要的作家們最關心的幾個核心主題之一。果戈理的《死魂靈》就被當作一部有宗教指導意義的小說，它的寫作風格帶有強烈的以賽亞精神特質，果戈理在創作這部小說時，顯然也沉浸在自我預言的宗教狂熱之中。陀斯陀耶夫斯基後期幾部堪稱偉大的小說——《罪與罰》、《白痴》、《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都可以視為理性與信仰之間的對話，兩者之間緊張的關係在他的小說中一直沒有消解。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真理是蘊藏在理智與信仰之中的。同樣，信仰的必要性也是契訶夫文學創作的中心思想，契訶夫小說和戲劇中的許多角色，都持有工作能力以及科學能夠改變人類生活的信仰。這些作品——《六號病房》、《萬尼亞舅舅》、《櫻桃園》等——充滿了基督徒式的人物，他們懷著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忍受著眼下的痛苦與磨難。而對於托爾斯泰來說，上帝就是愛，有愛的地方就有上帝。每個人神聖的核心就是擁有同情和熱愛他人的能力。

眾所周知，從13世紀到15世紀中葉差不多二百五十年時間裡，俄羅斯實際上在蒙古可汗的掌控下，《娜塔莎之舞》第六章《成吉思汗的後裔》講述的就是這一段被蒙古征服的歷史，對俄羅斯文化深遠的影響。和幾乎所有民族有意淡忘或者淡化自身被征服奴役的歷史一樣，俄羅斯對於自己被蒙古的征服也一樣是諱莫如深的，至少是懷有很深的敵意，普希金就在曾在自己的詩作里說過，蒙古人來到俄羅斯時「既沒有帶來代數，也沒有帶來一個亞里士多德」，他們使俄國陷入到「黑暗年代」。俄國歷史學家索洛維耶夫在其28卷的巨著《俄羅斯歷史》一書中，只花了三頁篇幅來講述蒙古人的文化影響。這些從民族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卻不是事實。首先，許多俄羅斯人都有蒙古血統，著名的有屠格涅夫、布爾加科夫、阿赫瑪托娃、別爾嘉耶夫、布哈林等等。其次，許多俄羅斯特色食品——比如抓飯、雞蛋面、奶渣等——都來源於高加索地區和中亞，而俄國人對馬肉和發酵的馬奶的熱衷，毫無疑問是蒙古部落遺傳下來的。另外，儘管東正教在俄羅斯具有統治性地位，但是來自亞洲的古老的薩滿教依然有自己的勢力範圍。當十九世紀年輕的俄羅斯浪漫主義者急於尋找到一種能將俄羅斯和西方區分開來的根源時，來自亞洲或者說來自蒙古的影響則被放大了，高加索地區的高山和西伯利亞廣袤的荒原都成為俄羅斯文化尋求自身強健基因的來源，從這個角度看，普希金、萊蒙托夫、巴拉基列夫對於高加索狂野景觀的熱愛就不是偶然的了。

普希金畫像

總體而言，《娜塔莎之舞》是一部「好看」的文化史，這種好看和費吉斯文學化的表述方式有關，也和這本書的寫作特點有關——這不是一部平均用力的文化史，事實上費吉斯在寫作過程中一直在靈活地調節焦距，在重要的事件上他會不惜花費筆墨細緻地娓娓道來，而在不那麼重要或者對本書主旨推進無益的事件上他則會果斷放棄一筆帶過。於是這本書儘管視野恢弘時間跨度很大，但卻是一本細緻到髮絲的結實的文化史，這本書在讀者中良好的口碑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此。它事實上是由一組刻畫細緻入微的群像構成，潮水般湧來的細節攜帶著情感好像一瞬間就把讀者淹沒了，使他們完全籠罩在俄羅斯歷史上眾多傑出文化人物命運的光照和幽暗之中，情不自禁地為這些偉人扼腕、嘆息、讚歎。整本書就像是一串珍珠，由對俄羅斯民族意識覺醒的辨析為線索，串聯起俄羅斯文化史上一長串偉大人物的高光時刻，諸如沙皇彼得決定在涅瓦河口建城，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以及隨後的被流放，萊蒙托夫在高加索地區的漫遊，托爾斯泰之死，契訶夫在薩哈林島的漫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勞改營，茨維塔耶娃之死，斯特拉文斯基重返俄羅斯等等。這些俄羅斯文化史上重要時刻本身的戲劇性，給整本書帶來一種炫目的色彩，也使這本書本身充滿了戲劇性。

本文原載於經濟觀察報·書評，原文名《探究俄羅斯文化的底色》

《娜塔莎之舞》

（英）奧蘭多·費吉斯/著

曾小楚、郭丹傑/譯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