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她之前，從未想結婚；娶她之後，從未後悔娶她
愛情故事
我第一次和鍾書見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著青布大褂，腳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鏡，眉宇間蔚然而深秀。見面後老錢開始給我寫信，約我到工字廳相會。見面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而我則緊張的回答：「我也沒有男朋友。」於是便開始鴻雁往來，越寫越勤，一天一封，以至於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難受了好多時。冷靜下來，覺得不好，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給鍾書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錢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閱。後來鍾書跟我說，老先生看到信後，對我大加讚賞。因為我在信中對老錢說：「現在吾兩人快樂無用，須兩家父親兄弟皆大歡喜，吾兩人之快樂乃徹始終不受障礙。」老先生邊看邊贊：「真是聰明人語。」
1935年春，老錢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資格，那時候我還沒有畢業，但是考慮到老錢這位大名鼎鼎的清華才子從小生活在優裕的家庭環境中，被嬌養慣了，除了讀書之外，其它生活瑣事一概不關心，尤其是不善於生活自理，處處得有人照顧、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決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國。
多年前，讀到英國傳記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我把它念給鍾書聽，他當即回說，「我和他一樣」，我說，「我也一樣。」
丈夫錢鍾書
鍾書常自嘆「拙手笨腳」。我只知道他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腳右腳，拿筷子只會像小孩兒那樣一把抓。我並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樣的笨，怎樣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們從幹校回北京不久，北京開始用煤氣罐代替蜂窩煤。早起，鍾書照常端上早飯，還有他愛吃的豬油年糕，滿面得色。我稱讚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說什麼，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兒。我吃著吃著，忽然詫異說：「誰給你點的火呀？」（因為平時我晚上把煤爐封上，他早上打開火門，爐子就旺了，這一次不是）鍾書等著我問呢，他得意說：「我會劃火柴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劃火柴，為的是做早飯。
「文革」期間，某天忽然有部門通知去參加國宴。鍾書說：「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人說：「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鍾書則說：「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人於是說：「那麼，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起不來？」鍾書很直接：「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於是一直沒有出門。
有位外國學者讀了鍾書的《圍城》後讚嘆不已，打電話說要見他。鍾書在電話里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這個雞蛋的雞呢？」
我們在清華養過一隻很聰明的貓。鍾書說它有靈性，特別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別的貓兒打架。鍾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裡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和我們家那貓兒爭風打架的情敵之一是近鄰林徽因的寶貝貓，她稱為她一家人的「愛的焦點」。我常怕鍾書為貓而傷了兩家和氣，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打狗要看主人面，那麼，打貓要看主婦面了！」（《貓》的第一句），他笑說：「理論總是不實踐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懷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個孩子，我們也不例外。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鍾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像。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鍾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在我住院期間，鍾書只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著臉說：「我做壞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我說，「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後他又做壞事了，把檯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滿面愁慮，說是把門軸弄壞了，門軸兩頭的門球脫落了一個，門不能關了。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餘，對我說的「不要緊」深信不疑。我住產院時他做的種種「壞事」，我回寓後，真的全都修好。
鍾書叫了汽車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里，盛在碗里，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麼驚奇。
我們仨
鍾書曾逗阿瑗玩，說《圍城》里有個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為真，卻也並不計較。他寫了一個開頭的《百合心》里，有個女孩子穿一件紫紅毛衣，鍾書告訴阿瑗那是個最討厭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鍾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遊戲。後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裡去了。
每天臨睡前鍾書都在阿瑗被窩裡埋置「地雷」，埋得一層深入一層，把大大小小的各種玩具、鏡子、刷子，甚至硯台或大把的毛筆都埋進去，等女兒驚叫，他就得意大樂。女兒臨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裡的東西一一取出。鍾書恨不得把掃帚、畚箕都塞入女兒被窩，博取一遭意外的勝利。這種玩意兒天天玩也沒多大意思，可是鍾書百玩不厭。
鍾書曾經很認真地跟我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瑗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麼對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為了用情專一而只生一個。
我們在牛津時，鍾書午睡，我臨貼，可是一個人寫寫字困上來，便睡著了。他醒來見我睡了，就飽醮濃墨，想給我畫個花臉。可是他剛落筆我就醒了。他沒想到我的臉皮比宣紙還吃墨，洗凈墨痕，臉皮像紙一樣快洗破了，以後他不再惡作劇，只給我畫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鏡和鬍子，聊以過癮。回國後他暑假回上海，大熱天女兒熟睡（女兒還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畫一個大臉，挨他母親一頓訓斥，他不敢再畫。
人間不會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未，鍾書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獨留人世間
我是在父親的引導下開始迷戀讀書的，無論是中英文的都拿來啃，慢慢地讀書成了我最大的愛好。一次父親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我說：「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我早年翻譯英國詩人蘭德的詩句。
鍾書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儘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
鍾書走時，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吶！」媒體說我內心沉穩和強大。其實，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堂吉訶德》譯稿歷經「文革」的摧殘，「被沒收、丟棄在廢紙堆里」，最後「九死一生」，逃過劫難。1978年4月，《堂吉訶德》終於出版。同年 6月，西班牙國王和王后訪華，邀請我參加國宴。鄧小平驚訝道：「《堂吉訶德》是什麼時候翻譯的?」此事一言難盡，那時候我忙於和西班牙皇室握手，無暇細談，只好答非所問：「今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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