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難民不斷湧入，我變成了一個種族主義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暢】

因為警察粗暴對待中國遊客以及官方頻道播放辱華節目事件，瑞典這個偏居一隅的北歐國家，這些日子頻頻被國內媒體提起。但與以往媒體口中的「福利天堂」不同，如今的瑞典被難民、經濟衰退、政局變動等問題籠罩，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出於瑞典事件在中國遊客中引起的擔憂，有媒體在近日採訪哥本哈根市市長弗蘭克·延森時問及哥本哈根對中國遊客的保護措施。延森立刻熱情地回答說，「我為中國遊客選擇到哥本哈根旅遊感到自豪，中國遊客『行為很得體（behave so well）』！」

市長親自為本市旅遊拉票，可以看出丹麥人對中國遊客的歡迎。而長期生活在哥本哈根的筆者眼見著這個童話之都，在難民潮的影響下也面臨著和它的鄰居相似的危機。

中東移民越來越多，形成了自己的社區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2018年公布的數據，截止到2016年底，瑞典共接收難民、尋求庇護者以及無國籍人士共計約35萬人次，而與其緊鄰的丹麥，這一數據則是4.7萬餘人次。

截止到2018年第三季度，來自敘利亞的移民和後裔共計4萬餘人，來自非西方國家移民以及後裔共計約50萬人，約佔丹麥總人口的10%。而從2013年到2018年，來自非西方國家的移民以及後裔大約增加了10萬人，來自其它西方國家的移民及後裔只增加了5萬人左右。

在哥本哈根，隨著某些區域的中東人口不斷增加，逐漸形成了一些以中東移民為主的社區，街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東商店和伊斯蘭服飾的店鋪，在哥哈的許多地方形成了一個個小中東區或者移民聚集點。而本土丹麥人也從最初對移民和難民們的歡迎和熱情接納，轉向到今天國內針對難民和移民問題的種種政治討論，並出台各種針對移民的不斷收緊的文化政策，使整個西北歐在過去五年間普遍經歷了一次社會穩定的巨大考驗和政治立場轉向。

毫無疑問，許多移民和中東難民的進入讓本來高度同質化的丹麥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尤其是移民聚集的哥本哈根，中東移民開的快餐店、理髮店和電子產品修理店幾乎隨處可見，還有許多中東人開的雜貨鋪，和亞洲超市一樣銷售更加便宜的蔬菜水果，還有各種調味品。以多元文化聞名的諾雷布羅（N?rrebro）區域為例，一些小型社區廣場常常聚集著許多年輕的中東男性，還有隨處可見的越來越多的塗鴉和開著許多豪華汽車的中東移民們。

然而，隨著難民的增加，種種文化和生活背景的差異也導致了許多衝突和摩擦。在一些中東移民聚集點，個別地方偶爾會出現槍擊和放火焚燒等嚴重的治安事件。這些現象讓原來生活在這裡的丹麥居民們感到擔心與不安。而這種不安與媒體持續的負面報道也在不斷加深種族之間的隔閡與仇恨。

在《紐約時報》2016年9月的一個採訪中，一位65歲的丹麥銀行退休職工Johnny Christensen和記者描述道，他以前一直認為自己對於從戰爭中逃難的人們很有同情心並且歡迎移民，但自從有三萬六千人的穆斯林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在過去兩年來到丹麥，他說「我變成了一個種族主義者」。他認為這些新移民正在耗盡丹麥珍視的社會福利制度，但未能適應其習俗。他說「這些穆斯林想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但我們在這裡也有自己的規則並且每個人都必須遵守它們。」

收緊的難民政策與興起的右翼勢力

丹麥的13個政黨中支持率最高的一直是政治立場偏左的社會民主黨，然而，隨著移民問題的日益嚴重，丹麥人民黨的支持率一路走高，並在2015年幫助以自由黨為首的丹麥中右聯盟在大選中勝出。丹麥人民黨目前在丹麥議會佔有21%的席位，僅次於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黨。與社民黨不同，人民黨的政治立場偏右，支持推行更為嚴格的移民政策。

2015年9月丹麥移民部門在四家黎巴嫩報刊上公開刊登題為「丹麥移民機構通知新一屆丹麥政府實施的有關移民丹麥條件變更」的廣告，「丹麥決定收緊有關接受難民的一系列領域的相關規定，丹麥議會剛剛通過了一項規定——大幅減少社會福利，新進入的難民所獲得的社會福利救濟將減少50%」。不僅僅是丹麥，挪威和芬蘭等北歐國家也紛紛削減了難民福利，並通過各種媒體平台向難民宣告更加嚴格的移民政策。

丹麥前首相赫勒·托寧－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和 移民部長斯特伊貝爾（Inger Stojberg）在允許沒收難民財產辯論會上

2016年1月，一個丹麥中部小鎮蘭德斯的日托中心因為穆斯林學生不吃飯而停止供應豬肉丸後，隨後，鎮議會勉強通過了一項措施，要求「與其他種類的食物平等地供應」豬肉，並聲稱提供傳統的丹麥食物例如豬肉是保持國家認同的必要手段。推動這項措施的議員丹麥人民黨的Frank Noergaard說，他對「豬肉可以在丹麥被拋棄」感到憤怒，並補充道，「如果你放棄了豬肉，下一個是什麼？」

除此之外，丹麥政府還根據相關標準，每年進行一次「問題區域」（Ghetto）評選並公布相關區域名單。除了失業率、收入、教育背景、犯罪率等標準外，其中一項評估標準是當地居民中來自非西方國家的移民及其後裔比例超過50%。新一屆政府更是提出在2030年以前徹底消除這些移民聚集區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同樣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文化融合與同化的措施。

例如，所有居住於這一區域的兒童從1歲開始，需要強制參加每周至少30小時內容為丹麥價值觀和丹麥語的學前課程，然而其他區域的居民將不需要接受同樣的措施。相比之下，居住在被劃歸為問題區域的父母如果不履行這項政策，將會面臨無法繼續獲得相關社會福利的懲罰。此外，從2019年開始，在擁有超過30%來自問題區域學生比例學校就讀的學生還將強制參加丹麥語考試。

而在Facebook上，《時代周刊》關於這一新聞的評論區里最熱門的評論卻大多數是反對難民的聲音。例如「丹麥接受的難民比例遠遠超過其應有的。如果你來到另一個國家尋求幫助，國家給予了，包括由其公民資助的福利，你至少可以嘗試融入社會成為有生產力的公民。如果你不願意這樣做，那麼為什麼會有任何國家歡迎你呢？」以及「丹麥不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而且有它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移民應該融入丹麥社會」等等。

今年8月，丹麥政府更是出台了最新的政策禁止穆斯林女性佩戴遮面的頭巾。而這一政策在哥本哈根引發了多場遊行抗議。但丹麥並不是第一個出台這項禁令的國家，法國和德國早在2010年和2016年分別出台了相似的禁令。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丹麥民眾都對難民和移民持有消極態度。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成立了專門幫助敘利亞難民學生在丹麥申請繼續學習的組織。在眾多遊行中也有許多丹麥人加入了聲援，捍衛人們的自由。今年8月份，在一場關於頭巾禁令的遊行抗議中，一名維持現場秩序的女警和抗議中的一位穆斯林女性擁抱的照片感動了許多人。讓許多人看到了警察作為執法者之外，對難民抱有同情與支持的另一面。然而當事警察的這一舉動也引發了許多爭議和來自右翼政黨的批評。

丹麥的難民問題並不是歐洲或是北歐的某一個個例，作為歐洲內接受難民最多的德國，今年以來東部城市爆發了多場針對反對難民的遊行抗議。而歐洲多國也在不斷加強邊境檢查和境內針對中東移民的種種限制。

後難民時代：身份危機與融合困境

長久以來，人們容易將歐美社會混為一談，認為歐美都屬於經濟發達、政治體制相似的地區，並以此推斷歐洲與美國的社會結構也應該接近，其實不然。這兩個地區雖然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有許多相近之處，但是在民族結構與社會多樣性等方面有著根本的不同。

這種同與不同在某種程度上共同導致了歐洲社會今天的難民問題和社會內部的分裂。文化上的交融與親近性使得歐美兩國人民普遍消費同樣的文化產品。而美國近些年文化輸出中對種族多樣性的強調，尤其是美劇和電影等文化產品，在各個方面影響本國消費者的同時也影響著歐洲的觀眾們。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多樣性是理所當然的，多種族的社會也可以很美好。

然而，歐洲的年輕人們忽略了美國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移民社會所經歷的漫長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少數族裔和有色人種又經過了多少年的抗爭才取得今天接近平等的地位。甚至直到今日美國的各種種族問題依然存在。而難民危機則是對所有自以為可以接受甚至擁抱多元文化的歐洲人的一次巨大考驗。幾乎所有歐洲民眾在敘利亞難民危機爆發之初，都對難民抱有強烈的同情心和想要幫助他們的願望。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難民進入自己的國家和社區，他們之前沒有意識到的是，他們還需要解決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如何共處或者能否共處的問題。而在此之前，歐洲人並沒有太多這方面的經驗。

難民問題的一個核心矛盾是，我們對弱勢群體的支持是否是無國界的？作為納稅人，我所繳納的稅款願意用於幫助外國人嗎？如果不願意，當這些外國人也成為這個國家的正式公民，我是否會改變想法？又或者說，我們應該接納這些人成為我們國家的公民嗎？以及為了成為我們原有社會的一員，他們應該滿足怎樣的條件呢？

北歐與中國都同樣屬於同質化很高的社會，並非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接納一個多樣化的社會是非常困難的。而在後難民時代，對於接受了眾多難民的歐洲國家而言，比減少難民進入之外更加重要的任務，也許是應該如何解決難民與本土居民的融合問題。作為普遍信仰尊重人權和自由的國家，是否需要重新定義人權和自由？以及面對一種外來文化，政府和人民應該如何堅持對人權的尊重？在一個採訪中，一位穆斯林受訪者表示，她認為強迫女性不戴頭巾和強迫女性戴頭巾都同樣是一種強迫。換言之，在一個崇尚個人自由的國家，人是否應該有權利選擇不自由的自由，這也許是另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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