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橋話畫:從《唐人宮樂圖》中看唐代茶與音樂的發展
《唐人宮樂圖》
《唐人宮樂圖》為唐代佚名創作的絹本墨筆畫,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畫面描繪了一群宮中女眷圍著桌案宴飲行樂的場面,共畫十二位人物,其中貴婦十人,一個個高挽髮髻,衣著華麗,姿態雍容,環案而坐,兩個侍女則是站立長案邊,在旁侍候,她們吹奏暢飲,好不熱鬧。畫面以巨型方桌為中心,活動內容可分為品茗、奏樂和行酒令三個部分。
作品畫面有動有靜,亦莊亦諧,反映出唐人的審美情趣,同時也成為視覺的文獻資料供當代各學科的研究者使用。
名畫鑒賞
《唐人宮樂圖》
《宮樂圖》在清乾隆年間編纂的著錄內府所藏曆代書畫最權威的書籍《石渠寶笈續編》中,被定為元人畫。在現代台灣學者王耀庭先生等人研究後,認為畫中人物開臉、服飾、樂器及什物均與晚唐的時尚相似,台灣新出版的《故宮書畫圖錄》中這幅畫被更名為《唐人宮樂圖》,大家也多數將此畫當作一幅晚唐的人物畫精品來看待了。作品高0.487米,寬0.695米,畫幅非常小,所以有人猜測此畫原是屏風繪圖,只是後來才製成捲軸畫,所以沒有原作者的姓名與印章。現在我們稱為「仕女畫」的一類畫作在唐和唐以前並沒有專門的畫類名稱,畫史中一般稱其為「綺羅人物」,這個名字倒是極富視覺感。
這幅創作於晚唐時期的人物畫,雖然畫中的絹底在很多地方已經出現破損,但並不影響畫面的整體風貌,顏色依舊猩紅艷麗。色澤之所以歷千年而仍然鮮亮,因為畫家畫人物時先在絹的背面以色作底,再層層渲染,最後厚塗,而且所用的顏色是極好的礦物色,顏色剝落的情況並不是十分嚴重,女官們衣服上花紋的細膩變化也還清晰可辨。還要提一下胡粉,胡粉是一種藝術加工材料,用牡蠣、貝殼晒乾碾磨再用水調配乾燥後所得的粉末,至今日本風物里最常見的兩個東西——人偶和京唐紙仍然需要用到胡粉。畫面加了胡粉後,能起到很好的固色作用,由於先施用胡粉打底,再賦予厚塗,因此顏料剝落的情形並不嚴重,這就是它歷經千年依然美麗如初的秘密。
《唐人宮樂圖》仕女品茶
10位宮中女眷環案而坐,品茗飲酒,吹樂為興。正對我們的4位自右而左分持胡笳、琶琶、古箏與笙,另有一人侍立一旁擊打拍板,以為節奏。唐代是中國樂舞藝術發展的鼎盛時期,宮廷里的樂工、歌舞藝人就多達數萬,傳世、考古發現有大量隋唐時期的樂舞俑,很生動地再現了那個時代貴族們對於歌舞的喜愛。10人環坐一案,各具其態,有動有靜,亦莊亦諧,畫家非常聰明地在畫面最前部只畫空凳,而不著兩個背影仕女,這一處理提供給觀畫者一個非常自然舒暢地進入畫面的視角,沒有堵塞感,在情節上離席的座位也給觀者提供了想像的空間。色彩的搭配鮮艷而不俗,不多的幾種顏色產生出豐富的效果,全畫中最重的一塊顏色是在案下卧著的小狗,小狗似帶倦怠之色,露在外面的三爪緊抓地面,而這全畫中唯一投向畫外的眼睛裡也是一種似要求助的眼神,讓人越發覺得畫中雖是美女如雲,但也似乎飄著一種或許是無聊,或許是愁淡的雲彩。
畫作中的桌子近小遠大,這種畫法在繪畫技藝上稱作「反透視」,中國畫家沒有拘泥於焦點透視,更多的是依據畫作所表現的需要來變換畫中的視角。《唐人宮樂圖》的構圖通過「反透視」,將處於畫面後方的人物推了出來,所以你會覺得每一個女子都是視覺重點。而且,可以想像這幅作於晚唐的畫作極有可能是9世紀的畫作,而那時的東歐還在瘋狂地破壞偶像,而西歐的手抄本也毫無焦點透視可言,焦點透視的體系要等到15世紀中後期才最終完善。從寫實的角度來講,9世紀的中國繪畫在全世界來說應該是最優秀的。而這種寫實性極強的畫作,留給後世的不僅是美的感受,也因為保留了各種物質文化的實物而具有文物價值的一面,像畫中琵琶的形式與現在日本正倉院收藏的唐代琵琶十分相似,中段裝飾所繪的洶湧波濤似與文獻上記載的中晚唐琵琶上流行「魚龍轉化」裝飾的說法可以互為印證,還有彈奏者橫持琵琶的「撥」法,也是一種古老的彈奏方法,與今天的不一樣。而其他的几案、椅凳、器皿、服飾都可以作為這類視覺的文獻資料供今天各學科的研究者使用。
畫趣拾珍
《唐人宮樂圖》仕女烹茶
對於當今大多數人而言,中國古代人的飲茶方法已經相當久遠甚或陌生了。《唐人宮樂圖》的畫面中央是一張大型方桌,後宮嬪妃、侍女十餘人或圍坐或侍立於方桌四周,團扇輕搖,品茗賞樂,意態悠然。方桌中央放置一隻很大的茶釜(即茶鍋),畫幅右側中間一名女子手執長柄茶杓,正在將茶湯分入茶盞里。她身旁的那名宮女手持茶盞,似乎聽樂曲入了神,暫時忘記了飲茶。對面的一名宮女則正在細啜茶湯,侍女在她身後輕輕扶著,似乎害怕她醉茶的樣子。唐代茶詩中也有描寫宮廷飲茶的詩句,鮑君徽的《東亭茶宴》寫到:「閑朝向曉出簾櫳,茗宴東亭四望通。遠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聲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紅。坐久此中無限興,更憐團扇起清風。」全詩格調閑雅,氣象雍容,很接近《唐人宮樂圖》中所描繪的飲茶場景。晚唐曹鄴曾記載唐明皇與梅妃鬥茶,環顧諸王笑說:她是梅精呀,能吹白玉笛,可作驚鴻舞,一座爭輝,而今鬥茶又勝過我呀。梅妃應聲回答:這只是草木之戲而誤勝陛下,假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如何能和您一較勝負呢。唐明皇聽後非常高興。「鬥茶」是唐明皇在宮內與嬪妃、王子們的一種遊戲。《梅妃傳》記載內容很少,不知鬥茶是如何進行的,但這卻是我們所見的帝王鬥茶的最早記錄。
《唐人宮樂圖》仕女品茶
《唐人宮樂圖》是晚唐時期作品,當時正值飲茶風氣昌盛之時,「茶聖」陸羽的《茶經》便完成於此際。我國飲茶法的源流,唐以前都屬於粗放式煮飲法,即煮茶法。陸羽在《茶經》里則極力提倡煎茶法,他的煎茶法不但合乎茶性茶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內涵,一經推出,立刻在文人雅士甚至王公貴族間得到廣泛響應。從《唐人宮樂圖》中我們可以看出,茶湯是煮好後放到桌上的,之前備茶、炙茶、碾茶、煎水、投茶、煮茶等程式應該由侍女們在另外的場所完成;飲茶時用長柄茶杓將茶湯從茶釜盛出,舀入茶盞飲用。茶盞為碗狀,有圈足,便於把持。可以說這是陸羽典型的「煎茶法」場景的部分重現,也是晚唐宮廷茶事昌盛的佐證之一。
「詩聖」杜甫曾寫《贈花卿》詩一首:「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說明了唐代音樂的普及與繁榮。杜甫寫此詩時是「安史之亂」之後,地點是他漂泊西南一隅的「錦城」(今四川成都),那裡剛結束了一次地方軍閥叛亂。在此情勢下,錦城仍然整日歌舞紛紛,其「歌舞昇平」的景象便可想而知。
《唐人宮樂圖》仕女烹茶
隋恭帝義寧二年(618年)五月,李淵稱帝(高祖),建元武德,建立唐朝。由於社會安定、戰亂減少,統治者又實行了休養生息政策,社會經濟各方面都有所發展,農業生產力也有所提高,在其後人的不斷努力和改革下,開啟了舉世聞名的大唐盛世。
唐朝前期,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藝品日益精巧,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城市生活繁華似錦;唐朝後期,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為南方經濟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礎。政治上先後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其成就超出了西漢「文景之治」。唐玄宗統治時期,鼎盛局面達到了高峰,就連文壇上也出現了「盛唐氣象」。在世界範圍內,唐帝國也是當時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家之一。從貞觀到開元的一百多年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國力最強盛的時期,強大的經濟支持和穩定的社會狀況,使得音樂在唐朝十分繁榮。唐朝統治者在文化藝術方面採用了兼收並蓄的政策,加上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國外經濟文化的往來 宗教信仰自由,為不同地區的音樂提供了自由的空間,使得唐朝音樂文化得到了高度發展。
《唐人宮樂圖》仕女奏樂
首先是唐王朝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來支付音樂團體的巨大開銷。據史料記載,唐代共修建了264項大型水利工程,使農業生產條件大為改觀,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貞觀之治」、「開元之治」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手工業方面,無論是技術水平、產品種類還是生產規模都超過了前代,紡織技術尤為突出,如精緻的「長安羅",唐代詩人李商隱曾留下了「萬里雲羅一雁飛」的讚歎詩句,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朝白地綠花羅便可見一斑。陶瓷業尤為搶眼,且工藝先進,製作精美,盛產青瓷,並發明了白瓷和三彩陶器。此外,聞名遐邇的造紙業、茶葉加工、金屬冶煉、造船業也相當發達。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和交通的發達,以長安為中心設置的驛路貫通全國各地,進一步刺激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唐代的陸路交通,繼續著漢以來的絲綢之路,與中亞及阿拉伯國家緊密聯繫,每年有大批商人、使節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進行貿易活動,帶著西方國家盛產的香料、藥材、珠寶等換取中國的絲織品和瓷器,生意異常火爆。「安史之亂"後,陸上交通曾一度受阻,唐王朝便藉機發展海上交通,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當時廣州已能通往印度洋,直達波斯灣,全長一萬多公里。唐代不僅與天竺、日本、高麗等鄰國保持著密切聯繫,而且與中亞、波斯灣、阿拉伯國家也開展了廣泛的經濟文化交流。由於唐代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望,加之便利的交通,使我國與亞、歐、非國家之間的往來空前密切,為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隋朝自建立到滅亡雖然只有37年時間,是我國歷史上最短命的封建王朝之一,然而其音樂文化成就卻極其輝煌。隋朝統治者創立的「教坊」機構,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音樂文化成果,創建了「七部樂」、「九部樂」的宮廷音樂體制,主張多民族音樂並存,並大力培植民間音樂。唐襲隋制,在繼續融合的基礎上建立了十部樂和坐、立部忮的宏大體制,將我國音樂文化推向了一個嶄新階段。
《唐人宮樂圖》仕女奏樂
唐朝之所以有著如此興盛的音樂文化,與統治者的提倡和參與是密不可分的。開國伊始,有人曾因《玉樹後庭花》、《伴侶曲》系前朝之樂而視之為「亡國之音」,要求唐太宗予以廢除,李世民卻說:音樂的情感體驗,很大程度上同聽賞者自己內心原有的感情有關,而與音樂本身的表現並無必然聯繫。正是由於唐太宗這種開明的文化政策和不拘於傳統儒家的「淫樂亡國」論,才開創了唐代音樂文化的新紀元。唐王朝皇室血統與西域密切相連,在統治者的支持下,西域音樂在中原地區很快傳播開來,並與中原舊有的漢族傳統音樂相融合,最後被官府以樂部的形式加以確認,典型的代表作就是《霓裳羽衣曲》。這部作品是唐玄宗在西涼節度使楊敬述所獻的《婆羅門曲》的基礎上加以潤飾而成的,情調優雅清麗,著力渲染虛無縹緲的天外世界。唐玄宗集皇帝與音樂家於一身,他對音樂的愛好與一般帝王有所不同,較少出於政治意圖,更多的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生存欲、享受欲和幻想欲,加之他的音樂天賦和浪漫性格,使他在音樂上有所作為,以帝王音樂家的奇特身份成為中國音樂史上一個不朽人物。作為一個虔誠的音樂愛好者和站在權利顛峰的人,唐明皇提倡和發展音樂,既是唐明皇政治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他個人才能得以展現的重要途徑,在他執政的近半個世紀里,音樂尤其是道教音樂的發展猶如錦上添花,不僅在宮廷中聲勢顯赫,並蔓延到上層社會和文人階層。
唐朝有統管音樂事務的政府機構——太常寺,專門訓練樂伎的教坊,專管儀仗軍樂的鼓吹署,管轄雅樂和燕樂藝人的音樂教育機構大樂署,專習大麴之新創精品「法曲」的場所,有專業技術要求較高的梨園等。唐玄宗十分重視燕樂,在洛陽、長安設立了5個教坊、3個梨園,集中了數萬名從全國各地調來的優秀藝人、樂工。他們在這裡學習、訓練、創作、表演。經過藝人們的辛勤勞動,到「開元盛世」時期,唐代已初步形成了一個以歌舞大麴為主體、形式多樣的宮廷燕樂體系。
《唐人宮樂圖》仕女奏樂
在文化政策教育上,唐朝統治者倡導科舉制,大力興辦學校,突破了人才選拔對門第出身的種種限制,並且不斷增加考試科目,拓展考核範圍。文化上,不管是外來的佛教文化還是中國的道教文化,統治者大都能兼收並蓄。這種對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視和開明兼容的文化政策對當時音樂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唐代的民歌十分豐富,「山歌」是農民在勞動或休息時所演唱的,包括船歌、勞動號子、風俗歌舞等,其結構多為七言或五言四句體。在城市則流行一種由民歌與小曲加工而成的藝術歌曲——「曲子」,它由詩人按民歌、小曲的格調冠以新詞,因為藝人的傳唱而得以廣泛流行,隋唐五代的絕律詩體和長短句都是在民歌小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說,是民歌推動了詩人的創作,詩人的創作又促進了民歌、曲調的發展,從而形成了唐代歌曲藝術的高度繁榮。唐代「曲子」數量很多。僅敦煌發現的歌詞就有590首,涉及曲目80首,如李白的《關山月》、王維的《陽光曲》、杜牧的《清明》、柳宗元的《極樂吟》等,都是入宮(朝廷)演唱的著名歌曲,其中《陽關曲》又名《陽關三疊》,歌詞表現了詩人王維對一位從軍朋友的別離之情。詩歌是唐代文學最輝煌的成就之一。自古以來,詩與歌是不可分割的。唐代音樂文化的昌盛既有詩人的努力,也有樂工歌伎的貢獻。一方面詩人們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為歌曲,並以此為自豪。這是因為,作品一旦成為樂章,就有可能傳入宮廷為帝王所知;另一方面,樂伎樂工們也希望演唱更新更好的詩作,以使自己的演唱增輝。音樂和文學在這裡找到了最佳最緊密的結合點,詩人中就有許多精通音樂的,他們不僅樂意創作適合演唱的詩,而且善於對音樂進行加工完善,甚至編創新的詩樂。
為了更加廣泛地開展音樂活動,無論是宮廷內還是在社會上,宮辦音樂機構的完善與層層設置,為社會培養了大量的音樂人才,這些都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音樂活動的發達。唐朝音樂的發展在中國歷史上乃至亞洲音樂史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對周邊日本、韓國等國家音樂的影響可以明顯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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