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拉皮諾：亞洲的積極理解者
原標題：斯卡拉皮諾：亞洲的積極理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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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劉檸
以學術江湖的輩份論，如果說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賴肖爾（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是戰後美國東亞研究的開拓者的話，那麼，羅伯特?斯卡拉皮諾（Robert A. Scalapino）、鮑大可（A. Doak Barnett）、白魯恂（Lucian Pye）和唐納德??金（Donald Keene）等人則是「第二梯隊」中的佼佼者。如今，上述人物中，尚健在者只剩斯卡拉皮諾和唐納德?金了。前者研究領域廣泛，涵蓋整個亞洲，但作為中日問題學者，像許多西方漢學家一樣，也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施樂伯；後者與賴肖爾一樣，研究領域主要局限於日本，很可能是當世最偉大的日本文學研究者。3.11巨震後，出於對日本的眷戀，不惜以89歲高齡毅然放棄美國籍，歸化東洋，並取和號「鬼怒鳴門」。
羅伯特?斯卡拉皮諾（Robert A.Scalapino）
1919年10月19日，羅伯特?斯卡拉皮諾出生於堪薩斯州西部，父系是義大利裔移民，母系是英格蘭—蘇格蘭後裔，還有一點法國血統。父親年輕時曾嘗試過多種工作，但都不成功，因此家中拮据，捉襟見肘。8歲時的某天晚上，已經上床睡下的斯卡拉皮諾聽見隔壁母親對父親哭訴：「家裡一分錢都沒了。你賺的錢太少，不夠養活一家人。」母親的眼淚流進了斯卡拉皮諾的心裡。一連幾天，他都在思考怎樣才能賺到錢。他甚至打算把自己養的寵物豚鼠賣掉，「但我猜它值不了多少錢」。直到父親在加利福尼亞州聖巴巴拉得到一個高中理科的教職，狀況才有所好轉。
從堪薩斯州的鄉下搬到加州的城市，對少年斯卡拉皮諾來說，簡直像到了另一個新大陸。聖巴巴拉是移民城市，多人種雜居，班上的同學以亞裔為主，這一點也許為他日後理解異文化並獻身亞洲研究的志業提供了一個契機。礙於家中的經濟條件，1936年秋，只有16歲的斯卡拉皮諾進入聖巴巴拉大學，主修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斯卡拉皮諾是鐵杆的保守主義者，「共產主義對我從未產生過吸引力」。大學時代有限的參政議政經歷，又使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懷疑共產主義」，儘管「當時籠罩整個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的陰雲卻不是來自共產黨人」。
1940年春，大學畢業的斯卡拉皮諾分別向三所學校的研究院提交了申請——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均收到錄取通知書，但是沒有獎學金。而去其中任何一所學校深造，所需學費和生活費用均遠超出斯卡拉皮諾家的承受能力。鑒於斯卡拉皮諾成績優秀，母校聖巴巴拉大學校長克拉倫斯?菲爾普斯建議他留校教一年歷史課：「把你的工資攢下來。之後你就可以去讀研究生了。」於是，未及弱冠的斯卡拉皮諾成了母校最年輕的教師。一年的教書生涯超值，不僅掙到了讀研究院的學費，而且收穫了一位太太：迪伊?葉森（Dee Jessen），在聖巴巴拉大學學聲樂。他們翌年結婚，琴瑟和諧66載，直至2005年2月，迪伊去世。
在哈佛讀博士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此前僅學過一周日語的斯卡拉皮諾應徵入伍，隨即被派往海軍語言學校的所在地博爾德（Boulder），參加日語集中速成培訓。這所學校原先在夏威夷，珍珠港戰事後，遷移至哈佛和伯克利加州大學。而所有美籍日本人從西海岸撤出後，又再次遷至博爾德。稍早時，唐納德??金在位於伯克利加州大學的海軍語言學校完成了日語集中培訓課程。金作為海軍語言學校的二期生，於1942年2月入學，當時班裡約有30名學員。據他在回憶錄中披露，他入海軍語言學校時，全國具有日文讀寫能力的美國人只有不到50人，而入學前已在哥倫比亞大學修過基礎日本語的金，還應該被計入50人之列。戰爭亟需大量的日語人才。短短一兩年間，海軍中修習日語者便多達2000人以上；陸軍的日語速成教育稍遲于海軍，但也有1500人左右。正是這種針對性極強的戰時速成教育體制，為戰後美國的對日佔領和東亞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美國人來說，日語是最艱深的語言，除了文字，其文法之複雜甚至遠遠超乎中文之上。唐納德??金說：「從海軍的調查可以看出，對美國人來說，最難掌握的語言是日本語。中文還算好。俄語比較簡單。馬來語只需三個月便可大體掌握。這種最難不過日本語的看法至今仍在持續。」斯卡拉皮諾則承認，「因為沒有特別的語言天賦，我覺得日語是一門極其難學的語言」。他在回憶錄中，以其特有的拉丁范幽默，記述了許多這方面的趣事。有些是自嘲，有些是對日人蹩腳英語的善意打趣，充滿了對異文化間溝通障礙的理解，讀來饒有興味。如剛開始的一周，一位年長的日本人老師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日文漢字，然後轉過身來，對學生說：「書」（book）。接著，他又寫了另一個更複雜的漢字，對學生說「書」（books）。「我的天啊！他們用不同的字表示一個詞的單數和複數。這種語言簡直讓人難以置信。」老師似乎聽到了學生們的吐槽，「看上去很茫然，然後非常緩慢地拼寫出『盒子』（b-o-x）」。
斯氏頭一次參加日俘審訊，是在美軍佔領帛琉（Palau）之後，對象是一名日本警察局長：
審訊的時候我比他還緊張，因為我不確定我在科羅拉多州填鴨式學到的日語是否管用。所以，我寫出了所有的問題。開始的時候一直很順利，直到問到了這個問題，「你們控制著誰，只有當地居民還是也有日本軍隊？」他回答說他控制著「西伯利亞人」。我對太平洋地區的地理了解不多，但是我確定在帛琉沒有西伯利亞人。我重複了一次我的問題，得到了相同的回答。這時，我很堅定地說，「你必須明智地回答問題。」然後他慢慢地回答，把關鍵詞一字一字地拼出來：「西-伯-利-亞-人——civilians」。到處都是「西伯利亞人」！
原來，警察局長想表達的是「平民」。可由於日本口音的緣故，他說的英語「平民」（civilians），怎麼聽都像是「西伯利亞人」（siberians）。諸如此類的段子，俯首皆是。
斯卡拉皮諾在太平洋上堅守了十八個月，親歷了最危險的沖繩戰役。在與日本士兵、戰俘和沖繩原住民面對面的近距離接觸中，他第一次感到戰爭宣傳機器對美軍的妖魔化有多變態，這也是數以千計的原住民在美軍接近時不惜跳崖蹈海自戕的原因。在奎松市，通過收音機，斯氏知道了美軍在廣島和長崎各投放了一枚「新型炸彈」。「不久之後，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隨後的那一晚，危險四伏。被勝利沖昏頭腦的軍人和一些醉酒的士兵們朝各個方向亂開槍。我幸於難。」後來，他還知道日本曾經通過蘇聯，打聽結束戰爭的可能性及其條件。但「他們找錯了渠道，蘇聯政府希望可以在戰爭結束前參與到亞洲地區的衝突中，以此來鞏固其在該地區的地位」。從這點也可以看出，日本雖然窮凶極惡，但也有幼稚的一面。後斯大林撕毀《蘇日互不侵犯條約》，於二戰結束前一周對日宣戰，同時出兵中國東北，近60萬日俘被羈押西伯利亞，佔據北方四島……如此「大手筆」怕是日本始料未及的。
日本投降三個月後，斯卡拉皮諾參與了一項由盟軍最高統帥東京總部（GHQ）布置的民意調查，問題簡單卻意味深長：「你喜歡的美國人（日本人）的三個特點是什麼」和「你不喜歡的美國人（日本人）的三個特點是什麼」。結果頗有趣：
日本人肯定美國人的方面：1、他們很慷慨，會與我們中間有需求的人分享食物、衣物和其他物品；2、他們很友好，嘗試和我們交流，希望了解日本；3、他們很努力，能把事情做成。不為日本人所喜歡的方面：1、美國人很浪費，把完好的食物和其他有用的東西都扔掉了。由於在使用過程中不夠仔細，浪費了有價值的東西；2、美國人不夠守規矩。他們很吵鬧，舉止行為經常不夠恰當；3、有些美國人對日本人有種族歧視。
美國人肯定日本人的方面：1、他們很整潔，有秩序。離開後不會把垃圾留在停留過的地方；2、他們很守規矩。當你給他們指令之後，他們會照辦；3、他們工作很努力。美國人不以為然的方面：1、他們待人有等級觀念，不同的性別、官銜和年齡的人會受到不平等的待遇；2、他們不會總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告訴你。有時候，他們不夠坦誠；3、許多日本人有種族歧視（這種觀點，黑人士兵反映得比較多）。
如果把這項民調當成社會學田野報告，再與《菊與刀》等人類學著作一起對照閱讀的話，不難發現，有些特點實際上已然沉澱為文化，或者說民族性格，至今猶未改變。斯氏自己也承認：「這些評估一直到現在都還有益處。」他甚至吃驚於日人對「敵國」美軍的態度：「回想起來，經歷了這樣一場血腥、艱苦的戰爭，美國人依然可以在日本的街道上漫步，在商店裡閑逛，無論白天還是夜裡，不必擔心安危，這真是讓人驚訝的事情。」這種觀察並非斯氏的孤證。曾作為鄭洞國將軍的副官參加對日作戰，戰後又作為中華民國代表團成員參與盟軍對日佔領的歷史學者黃仁宇如此回憶在上海與投降後的日軍交接的場面：
前來迎接我們飛機的日本陸軍及海軍軍官，一點也沒有我們預期的不快或反抗態度。他們舉止體貼有禮，甚至顯得快活。一聲令下，他們的司機就拿下轎車上的國旗，神色從容，換上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他們到底是我們的假釋犯人呢？還是我們是他們在政權交替時的客人呢？實在難以分辨。
……無論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翹起的嘴角、鬼臉、不滿的抱怨或是一絲一毫的揚言復仇。日本人是一流的輸家，他們的自制力超群絕倫。以前的敵人在我們面前表現如此傑出，讓我們開始懷疑，他們是否就是傳聞中殘暴野蠻的日軍。
不過，斯卡拉皮諾認為，美國人的表現大體上也不錯，「也許部分原因是他們被賦予了一個機遇，能夠合法地對他們長期被剝奪的慾望進行補償」：
我永遠不會忘記被邀請參加在大阪附近為美國軍官舉辦的一次盛大晚宴的情形。我們剛到達那裡，就發現日本人為每位美國客人都安排了一名女孩（這應該是得到了美國總指揮官的同意的）。酒會和晚宴結束後，他們可以帶他們的女孩去賓館的任何房間。一半以上的美國人都對此感激不盡。
歷史學者約翰?W.道爾（John W. Dower）在《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一書中，曾詳細披露過戰後初期，日本政府主導創設面向美佔領軍的「R.A.A.」（「特殊慰安設施協會」的英文縮寫）的經過：「緊隨天皇的投降廣播之後，謠言就像野火一般蔓延，『敵人一旦登陸，就會逐個凌辱婦女』。內務省的情報課，立即意識到了這些謠言與他們自己軍隊海外行為之間的關聯。」於是，「終戰」僅三天後（1945年8月18日），一個旨在「保衛日本良家婦女貞操」的「防波堤」工程悄然啟動。由內務省出面牽頭，協同外務省、大藏省、警視廳和東京都廳等政府機關，通過勸業銀行緊急融資3000餘萬日元（用當時大藏省的一位精英官僚、後官拜首相的池田勇人的話說：「用一億日元來守住貞操不算昂貴」），不到十天，便募集了1360名「女性事務員」，年齡均在18歲至25歲之間。「這種『特殊慰安設施』在東京迅速擴張。據說很快就增加到了33所。並且在其他20座城市同樣迅速地蔓延開來。毫不奇怪，他們在美國士兵中廣受歡迎。」
儘管「R.A.A.」的舉措備受支持，發展迅速，但在數月後即被美軍廢止。表面的理由是全面禁止「公營」賣淫業，宣稱它是「非民主的，也是侵害婦女人權的」，「但在私下裡，他們承認廢除『R.A.A.』的最主要原因，是佔領軍內部性病患者激增」。正是出於治療這些病患的緊急特殊需要，1946年4月，美國才初次將製造盤尼西林（青黴素）的專利許可賣給了日本製藥公司。
1946年1月，斯卡拉皮諾歸國，重返哈佛。因博士課程和考試在服兵役前已經完成，只需專註於博士論文。經過十八個月的戰爭歷練，他對自己的學術進路和未來發展方向形成了新的思考，決定研究東亞全域的政治和國際關係，而不局限於某一個國家，同時兼顧美國的對亞政策。論文主題是關於戰前日本民主失敗的問題，導師是現代美國日本學的開拓者賴肖爾。甫一回到哈佛，便報名參加了漢語課程集訓。彼時，恰好費正清結束了其在國務院的任職，剛回哈佛，正著手籌建中國研究中心，想找一位年輕政治學者加盟。如此，斯卡拉皮諾遂又成了蒙費正清指導的青年學者。即使在那個時代，能同時師承費正清和賴肖爾兩位宗師的學人也寥寥無幾，無疑是不小的造化。
回到哈佛的第二年，發生了一件對斯氏後來影響深遠的事：一天，他接到其所在的政府學院院長打來的電話，說秋季學期將有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來訪學，問他是否有興趣做這位教授的助教，斯卡拉皮諾同意了。「那位教授是錢端升（Chien Tuan-sheng）先生。從我們頭一次見面伊始，我們的交流就極其順暢。錢教授住在費正清先生家裡。他的家人還在北京……錢教授曾附屬於中國所謂的第三種力量。他對國民黨很失望，強烈批評蔣介石，認為蔣是一位有高度專制主義活動傾向的軍事家。同時，他對中國共產黨也抱有一定疑慮，包括覺得中國共產黨與蘇聯走得太近。」與錢端升的交往，是斯氏研究中國的切入點。錢端升鼓勵他完成博士論文後，申請學術資助去中國，還建議他研究孫文，並承諾做他的導師。
錢端升
斯氏與錢端升的交往斷斷續續，幾乎持續至後者去世。不同時期，錢端升呈現出不同的姿態和反應，讀來令人唏噓。如1972年12月，斯氏第一次訪華時，曾應邀出席一個晚宴。宴會由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主持，副外長喬冠華出席，席間還有很多在美國獲得學位的資深教授。「站在接待隊伍最後面的就是錢教授。我高興地握住了他的手。告訴他再見到他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們注意到他不太願意被別人看到和我們單獨相處，因為他總是很快地把我們帶進一群人里……當晚宴結束之後，我迅速移動到他的桌前，對他說：『錢教授，我希望我們在北京的這段時間裡，可以到您家裡拜訪您。』靜默。然後我意識到他所處的環境不允許他接待美國客人。一個饒有興緻的夜晚以黯然神傷而告終。」
斯卡拉皮諾再次見到錢端升是在1979年。錢已恢複名譽，入了黨，並「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外事委員會擔任積極的角色」。他對斯氏說：「費正清寫信問我為什麼這樣做。他不理解現在的中國。我這樣做是為了我的子孫後代。」對此，斯氏在回憶錄中寫道：
他過世時已近耄耋之年。彌留之際，他的表現很像他曾經的生活，雖然充滿矛盾，但是仍然決心要在一個革命的年代掙扎著生存下去。
在哈佛短暫任教後，1949年，斯氏回到加州，執教於伯克利加州大學政治系。1978年，創立東亞研究所，退休前一直擔任所長。同時出版專業雜誌《亞洲概覽》（Asian Survey）——被認為是亞洲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學刊，斯氏做了三十四年主編。
作為沖繩戰役時即參戰，與眾多日裔美國人、日本戰俘、士兵和民眾都有過近距離接觸的戰爭過來人，斯卡拉皮諾終生對日本保持了一份溫情的關注。戰後從1950年開始，他幾乎每年都赴日訪問，有時一年往返數次，在政、學、財三屆有廣泛的人脈，有些政界精英或商業領袖乾脆就是他的弟子（如聯合國難民事務署高級專員緒方貞子、國會議員近藤哲夫等）。
在回憶錄中，斯氏對一些深度交往的政治人物不惜月旦，是其是，非其非，吐槽沒商量。如他評價日共領導人野坂參三（Sanzo Nosaka），「是一位溫文爾雅、細聲細語的人，他的激進主義只在黨派的官方語言中有所表現」；「他非常支持毛澤東，當時毛澤東剛掌權，他預言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定會繁榮昌盛」。同時，他認識到「在日本，共產黨將會一直是少數派，而且他似乎也在接受在政治中少有發言權的狀況」。戰後歷任首相中，斯氏評價最高的是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與很多前任首相不同，中曾根本人很有魅力，只要一接觸就會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掌控重大事件的能力，還有他為變革所付出的努力，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中曾根曾試圖改革日本的政治體制，「想拋開官僚階層，直接向日本人民呼籲。他還想限制自己黨內的派系之爭，推舉自己為領導人——既是黨派的領導人也是國家的領導人」；「在中曾根的任期內，他採取了一些措施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這些措施並不到位，沒有辦法延續下去」。對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的評價，也相當客觀：
小泉同樣是一位很有個人魅力的人，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表很獨特多半是因為他的髮型，他的聲明直接有力，他努力推進改革進程，比如主張郵政自由化，並再次重申日本作為一個獨立大國應具有一定的權利，這一切讓他很快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他成為正面挑戰黨內派系鬥爭的第一位領導人，爭取讓自己成為全黨的領導人，並在很大程度上獲得成功；在2005年9月的國會選舉中，他公開挑戰黨內不支持他的人，最終自民黨獲得了重大勝利。
小泉最不成功的政策是在外交舞台上。他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這也反映了日本社會中正在繼續壯大的一個趨勢。因此，儘管中國和朝鮮半島強烈反對，他還是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在為日本所犯的「戰爭罪」進一步道歉的問題上，他也表現得很不情願，堅持說已經做過很多次道歉，足夠了。結果就是，儘管美日同盟繼續加強，但是日本與近鄰之間的關係非常冷淡，甚至出現敵對。
斯氏對現任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的評價極低，說他「屬於傳統的類型」，「給我的印象是一點個人魅力都沒有。他的智慧和對主要事件的熟悉不足以彌補他作為領導人的缺陷」。 如此「酷評」，但願不會成為安倍第二次政權的「讖語」。
斯卡拉皮諾親眼目睹了日本在佔領結束後，如何從「政黨亂立」的戰國時代，到「55年體制」的確立，進而步入高增長軌道，一路高歌，坐上世界「老二」的交椅，直到「泡沫經濟」崩潰，「老二」的座席與中國易手。他把日本戰後的成功歸功於三個因素：「過去的經驗持續了大約一個世紀，由此日本能夠把固有的文化特質與外國技術結合起來；美國提供的多種形式的幫助；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富庶，尤其是美國，讓日本能夠快速擴大出口貿易。」
就日本社會的總體狀況而言，斯氏認為最大的特點是保守主義，但保守主義的基礎正在發生變化：
戰前，這些群體是貴族階層，軍隊掌握著廣泛的權力。而現在的官僚勢力儘管仍然很強大，但是他們越來越多地通過政治渠道獲得指令。此外，商業和工業領導者的社會聲譽和政治影響已經達到了新高；儘管舊秩序的一些元素，包括對政府的高度依賴、拉攏官員、家長式制度還保留著，但是新一代實業家已經出現，在他們的實踐中廣泛借鑒西方的做事方式。
正是這種保守主義的文化風土，實際上對政治起到了某種「規定」和「選擇」的作用：「在可預見的將來，恐怕沒有誰能夠挑戰保守勢力在日本政治中的主導地位。而極端主義分子，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可能上升到重要地位。因此，政治穩定的希望很大……」
斯卡拉皮諾
作為卓越的國際政治學者，斯卡拉皮諾自然注意到了日本社會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其中一個例證就是日本國民希望日本在日美關係中能夠獲得更大的平等待遇」。基於對這種日本國民心態的把握，早在1959年，他就在一份美國對亞政策的報告中，建言美應把沖繩主權返還日本（「美國最好的政策是接受日本最終會恢復對它的主權，並為確保美國的長期利益做好準備」），後被美政府採納。更體現斯氏識見高遠的一點，是他在同一份報告中，預言了中日兩國未來的戰略競爭：「日本和中國的關係仍將會很複雜，其中又摻雜著對加強交流的擔心和強烈願望。然而，兩國之間的競爭可能要大於合作，因此要加強各自與其他國家的聯繫。」要知道，彼時中日兩國尚未建交，中國還在對蘇聯「一邊倒」。後來，他又明確地談到中日關係中的「障礙」：
一些有消極作用的歷史遺留問題仍未清除。另外，雙方都有各自的戰略考慮。日本擔心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力量會對其安全構成威脅；中國則擔心日本軍國主義會復活。所以，中日關係的未來發展前景可能是前進中摻雜著僵局或者倒退。
只消對「蜜月」期後中日關係一波三折的歷史多少有所了解，便不能不驚嘆於斯氏作為策士的近乎巫師般的「超能力」。
作為國際問題學者，斯氏的研究對象是整個亞洲，是亞細亞及其獨特的歷史文化的自覺、積極的理解者。正如其回憶錄的書名《從萊文沃思到拉薩——經歷大變革年代》所表達的那樣，斯氏的足跡遍及亞洲全域，從中國大陸到日本，從朝鮮半島到蒙古，從印度支那到南亞，不一而足。而且，他從不滿足於蜻蜓點水式的接觸，在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與朝野廣泛交流，或有長期講學的經驗，務求深層溝通，以期得到對那個社會去意識形態化包裝的第一手觀察。他經常對自己選擇亞洲研究，而不是中東或非洲研究作為歸宿感到慶幸，在回憶錄中也曾多次提及這一層。言外之意，就經濟與社會的進步而論，世界任何地區都不如亞洲顯著。如果當初選擇中東或非洲的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感。確實，半個多世紀以來，「他親眼目睹了日本從一個侵略國家演變為和平繁榮的發達國家和美國的戰略盟友，目睹了東亞『四小龍』的經濟起飛、韓國和台灣地區的民主化和多黨制、東盟的建立與發展、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中美關係的改善與穩定，等等。同時，對於所有這些他心目中的歷史進步，他都有一種曾經見證甚至參與的自豪感」（王緝思語）。
《從萊文沃思到拉薩——經歷大變革年代》
斯氏的回憶錄，關於中日兩國的敘述佔了全書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字裡行間，對中國的情感投入溢於言表，顯然是超越意識形態的：
當我回想起我與中國近大半個世紀的交流的時候，我仍然會為這個國家著迷——它的歷史，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它經歷的巨大變化以及未來歲月中仍將繼續出現的變化。儘管中美兩國有本質的不同，並且這些不同在未來將仍然是兩個國家的特點，但是我希望兩國之間的關係依然是為建設一個和平發展的世界而並肩努力。
在回憶錄的最後，斯卡拉皮諾基於自己漫長的個人經歷，通過對20世紀末、21世紀初世界總體形勢的思考，提出每個社會都會受到三股「往往相互衝突的力量」的左右，即國際主義、民族主義和地方自治主義。「一個國家如何處理這三股勢力及其相互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其國內政治穩定和經濟實力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當然，除此之外，「如今還有一系列迫切需要國際和國家相互配合共同解決的問題，我們將其稱為『人類安全』。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新問題向我們提出的挑戰：全球變暖、資源的使用、環境污染的迅速蔓延、人口老齡化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和經濟後果。」
作為保守主義者，斯氏的口頭禪是「謹慎樂觀」（Cautiously Optimistic）：「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我是樂觀的，而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我會對局勢進行全方位的重新考慮。而到了周日，我休息。不過，總的說來，我仍然保持謹慎的樂觀。」
這本回憶錄，是斯卡拉皮諾年逾耄耋的功課。惟其漫長的人生和亞洲研究的獨特視角，才更敏感於時代的變化：「毫無疑問，我的旅行經歷比大多數美國人都要豐富，但是近幾十年來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的祖母從來沒有離開過她出生的那個州那個縣。我的父親從來沒有離開過美國。而我的子輩和孫輩已經跑遍世界各地。」斯氏對自己的職業生涯和「大致良好健康的身體」頗感知足，承認「一方面是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則是運氣使然」。他嘗告誡身邊的朋友：「人到晚年能夠享有健康身體的條件有三項：首先，你必須選對父母（基因）；第二，你必須能夠享受正在做的工作；第三，你必須在晚飯前喝一杯冰鎮伏特加」。而且，「絕對不要從事體育鍛煉，鍛煉是危險的！」仍不改其拉丁范兒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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