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舒鐵：學術轉型視野下的《山海經》與民國古史研究——以王國維王亥考證為中心

原標題：漢學||舒鐵：學術轉型視野下的《山海經》與民國古史研究——以王國維王亥考證為中心

內容提要：歷代關於《山海經》主要有兩種觀點，或視為山川地誌，或視為博物之書(包括「小說」)。晚清以來，隨著西方現代知識和學科的傳入，《山海經》呈現出更為複雜的面相。1917年，王國維寫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開創性地運用「二重證據法」研究古史，該文證實《山海經》中王亥確有其人，為殷代先王無疑。王國維的考證反響很大，影響了學人對《山海經》價值的重新認知，並引發相關討論和研究，由此亦可略見民國古史研究所呈現的新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

《山海經》作為一部古代典籍，關於其內容、性質以及在各種藝文志、公私書目當中如何歸類，歷來分歧不斷，大體上有兩種主要觀點：或視為山川地誌(「史部地理類」)，或視為博物之書(可包括「子部小說類」)，前者也承擔著詮經考史的功能，後者則主要得益於儒家的博物傳統。與之相應，在經史子集的架構當中，該書基本上轉換於「地理」和「小說」之間(自然也表現在晚清民國採用四部分類法的書目中)。清季民國，西學東漸，隨著現代西方知識和學科的漸次傳入，《山海經》也突破了傳統四部分類法的框架，被置於現代知識和學科網路之中，呈現出新的面相，與歷史學、地理學、神話學、民俗學、宗教學等學科發生互動，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資源，其意義和價值也隨之發生變化。具體到古史研究，《山海經》亦顯示出新的學術「潛能」。其中，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所做的開創性研究，影響了學人對《山海經》在古史研究中價值的重新認知。本文擬以《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特別是其中的王亥考證為中心，討論《山海經》在民國古史研究的脈絡中所呈現的狀況，由此亦可略見在現代學術轉型的過程中，新的學術理念、研究方法如何改變時人看待和研究古代文獻的方式。①

一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王亥考證

在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中，《山海經》一書首次被列入「古史」類，與《逸周書》《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世本》等書併入一類。②不過，要運用《山海經》中材料來研究古史，則並非易事，書的年代不易確定(主要指成書年代，也包括內容指涉的年代)，書的內容(拋開地理類不談)也非常駁雜。該書歷來常被視為「語怪」之書，司馬遷就「不敢言」(《史記·大宛列傳》)，明代胡應麟明確說「《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③這些「語怪」內容可以是神話學、宗教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好材料，但對於求真求實的歷史研究來說，如何發掘可資利用者，實是一個難題。使用《山海經》中材料開展現代意義上的史學研究，在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之前，尚無示範性作品。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結合甲骨卜辭和文獻記載，考證王亥確為殷商先王，表明《山海經》一書確實包含可靠的歷史材料。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二文均寫成於1917年。王國維在當年3月10日寫給羅振玉的信中，就開始有關於文章內容的討論：「近日又思卜辭之④字當是『夋』字，夋者帝俈之名(帝嚳名夋惟見《帝王世紀》)，即《山海經》之帝俊也。此字甚似，不知先生以為如何?」⑤到了3月27日，就提到「近日寫定《卜辭中先王先公考》，已得十六紙，二日內可寫成」。⑥確如所言，兩日後寫定第二稿，並寄送羅振玉，《續考》則完成於8月10日。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的寫作受到羅振玉和內藤湖南兩人的影響，文章開頭特意加以說明，其中也可見出「王亥」對於該文寫作的重要性：

甲寅歲莫，上虞羅叔言參事撰《殷虛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見王亥之名嗣。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氷、《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系一人，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內藤博士。參事復博搜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得七八條，載之《殷墟書契後編》。博士亦采余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藝文雜誌》，並謂「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苟後此尚得於卜辭中發現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復於王亥之外得王恆一人。⑦

《續考》之作，則主要因為此後又看到了新材料，需要進一步補充。⑧對於《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同年完成的《殷周制度論》，王國維是相當滿意的。羅振玉所撰《觀堂集林》之序曰：「君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而於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為真切，自來說諸經大義，未有如此之貫串者。」⑨據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一文，此序實為王國維代寫。⑩

毫無疑問，王國維能寫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考證殷商先王世系，得益於出土的甲骨卜辭。不管是在給羅振玉的信中，還是在兩文之前類似「緣起」的說明文字中，都明確地提到過這一點，新材料的發現對於當時古史研究的作用亦由此可見。在《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中，王國維就明言：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方面之事實。(11)

而且，在其他文章中，王國維還直接講到過：「光宣之間，我中國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虛之甲骨，二曰漢晉之簡牘，三曰六朝及有唐之捲軸，而內閣大庫之元明及國朝文書，實居其四。」(12)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晚清民國古文獻四大發現，新材料的發現，無疑極大地推動了民國時期的史學研究。署名抗父的樊少泉，在評價王國維的古史研究時，也特別提到了材料的重要性：「王君以精密之分析力與奇異之綜合力，發見舊材料與新材料間之關係，而為中國文化第二步之貢獻，遂使群眾舊學退步之近二十年中，為從古未有之進步．」(13)同時還說：「王君於卜辭中發見王亥、王恆之名，復據《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天問》《呂氏春秋》中之古代傳說，於荒誕之神話中，求歷史之事實；更由甲骨斷片中，發見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與《史記》紀表頗殊：真古今所不能夢想者也。」(14)樊少泉所提及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後來陳寅恪所謂的「二重證據法」，即「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15)《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就是運用此種方法研究古史的典範之作。實際上，王國維本人在1925年《古史新證》中早已經具體地講到「二重證據法」。(16)

《山海經》中關於王亥的一段文字，在甲骨卜辭出土之前，王國維式的考證顯然難以達成，這也是「二重證據法」的威力所在。王國維本人也講過，「嘗讀《山海經》紀王亥、有易事，恆以為無稽之說，及讀殷人卜辭，見有王亥、王恆諸名，乃知《楚辭·天問》中『該秉季德』一節實紀殷之先祖王亥、王恆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與《山海經》《竹書》相表裡」。(17)正是有了出土的甲骨卜辭，再結合《山海經》等古代文獻上的記載，通過王國維高超細密的考證，妙手回春，歷代未被人特別注意的平常文字，便「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郭沫若語)。原來《史記·殷本紀》中的記載並非無依據，殷商一代的歷史也並非虛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後來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自不難理解。

關於王亥及其事迹，《易經》《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呂氏春秋》等書均有記載。其中《山海經·大荒東經》關於王亥一節，對王國維的研究至為重要，其文如下：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帝舜生戲，戲生搖民。(18)

在《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後編》《龜甲獸骨文字》中，王國維發現有十條關於王亥的記載。通過對這些記載王亥的甲骨卜辭加以研究，可見殷人祭祀王亥的規格是相當高的：「觀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禮之最隆者，必為商之先王先公無疑。」(19)甲骨卜辭中常稱王亥為高祖，其地位是很顯赫的。不過，在《史記·殷本紀》和《三代世表》中，商先祖中並未見到「王亥」之名。據王國維考證，《史記·殷本紀》所言「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其中的「振」即是王亥。(20)而《山海經·大荒東經》的記載，文字與卜辭相同。其他古書中涉及王亥者，雖字多不用「亥」，但均為同一人。由此可見，《山海經》等古代文獻中的王亥確有其人，為殷商先王無疑。因此，王國維說：「夫《山海經》一書，其文不雅馴，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虛烏有視之。《紀年》一書，亦非可盡信者，而王亥之名竟於卜辭見之，其事雖未必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於周秦之間者，非絕無根據也。」(21)除了王亥，文中還詳細考證了殷商其他幾個先王：夋、相土、季、王恆、上甲、報丁、報丙、報乙、主壬、主癸、大乙、唐、羊甲，其研究的基本方法與王亥考證相同。(22)

把王國維的研究置於當時古史研究的潮流中，更能顯示其特別的價值和意義。馮友蘭在為馬乘風《中國經濟史》所寫的序言中，指出當時的古史學研究有三種趨勢：信古、疑古和釋古，並且說「釋古一種，應系史學的真正目的，而亦是現在中國史學之最新的趨勢」。(23)周予同也有泥古、疑古、考古、釋古的分別。(24)據馮友蘭的分類，王國維應屬於「釋古」派，周予同則把王氏歸入「考古派」，無論如何，王國維的研究旨趣與後來以顧頡剛等人為代表的疑古派自是不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也可以說是王國維「考古」(或「釋古」)的代表性作品，後來王國維的「古史新證」，部分也是針對疑古而發。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開設了「古史新證」的課程，課程講義中關於王亥的內容就直接取自《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講義第四章中的一段文字，特別可以見出王國維對其研究取向和價值的認識：

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見於卜辭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見於古書者不與焉。由此觀之，則《史記》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辭證之，雖不免小有舛駁，而大致不誤。可知《史記》所據之《世本》全是實錄。而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後代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又雖悠謬緣飾之書如《山海經》《楚辭·天問》，成於後世之書如《晏子春秋》《墨子》《呂氏春秋》，晚出之書如《竹書紀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確實性。然則經典所記上古之事，今日雖有未得二重證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殺也。(25)

由王國維的表述，也可見出他對上古文獻的謹慎態度，如《山海經》《天問》這類「悠謬緣飾」的書，承認其中包含真實可靠的記載，而且，考慮到將來出土材料的印證，自然更不能輕易抹殺上古之事，王亥考證無疑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證。

二 王亥考證的回應及影響

梁啟超在1921年完成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說：「《山海經》今四庫以入小說，其書雖多荒誕不可究詰，然所紀多為半神話半歷史的性質，確有若干極貴重之史料出乎群經諸子以外者，不可誣也。」(26)梁氏所言，確實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學人的觀點。民國學人認識到《山海經》可作為古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不少人都受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其中王亥考證的影響。

毫無疑問，《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論》等文章開創了新的研究範式，用王國維自己的說法，即「古史新證」，此於古史研究確有開創之功。正如周予同所言，「王氏是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的第一人。……王氏史學的業績，不僅在於論斷的精審，而是在於方法的縝密。他所以非僅僅屬於史料派的學者在此，他所以有別於疑古派而能卓然自成考古派也在此。」(27)「古史新證」的研究取向確實對疑古思潮產生了衝擊，疑古派的代表人物胡適、顧頡剛等人就受到王國維的影響，從而修正了某些觀點。至遲到1922年底，胡適就轉變了先前的看法，「從主張對東周以前歷史存而不論，轉變為承認『甲骨文字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的證據』的新結論」。(28)1921年春，顧頡剛首次看到羅振玉、王國維的全部著作，當時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間……最得到益處的是羅叔蘊先生(振玉)和王靜安先生(國維)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設真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的一條路是大路，我的現在的研究僅僅在破壞偽古史的系統上面致力罷了」。(29)此處明確承認了疑古史學的局限所在，其重點在破壞，而王國維的研究則代表著建設。顧頡剛雖也曾對王國維的不能大膽辨偽表示遺憾，但還是充分肯定他是「舊思想的破壞者」，所開創的研究不是舊學，而是「新創的中國古史學」，與崔東壁、康有為等人「破壞偽的古史」不同，王國維是在「建設真的古史」。(30)

建設真的古史，材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憑據。通常被視為「史料學派」代表人物的傅斯年，就特彆強調材料的重要性。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史學方法導論》第1章「史料之相對的價值」中，傅斯年曾特別談到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互證的問題，認為「王國維君《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兩篇(觀堂集林卷九)，實在是近年漢學中最大貢獻之一」，(31)並節錄《王亥》《王恆》《上甲》三節作為參考資料。在他1930年為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後記》所寫的跋文中，說得更加明確、具體：

大凡新獲的直接記載，每不能很多的，而遺傳的記載，雖雜亂無章，數量卻不少。每每舊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點，則登時變成活的。即如《史記·殷本紀》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經》的王亥，《天問》的恆和季，不特是死的，並且如鬼，如無殷墟文字之出土，和海寧王君之發明，則敢去用這些材料的，是沒有清楚頭腦的人。然而一經安陽之出土，王君之考釋，則《史記》《山海經》《天問》及其聯類的此一般材料，登時變活了。(32)

其中出土材料(直接材料)無疑是一個相當關鍵的條件，然後經由王國維的「發明」，《山海經》中關於王亥的記載(舊的材料)彷彿死而復生，傳統上不被重視的文獻也可能包含重要的史料。實際上，對非正統材料的重視，也是傅斯年的基本態度，「主張經過儒家『倫理化』的正統史料不能全信，其價值尚低於類似《山海經》《楚辭·天問》這樣帶有神秘色彩的古籍」。(33)早在1919年，出國留學前夕，傅斯年曾贈送給顧頡剛一部《元曲選》，上面的題詞就是：「頡剛要研究中國社會史，這本書是研究中國社會歷史的最好資料。」(34)傳統上被歸入集部、難登大雅之堂的元曲，也成了最重要的史料。

傅斯年所說的「中國社會歷史」，在寬泛的意義上，民俗學可以歸入其中。王庸針對《山海經》在民國學術研究中的地位，從古史和民俗的角度，曾說過這樣的話：「降及今世，一面因古史研究之精進，一面由西來民俗學與考古學觀念之指示，《山海經》之地位始漸增高。」(35)雖未明言，但據後文，此處「古史研究」主要指的就是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而且指出，一向被視為平實通達、合乎常情的《禹貢》，其地位卻反而下降了，透露了學術轉變的消息。1933年，民俗學者容肇祖在《山海經研究的進展》一文中，引用了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所說的一段話，表示贊同。容肇祖在文中也用了相當篇幅來討論王國維的王亥考證，認為「王國維這樣利用《山海經》的材料，把《山海經》增加若干的價值。本來《大荒經》大家視為荒唐，原來卻有著若干的史實在內。這真是僥倖的，借甲骨卜辭的發見，王國維的心靈手敏，死材料變活了」。這種看法與傅斯年的觀點是一致的，而且表示，在《山海經》中尋找研究古史的材料，「如王亥的發見，這是狠需要的」。(36)

顧頡剛等人所發動的疑古運動，從一開始就受到不少質疑和批評，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則幾乎受到各派讚譽。而在質疑和反對古史辨的學者那裡，王國維的研究成了批判的武器。對古史辨派持相當激烈批判態度的李季，就充分利用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來批判其代表人物顧頡剛和楊寬。在1940年代所寫的《為「古史辨的解毒劑」進一解》一文中，矛頭直指顧頡剛的核心主張：

王國維所謂和禹稷同樣有大功德於民的服牛的王亥，東周初沒有人說過，孔子時沒有人說過，孟子時又沒有人說過，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沒有王亥。《山海經》突然說起王亥，依照顧先生的大理論，這是《山海經》憑空創造出來的，可以供他做「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著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們的法寶碰碎了!(37)

幾乎以同樣的方式，李季又嚴厲批評了古史辨派的殿軍楊寬，否定他的基本理論：

什麼「困民國」之人，到底還是人。再看楊先生運用他的「最厲害的武器」，(38)根據《楚辭·天問》和《國語》《晉語》等書，說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論」，「此乃傳說之初相」，而《山海經·大荒東經》郭注引《古本竹書紀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話中演化而來」。可是碰著硬綁綁的龜甲獸骨的卜辭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麼「金神」「刑神」。這使「集疑古的古史學大成的人」變成當面說謊，未免有點難為情罷。(39)

李季的批判可謂釜底抽薪，試圖否定顧頡剛和楊寬開展研究的「基石」：「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和「神話演變分化說」，而這種批判最重要的依據就是王國維的王亥考證。此種批判是否得當，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見王國維古史考證所帶來的影響，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權威價值。

王國維研究的影響相當廣泛，在有關地理學史的論著中也有呈現，以下舉兩例略作說明。關於《山海經》與「地理」之關係，可以說是一個老問題，為時久遠，甚為複雜，此處不展開討論。可稍加提示的是，歷代圍繞《山海經》(特別是《山經》部分)大體上形成了一個地理考證的傳統，至少可以上溯至酈道元取書中材料以注《水經》。(40)晚清以來，《山海經》在新的地理學知識和學科中被重新定位，特別是在歷史地理學中佔有一席之地。(41)

首先是張其昀的討論。1935至1936年的《地理學報》分4期刊載了《近二十年中國地理學之進步》，這篇連載的長文(合在一起是一本書的規模)第8節是《人類地理學》，張其昀在其中講道：

王國維君嘗謂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與比者。此觀於中國人類地理，亦足征其言之不謬。且地下所得之新材料，往往可以補正紙上之材料，而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此治史學與地學者，所謂同聲稱快者也。(42)

此處所引，與前文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的說法基本相同，只是表達上有所差異。引言中的「百家不雅馴之言」，當然包括《山海經》在內。張其昀在文章中明確指出當時國人研究「人類地理學」的方法有六：地質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和醫藥學。其中，與「考古學」相關，王國維的研究就直接得益於出土的新材料，所謂「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張其昀認為，在殷墟甲骨卜辭的研究上，王國維「發明尤多」，其《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以舊史料識新史料，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極考證家之能事」，然後還專門以王國維的《山海經》王亥考證，對此段文字作了具體說明。(43)這裡所謂的新舊史料「輾轉相生」，即是「二重證據法」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特徵。其次，在1938年出版的《中國地理學史》中，王庸也特別談到王國維的研究，認為《山海經》一書「內容複雜，方面至多」，與上古地理、古代文化、原始風俗等均有關係，而且「有一部分故事傳說，頗與古史有關」。(44)王庸在具體討論到《山海經》與古史研究之關係時，也是把王國維的王亥考證作為立論的基本依據。而且，王國維的研究所昭示的不僅僅是一種新方法，也是一種新態度。王國維針對《山海經》等古代文獻中的人物，曾有過這樣的說法：「其事雖未必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於周、秦之間者，非絕無根據」，王庸認為這「不僅為研究《山海經》之正當途徑，亦考證古代史籍者應有之態度焉」。(45)

此外，蒙文通、徐旭生等人，在關於古史傳說的研究中也非常重視《山海經》。對於使用非正統史料，蒙文通的態度相當開放，在《古史甄微》中就明確說過：「古史奇聞，諸子為詳，故訓讖緯，駁文時見。比輯驗之，則此百家雜說，自成統系，若或鄰於事情。而六藝所陳，動多違忤，反不免於迂隔。搜其散佚，撰其奇說，自足見儒家言外若別有信史可稽。」(46)其中，關於上古「三系民族」之南方江漢民族的文化和歷史，有兩種古代文獻特別重要，一部是《楚辭》，另一部就是《山海經》。《山海經》與《天問》就是「楚之史文」，(47)這與傳統對待《山海經》的態度顯然有別。徐旭生寫於1943年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也大量採用《山海經》中材料。該書附錄《讀〈山海經〉札記》，其中更是明確提出《山海經》「從史料觀點來看，為我國有最高價值書之一，而有此等價值者，恐尚不及十部也」，(48)對《山海經》的評價不可謂不高。蒙文通、徐旭生的研究均與古史起源多元論有關，這種觀點在民國古史研究中非常重要，其基本看法是，中國上古時期同時並存多個地理區域，其中生活著不同的種族，他們在文化上也不同。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1934年)和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就是討論古史起源多元論的三種代表性著作，《山海經》在他們的研究中都是重要材料。當然，古史起源多元論也和王國維有關，在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之前，王國維就已經指出上古三代有東西之分，此不贅述。(49)

三 相關後續研究

先行者一旦開闢某個領域，示範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後來者自會因之而起，繼續研究，王國維的《殷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考》即如此，這也是一項開創性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表現。有兩篇文章從標題即可看出是直接延續了王國維的研究，吳其昌的《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以下簡稱《三續考》)和朱芳圃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再續考》(以下簡稱《再續考》)，(50)二文對王國維的研究均有討論和補充。

吳其昌是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時的學生，跟隨王國維研治甲骨文、金文和古史。《三續考》一文完成於1932年，刊登在1933年的《燕京學報》上。該文開頭就指出甲骨卜辭對於了解殷商古史的重大價值，比喻為「如漆室中燃一寶炬焉」，其師王國維就是利用此等材料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當中最著名的就是《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等古書上的「已佚先公『王亥』之史實，得起骸骨而重新」。(51)到吳其昌作此文時，距王國維的研究已經過去十五載，其間又有大量甲骨卜辭出土，吳其昌就是在其師的研究基礎上，利用新材料寫成賡續之作。在文章關於王亥的一節中，吳其昌提出了十九條甲骨卜辭，就有易與有扈問題、王亥之生日問題，針對王國維和顧頡剛的研究，進行了引申和補正。除了王亥，文章還考證了夋、契、龍、王兒、羹、龢、土、若、季、王恆、報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等殷代先公先王。朱芳圃的《再續考》發表於1947年，其文不長，他是在王國維和吳其昌的基礎上，再作了一些補充，在卜辭中又新得殷代先公先王四人：契、昌若、曹圉和冥。關於二文的具體考證和討論，不贅述，但可以說的是，正是通過這種前後相續的研究，殷代先公先王的譜系、名號、史事等才逐漸建立起來，王國維研究的影響也由此得以體現。

關於王亥，還有其他相關研究，對王國維的考證作出回應和商榷。顧頡剛在《〈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中就探討了王亥問題，該文也是吳其昌在討論中所提及的，文章第一節即是「王亥喪羊於有易的故事」。(52)對於《周易》，顧頡剛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認為卦辭和爻辭是《周易》的中心，這些簡略的包括地名、人名的記載，其中包含著已經失傳的古史，由此「一星的引路的微光」，可以窺探「著作時代的古史觀念」和「後來人的古史觀念」。(53)關於王亥，《周易》中有兩條爻辭：「喪羊於易，無悔」(《大壯》六五爻辭)、「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旅》上九爻辭)。對於這兩段文辭，歷代易學大師，包括王弼、朱熹等人都不曾得著正解，但是，由於甲骨卜辭的出土，經過王國維的研究，證實了漢以來史書中失傳的王亥和王恆，關於他們的材料就保存在《山海經》《楚辭》《竹書紀年》等書中，「於是這個久被人們忘卻的故事從向來看作荒唐的古書里鉤稽出來了，這真是一個重大的發見」，此時再來看《大壯》和《旅》的這兩條爻辭，一切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54)

江紹原也寫過一篇長文《關於殷王亥傳說的研究》，在王國維之後，專門研究王亥的論著，恐怕無有出其右者。(55)該文搜羅了歷代關於王亥的各種主要觀點，其中也包括王國維、顧頡剛、郭沫若等人的研究，並一一辨析，同時提出自己的見解。對於王國維和顧頡剛的研究，江紹原總結道：

王國維首先把「卜辭」和《楚辭·天問》《山海經》《古本竹書》，及其他古籍里關於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於史學文學。然其所得似猶淺，且為說不無疏失。……顧頡剛年前遽引王考，以釋《周易》大壯旅兩卦的各一條爻辭，察其所說，既與《周易》體例不合，又悖於本辭之顯言本義，跡近穿鑿。愚無取焉。(56)

由此可見，江紹原對王國維的王亥考證，基本上是肯定的，但對於顧頡剛的研究，則可謂全然否定。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經》中材料於古史研究另闢新徑者，卻不多見，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風名考證》可視為一個精彩的創穫，其研究也進一步肯定了《山海經》的史料價值。胡厚宣晚年回顧治學生涯時曾說過，自己「受王靜安『二重證據法』之啟發教育，用甲骨文結合商史與商代遺迹，來解決甲骨學殷商史上的重要問題」，其中撰於抗戰時期的《四方風名考證》一文，「舉出《山海經》、《堯典》及其它古書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資料，與殷武丁時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這在當時頗引起一般學術界的注意」，證明《山海經》「並非荒誕不經之作，而確實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57)

據1944年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自序》，《四方風名考證》完成於1942年。書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繆鉞的題辭。高亨在序中指出該書有五點長處：取征甚詳、立論不苟、匡正舊說、創穫新義、證實古書。在第五點「證實古書」中，指出當時的學者往往重視新史料，而輕視舊史料，重視地下史料，輕視紙上史料，古書上的記載見於金石甲骨，則信其有，否則就疑其無。高亨認為這種對待古書和舊史料的態度是不合適的，因此特別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證實古書，而古書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辭之王亥，散見於《山海經》《竹書紀年》(古本)、《天問》《呂覽》《世本》諸古書，非卜辭無以證實其人，非古書無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58)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一文，無疑也是證明高亨觀點的一個範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經·大荒經》上關於四方風名的四條重要材料，(59)通過考辨，證實《山海經》中的記載與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風名相符合，其效果當然與王國維考證王亥見於卜辭相同。在文章最後，胡厚宣的一段話，特別能說明其對《山海經》及王國維研究的態度：

夫《山海經》者，自來多數學者所視為荒誕不雅訓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經》為東漢時之作品。王國維氏雖於《大荒東經》發現王亥一名，印證卜辭，有功馬《紀》。然論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種史料所紀四方風名，實息息相通，完全密合，豈非古史上一饒具興會之發現耶!(60)

後來，楊樹達就此問題也做過一篇文章，名為《甲骨文中之四方風名與神名》，對胡文有所商榷，並做了進一步的考釋，文中也特別提到王國維的開創之功，認為以《山海經》等古書上的材料與甲骨文互證，確為古史上的一大發明。(61)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王亥考證的影響和相關研究，絕不僅限於前文所述，或者可以說，其研究某種程度上形成了「風」，其勢未必巨大，但與其他研究一起，共同匯聚成民國學術轉型的「大風」。王國維的考證，是「開啟一種『風』的機制」(王汎森)，(62)經由時人的文字，我們可以捕捉到這種「風」的影響，並估量其形態和強度。不過，「風」的作用不止於此，除直接見諸文詞者，那些受「風」影響的人，不一定有明確的表示。而且，某種重大研究一旦形成「風」，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來者毋須接觸「風」源就能領受其影響，特別是一俟某種觀念變為共識或常識，人們往往就不再追根溯源。因此，「風」的影響既有形，也無形，可以是風吹草動，也可以是風過無痕。有形可見者，只是「風」之影響的一部分，如何把握無形的影響，或許也可成為研究的課題。文中談到的蒙文通、徐旭生等人，在他們關於古史傳說的研究中，大量採用《山海經》中材料，這不一定直接受到王國維的影響(或者王國維的影響只是諸種影響之一)，但他們與那些明言自己受到王國維影響的學人所關注的主題相同或相近(如《山海經》中記載對研究古史的價值)，就可以把這些討論和觀點「並置」到同一個主題之下，形成論述。由於對相同或相近問題的共同關注，後來者的研究也會加入到已經形成的「風」中，並促成此種學術之「風」的盛大或變化。對受到王國維考證影響的表述，在他之後繼續相關問題的探討，以及其他學人圍繞相關主題的研究，都和王國維的考證一起，共同構成了民國時期關於《山海經》與古史研究的「風」。

一種「風」的出現和形成，常常提示著學術研究的變化或轉型，這也部分體現在人們對待《山海經》態度的變化上。羅志田在《〈山海經〉與近代中國史學》一文中就有這樣的表述：「過去許多正統學者不怎麼看或視而不見的大量『異端』讀物越來越多地走上學者的書架並佔據顯要的位置。儘管民初新派學者對《山海經》的態度各不相同，且其可用程度今日或許仍存爭議，但大概已沒有學者再懷疑其中保存了相當數量的上古史料」。(63)王國維的研究自然可以置於這一轉變的「風氣」之中，而且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本論文討論的關鍵尤在於，《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王亥考證本身就形成了「風」，不但影響了時人看待《山海經》的方式，而且也提供了新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風」的問題甚為複雜，結語只是在前文討論的基礎上略作引申，進一步的探討則只能俟諸另文了。

注釋

①關於王國維《山海經》王亥考證及其在現代學術轉型中的影響，尚乏專門研究。羅志田《〈山海經〉與近代中國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一文，在學術轉型的脈絡里談到了王國維使用《山海經》來考證殷王世系的問題及其影響。張京華《由先商王亥史事論顧頡剛先生的古史建設》(《史學月刊》2003年第6期)和陳煒舜《豎亥與王亥再探》(《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二文也提及王國維的研究。此外還有數篇文章專門研究王亥，如李炳海：《殷祖王亥傳說的文化背景》(《中州學刊》1993年第4期)、魏建震、魯秋慧：《王亥被殺有易事件反映出的母權與父權之爭》(《河北學刊》1997年第2期)、尹榮方：《王亥故事與星辰傳說》(《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鄭傑祥：《輝衛型文化與王亥「服牛」》(《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等，均對本文的研究有啟發，茲不贅述。

②參見張之洞：《書目答問》，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873-9876頁。

③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頁。

④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作「」，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2頁。

⑤王國維：《致羅振玉》，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頁。

⑥王國維：《致羅振玉》，《王國維全集》第15卷，第291頁。

⑦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第9，《王國維遺書》第2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第1頁(此書系影印，每卷單獨編頁碼，此處系指第9卷第1頁，下同)。

⑧參見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第9，《王國維遺書》第2冊，第15頁。

⑨羅振玉：《觀堂集林序一》，《王國維遺書》第1冊。

⑩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

(11)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全集》第11卷，第242頁。

(12)王國維：《庫書樓記》，《觀堂集林》卷第23，《王國維遺書》第4冊，第34頁。

(13)抗父：《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東方雜誌》第19卷第3期，1922年。陳以愛提到：「『抗父』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民元以後，公開大力揄揚羅、王學問的第一篇文字，且又刊載在上海《東方雜誌》上，引起全國學界的矚目是可以想見的。事實上，殷墟甲骨的出土及研究，到了1922年左右，已為中國學界所普遍重視。」參見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

(14)抗父：《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東方雜誌》第19卷第3期，1922年。

(15)陳寅恪：《王國維遺書》「序」，第1頁。

(16)參見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全集》第11卷，第241-242頁。

(17)王國維：《商三句兵跋》，《觀堂集林》卷第18，《王國維遺書》第3冊，第1頁。

(18)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1頁。

(19)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第9，《王國維遺書》第2冊，第4頁。

(20)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2頁。

(21)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第9，《王國維遺書》第2冊，第4-5頁。

(22)王國維說：「有商一代二十九帝，其未見卜辭者，仲壬、沃丁、雍己、河亶甲、廩辛、帝乙、帝辛八帝也。而卜辭出於殷虛，乃自盤庚至帝乙時所刻，自當無帝乙、帝辛之名。則名不見於卜辭者，於二十七帝中，實六帝耳。」當然，還有一些名號與祭祀之禮和先王相同的，但史書沒有記載，據考察，《史記·殷本紀》的殷商帝數和世系與卜辭記載最為接近。參見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第9，《王國維遺書》第2冊，第11頁。

(23)馮友蘭：《馮序》，馬乘風：《中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頁。

(24)參見周予同：《讖緯中的「皇」與「帝」》，《暨南學報》第1卷第1號，開明書店1936年版，第13頁。

(25)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全集》第11卷，第278頁。

(26)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頁。

(27)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參見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頁。該文原載於《學林》第4輯，1941年2月。

(28)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

(29)顧頡剛：《古史辨自序》，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頁。

(30)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第5卷，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版，第7頁。

(31)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陳槃等校訂《傅斯年全集》第2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42頁。

(32)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陳槃等校訂《傅斯年全集》第3冊，第961頁。

(33)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32頁。

(34)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頁。

(35)王庸：《中國地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1頁。

(36)容肇祖：《山海經研究的進展》，《民俗》第116期，1933年5月9日。

(37)李季：《為「古史辨的解毒劑」進一解》，《求真雜誌》第1卷第5期，1946年9月1日。

(38)童書業在《古史辨》第7冊上編序言中講過：「楊先生的最厲害的武器，是神話演變分化說。……所謂神話分化說者，就是主張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曾得在大眾的傳述中由一化二化三以至於無數。」參見童書業：《自序二》，呂思勉、童書業編《古史辨》第7冊上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頁。

(39)李季：《為「古史辨的解毒劑」進一解》，《求真雜誌》第1卷第5期，1946年9月1日。

(40)顧頡剛曾說過：「魏酈道元始取其材以注《水經》，乃給以地理學上價值之估定。」參見顧頡剛：《五藏山經試探》，《史學論叢(北京)》第1冊，1934年7月，第2頁。

(41)作為歷史地理學的創始人之一，顧頡剛對此就多有討論，認為《山海經》是中國最古的一部地理書，是研究古代地理的重要材料(相關討論可以參看顧頡剛的《古代地理研究講義》《山海經說明》等文章，分別載《顧頡剛全集·古史論文集》卷5、卷6，中華書局2010年版，以及《中國疆域沿革史》一書中的相關論述)，顧頡剛1934年創辦的《禹貢》上面也有不少討論《山海經》的文章，不一一列舉。

(42)張其昀：《近二十年中國地理學之進步》(三)，《地理學報》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

(43)張其昀：《近二十年中國地理學之進步》(三)，《地理學報》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

(44)王庸：《中國地理學史》，第7-9頁。

(45)王庸：《中國地理學史》，第9頁。

(46)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全集》第5卷，巴蜀書社1999年版，第3頁。

(47)蒙文通：《古史甄微》，第5頁。

(48)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民國叢書》第二編73，上海書店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356頁。

(49)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已啟古史起源多元論的端緒，該文從地理上明確指出上古三代有東西之分，所謂「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西土」，當然，就種族而言，王國維仍認為殷、周出於一系。參見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第10，《王國維遺書》第2冊，第1頁。

(50)朱芳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再續考》，《新中華》復刊第5卷第4期，1947年2月16日。

(51)吳其昌：《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燕京學報》第14期，1933年12月。

(52)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燕京學報》第6期，1929年12月。

(53)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燕京學報》第6期，1929年12月。

(54)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燕京學報》第6期，1929年12月。

(55)參見江紹原《關於殷王亥傳說的研究》，《江紹原民俗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61頁。原載於1936-1937年《華北日報》第16、17、18、19、20輯「中國古占卜術研究」專刊。

(56)江紹原：《關於殷王亥傳說的研究》，《江紹原民俗學論集》，第334頁。

(57)胡厚宣：《我和甲骨文》，《學林春秋》，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74-275頁。轉引自羅志田：《〈山海經〉與近代中國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58)高亨：《高序》，《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民國叢書》第一編82，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據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4年版影印。

(59)所引《山海經》材料：「東方曰折，來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大荒東經》)；「南方曰因乎，誇風曰乎民，處南極以出入風」(《大荒南經》)；「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大荒西經》)；「北方曰，來之風曰，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大荒東經》)。

(60)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2冊，《民國叢書》第一編82，第4頁。

(61)參見楊樹達：《甲骨文中之四方風名與神名》，《積微居甲文說耐林傾甲文說卜辭瑣記卜辭求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頁。

(62)結語關於「風」的想法受到劉咸炘相關討論的啟發，在劉咸炘那裡，「風」是一個很複雜的觀念，在他經常使用的幾個有關「風」的名詞中就有「學風」一詞。參見王汎森：《「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執拗的低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67-210頁。

(63)羅志田：《〈山海經〉與近代中國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文章來源：《史林》 , 2017 (6) :155-164

本文轉自：無英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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