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袁世凱掉進的那個大坑

文：張鳴（知名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各國駐華使節覲見合影

辛亥革命之後，革命的果實之所以如此順當地落在了袁世凱手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精英們在清朝覆滅之後，期待一個明君型的強人。

而他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袁世凱。

袁世凱自己，那時倒沒有想做這樣的明君，他當時的期待，是做一個虛君之下的內閣總理大臣。也可以說，他更期待的體制，是君主立憲。但君主立憲和開明君主制之間，有何異同，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他覺得中國民智未開，搞不了共和。退一萬步說，即使做君主，也不是當下之事。清亡之後，遺老遺少們有人罵袁世凱是莽操之輩（王莽和曹操），鑒於袁世凱不是個讀書人，而且《三國演義》在清朝的大紅大紫，所以，他心儀曹操的可能性更大些，自己做一個權臣，就足夠了。

然而，形勢比人強。革命後的袁世凱，只能接受共和，做了總統。袁世凱不是一個守舊的冬烘，但有關西方政體的知識卻有限，怎麼做這個總統，他心裡也沒有數。如果按照慣性，他還是會像從前那樣操作政治，一邊學習西方，一邊操弄權術。說實話，他能怎麼做這個總統，不止取決於他自己，而且要看他周圍的人，他的幕僚，他的班底，他親近的人。

在晚清，袁世凱的幕僚和夾帶中，有全中國最傑出人才，有唐紹儀、蔡廷干這樣當年的留美幼童，有梁士詒這樣的理財高手，有楊度這樣立憲人和革命黨都公認的「曠世逸才」（袁世凱語），還有陸征祥、曹汝霖這樣的留學回來的政壇裏手。這些人，進入民國之後，不單是他的幕僚了，但還是他的智囊。連後來歸國的梁啟超，實際上一度也是他的智囊之一。

做總統之後，鑒於皇帝和總統之間的轉換，導致的權威失落，袁世凱一直在集權。趕走國民黨不算，他不僅迅速癱瘓了不聽話的國會，而且通過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權術和制度操作，把全國的軍政大權，都集中在他自己的手裡。自己成了終身總統，原來在陸軍部的軍權，被大元帥統帥部給拿走，惹得自己的親信幹將段祺瑞十二分的不高興。內閣總理，變來變去，變成了總統幕僚長似的國務卿，而且給了他的老朋友，對共和也不在意的前清大官僚徐世昌。他甚至打算，像清朝那樣，把全國縣級長官的任免權，也收回來，只是因為遭到各地軍政長官的抵制，才沒有遂願。至於祭天，恢復尊孔等道德復辟，則更是不在話下。

在這一系列的集權操作中，袁世凱幾乎沒有受到他的智囊們的反對，全國主流知識界，也大體默不作聲。來自租界里國民黨人的反對聲，也稀稀落落。大家都期待著，一個集權的大總統，能給這個國家帶來奇蹟。

然而，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在王朝崩塌的轉型時期，尤其是在需要用武力驅逐國民黨的情況下，袁世凱最倚重的力量，只能是軍人。

北洋的悍將，已經都派往各地，各地的軍人，無論叫都督還是將軍，事實上都在學袁世凱的樣子，在各省集權，把文官省長事實上貶成擺設。而袁世凱，對這些強悍的軍頭，一時之間，又沒什麼辦法。權威失落，在集權過程中，一點都沒有好轉的跡象。成立模範團，再度建立自己親自掌握的親衛部隊，一時半會兒，還很難奏效。

這種時候，楊度等一干人，則及時地提出了君憲救國論。主張以袁世凱為中心，重建君主立憲體制。藉助君主這個名號，在傳統上的威勢和光環，挽回辛亥以來中央權威失落的頹勢。

當洪憲帝制運動最終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之後，所謂的君主立憲，卻只見有君主，沒看見立憲，國會沒有重開，甚至連提都沒有人提，憲法也沒有人張羅草擬。但是，洪憲皇帝的龍椅和龍袍，卻都製作出來了，清朝的三大殿，也都早早空出來，準備給袁世凱登基用。在眾人眼裡，這樣的君主立憲，其實就是君主制的復辟。智囊們苦心設計的方案，事實上變成了給袁世凱挖的大坑。只要他一登基，明的，暗的反對者，就會都從地下冒出來。而一直在一旁冷眼相看的近鄰日本，則早就準備好了，給掉進大坑裡的袁世凱，填上最後一鍬土。

楊度他們以為，清朝的皇帝有權威，然而，袁世凱做的不是清朝的皇帝。況且，但凡是個皇帝，都是打出來的，不打，哪裡來的皇帝？不跟日本人，哪怕滅了一個不聽話的軍頭也行，連這個都不打，怎麼做這個洪憲皇帝？

在袁世凱的集權過程中，主流知識界幾乎容忍了袁世凱做的一切，天壇憲草被廢，國會被癱瘓，新憲法遲遲不能出台，內閣制被廢掉，軍政大權，都歸了袁世凱一個人，而且，他可以一輩子做總統，還可以推薦他兒子接著做。在北京，已經找不到任何一種可以制約總統的機制了。所謂的共和制，早就名存實亡。只是因為，知識界期待袁世凱，期待他成為名符其實的明君型的強人，所有的制度代價，似乎都可以付。

只有到了洪憲帝制的到來，梁啟超才恍然大悟，一個明君沒看見，但帝制卻回來了。於是在日本的幫助下，掀起討袁風潮，而袁世凱，則在這風潮中，在自己的大坑裡越陷越深，直至滅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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