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前的法蘭西「滿洲熱」
乾隆八年(1743)，乾隆皇帝第一次東巡至盛京(今瀋陽)謁陵祭祖，在他抵達盛京故宮大政殿時詩興大發，書就了《御制盛京賦》(以下簡稱《盛京賦》)。
乾隆皇帝在《盛京賦》中追述了滿族起源、列祖列宗創建大清基業的豐功偉績，表達了自己對滿族人居住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觀的喜愛，讚揚了盛京的輝煌，顯示出對佐命勛臣的懷念與崇敬。這是歷史上全面描寫瀋陽城的辭賦，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
1770年,《御制盛京賦譯著》在巴黎出版，震動了世界文壇，被譽為「世界的詩篇」。已經70多歲的伏爾泰熱情地讚揚乾隆皇帝：「偉大的國王，你的詩句與思想如此美好……」可惜乾隆對此一無所知，否則，中法文化關係史冊上將寫下更加輝煌的一筆。
探尋法文版《盛京賦》
2010年，原文文白對照圖文白話簡體字本《盛京賦》由瀋陽出版社出版後，瀋陽市檔案館認真組織了對《盛京賦》的研讀，特別是對留傳海外影響較大的法文版《盛京賦》進行了深入探尋。
2010年11月，瀋陽市檔案館人員赴英國倫敦徵集檔案資料，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用了三個小時時間，將法文版、滿文版《盛京賦》全文翻拍回歸瀋陽。
1748年的滿文版《盛京賦》僅有92頁，而1770年出版的法文版《盛京賦》卻厚達404頁。由於不懂法文，檔案館人員當時百思不得其解，不到五千字的《盛京賦》翻譯成法文為啥比滿文版多出三百多頁。
2012年，檔案館人員找到《華樂西傳法蘭西》(〔法〕陳艷霞著、耿昇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出版)一書，發現了有關《盛京賦》的介紹。《華樂西傳法蘭西》一書於1974年在法國巴黎出版，由國立東方語言和文明學院作為《法國東方學叢書》之一刊布。該書的作者為華裔法人陳艷霞女士。檔案館人員從該書中了解到以下內容：
一是法文版《盛京賦》由德經作序：「法國的東方學家德經於1770年為由乾隆皇帝御制並由錢德明神父譯成法文的《盛京賦》作序，後將之刊佈於法國。」
二是法文版的出版社，該書參考書目中寫道：「錢德明神父：《〈盛京賦〉譯文》(盛京是滿洲及其附近地區的首府)，它是由中國中原韃靼【筆者註：韃靼人和韃靼是不同地區不同時代對出現在歐亞大草原的不同的游牧民族的泛稱，不是一個具體的民族或團體，女真(滿洲)因為與游牧民族的差異很少，只在明清鼎革時期被當時歐洲人短暫地稱為韃靼】地區的皇帝乾隆御制的一首漢文和韃靼文獻，其中附有關於東韃靼地區的地理和自然史以及古代中國人的風俗習慣等方面引人注目的注釋。這些注釋系由漢族和韃靼族出版者所撰。巴黎提亞爾出版社1770年版，8開本。」
三是《盛京賦》法文翻譯稿的郵寄。法國國王圖書館擁有大量題材各異的東方圖書，尤以中文圖書為主。1769年，在北京的傳教士錢德明神父寄給圖書館館長比尼翁先生一箱趣味盎然的圖書，以期豐富館藏。其中包括乾隆《御制盛京賦》原文及錢德明譯文。由於在廣州海關遇到麻煩，全部被查扣。其間，法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管事認為，錢德明神父先期將《御制盛京賦》譯文寄與收件人比尼翁先生，並承諾次年(1770年)再將整箱圖書運抵法國。
2013年，筆者頗費周折地找到了外交學院龍雲老師在2006年《外交評論》增刊上發表的《法文〈御制盛京賦〉翻譯特色》一文。龍雲教授對18世紀中法文化交流、特別是對錢德明和法譯本《盛京賦》有過深入研究，後來，他成為《盛京賦》(法漢對照本)的主筆翻譯。
龍雲教授的《法文〈御制盛京賦〉翻譯特色》一文，介紹了法文版《御制盛京賦》翻譯特色及其主要內容，使我們弄明白了法文版的《盛京賦》為什麼有404頁厚。原來法文版的《盛京賦》，不僅僅是滿文版《盛京賦》簡單翻譯，它主要包括八個部分：法國東方學家德經寫的前言，錢德明寫的譯者序言，滿文版出版時的序言，乾隆皇帝上諭，《盛京賦》的序、賦、頌，《盛京賦》三十二體篆書緣起，由漢族和滿族作家們所寫的有關東北三省的地理和自然史以及漢族古代風俗習慣的注釋，乾隆皇帝御制詩《三清茶》。
2014年，為紀念中法建交50周年，瀋陽市檔案館舉辦了《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與》專題講座、一百年前法國人眼中的盛京影像展覽等三項活動，積極配合瀋陽出版社做好《御制盛京賦》(法漢對照本)的編輯出版工作。
《盛京賦》的法文翻譯錢德明
18世紀60年代，《盛京賦》由在華的法國耶穌會會士錢德明翻譯成法文。錢德明，1718年出生於法國土倫，1737年9月進入耶穌會修道院，1750年抵達澳門。1751年8月來到北京並在此寓居43年，直到1793年逝世。他長期供職朝廷，在宮廷中教授西學，為耶穌會中國傳教團最後一任會長。
在留駐北京的歲月里，錢德明受到時勢限制，似乎沒能把傳教當成主業，反而使得他有時間下苦功夫學習滿文、漢文，鑽研中國的傳統文化，終於成了聲名卓著的漢學家、有名的中國通。錢德明曾在法國受過良好教育，來華後又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上，他能用漢文、法文以及滿文、蒙文等文字著書立說，是一位罕見的多才多藝的傳教士漢學家。在中國40多年中，他致力於向歐洲介紹傳播中國的歷史、文化、科學，先後出版了多部介紹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譯著，如《中國兵法》《孔子傳》《御制盛京賦譯著》《中國音樂古今記》《漢滿蒙藏法五國文字字彙》等。
錢德明當初弄到一本印刷版的《盛京賦》很不容易，他在法文版《盛京賦》序言中寫道：「我根本無法找到一份印刷版的《盛京賦》，印刷版數量非常少，除了皇宮、王府以及某些貴人的府邸外，別處無可尋覓。在那些主持印刷的官員的手裡倒是可以找到該書未裝訂散頁，但可惜它們要麼粘有污墨，要麼字跡不清，要麼有其它類似的缺陷。於是人們就把這些散頁集中起來，拼裝成了若干本完整的《盛京賦》。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其中一份，因為對《盛京賦》感興趣的遠不止我一個人。」
錢德明在翻譯《盛京賦》過程中同時參考了漢文和滿文版本。由於中國古典詩文的音韻格律很難移植，且大量用典，所以錢德明採用了散文體來翻譯這部作品。同時為了避免譯文中文化因素傳達的不足，他增加了大量的解釋性文字和註解，以便讓西方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這篇文章，這大大增加了譯文的篇幅。
伏爾泰對《盛京賦》讚美有加
如果你想在第十三版大英百科全書中了解瀋陽的含義，你會發現除了描述瀋陽的歷史和地形，還有幾行提到了乾隆帝與伏爾泰之間的交往。
大英全書中是這樣描述的：乾隆帝寫了《盛京賦》，阿米奧(中文名錢德明)將其譯成法語，引起了伏爾泰的注意(17卷958頁)。在總共二十五行關於瀋陽的解釋中，介紹乾隆帝的《盛京賦》就佔了三行(當我們看到關於1904——1905年以瀋陽為中心的日俄戰爭的介紹僅佔五行時，你就會認為用三行介紹《盛京賦》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百科全書寫道，乾隆帝的《盛京賦》使瀋陽在兩個世紀前就為西方文化界所知，也可以說瀋陽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而交流雙方是中國的乾隆皇帝與法國的伏爾泰。
伏爾泰的名字數百年來為世人所熟知，但這並不是他的本名，而只是他的筆名。伏爾泰(1694—1778)，本名弗朗索瓦-馬利·阿魯埃，法國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著名學者、作家。他是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泰斗，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王」「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歐洲的良心」。他主張開明的君主政治，強調自由和平等。
伏爾泰生前被選為「法蘭西院士」，院士僅保持30個名額，被稱為30個最光榮的人，只有院士死去才能通過選拔來遞補。伏爾泰死後，他的雕像赫然站立在巴黎的萬聖殿一進門最顯著的位置上，與他相對而立的是盧梭。萬聖殿是法國歷史名人的公墓式紀念館。能夠進入萬聖殿的，都是對法國歷史文化有著最傑出貢獻的人物，有雕像的在其中並不多，更何況還是在大廳中。僅此可見伏爾泰在法國人心目中的位置。
18世紀，一股「東方熱」「中國熱」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猛然地衝擊著法國和整個歐洲，崇尚中國成為那時人們趨之若鶩的時尚和潮流。1770年，《御制盛京賦譯著》在巴黎的出版，無疑為歐洲的「中國熱」添了一把火。《盛京賦》震動了世界文壇，被譽為「世界的詩篇」。
已經70多歲的伏爾泰讀了《盛京賦》後，興奮異常，他說：「我很愛乾隆的詩，柔美與慈和到處表現出來，我禁不住追問：像乾隆這樣忙的人，統治著那麼大的帝國，如何還有時間來寫詩呢？」顯然，伏爾泰在這裡並沒有把乾隆完全當作一個皇帝，而是當成一個詩人。
伏爾泰非常驚喜地發現，遙遠浪漫的中國有一位皇帝詩人的詩才可以與他自己相媲美，於是情不自禁地寫下一首詩，熱情地讚揚中國的乾隆皇帝：「偉大的國王，你的詩句與思想如此美好，請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遠別來吾邦，黃河岸邊有整整一個民族把你敬仰，在帝國之中，你的詩句總是如此美妙，但要當心巴黎會使你的月桂枯黃……」不過，他如此熱情的頌讚，乾隆皇帝卻根本沒有見到。伏爾泰在致瑞典國王的書簡中道出了心中悵惘：「我曾投書中國皇帝，但直到而今，他沒有給我一點回聲。」他還把這封書簡寄送給所有與他保持聯繫的外國王室、貴族朋友。這位思想家固然由於地域的隔絕，對中國帝制與皇帝產生了誤讀，但不容置疑的是，他的景仰與嚮往，的確是發自內心的。
伏爾泰對乾隆這位比他年輕17歲的中國皇帝讚美有加，遺憾的是，乾隆對此一點也不知道。很難想像，如果乾隆知道一位對人類近代史產生巨大影響的思想家對自己的高度讚美，他會做出什麼反應。尤其是，如果乾隆知道，一位「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居然對他的詩大加讚美的時候，會作何感想。伏爾泰，這位集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於一身的西方文化巨子，以他特有的遠見卓識，在中法文化關係史冊上寫下了獨特而閃光的一筆。
《盛京賦》從乾隆八年(1743)創作距今已經275年了，雖然刻有漢滿三十二體篆書《盛京賦》的石碑不見了，但滿、漢、法文等多種版本的《盛京賦》保存完好。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浪漫篇章，藉助乾隆皇帝所謂盛世明君的強大影響力，《盛京賦》在清代及後來的文字、書法、出版、外交等諸多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對《盛京賦》誕生地的瀋陽來說，更是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文章來源東北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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