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梁同書小楷《從妹汪安人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文史 10-03

清 梁同書小楷《從妹汪安人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作品鑒賞

梁同書工於楷、行書，到晚年猶能寫蠅頭小楷，其書大字結體緊嚴，小楷秀逸，尤為精到。與劉墉、翁方綱、王文治並稱「清四大家」。年九十餘，尚為人書碑文墓誌，終日無倦容，並無蒼老之氣。梁同書的書法從董、趙起步，博涉顏、柳、米等唐宋諸家。他主張不拘泥於前人的成法，強調在創作中自出胸臆。在《頻羅庵論書》里他是這樣說的：帖教人看，不叫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劍，將古人的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仿本，就便形似，豈復有我。梁書以行草見長，結字端嚴穩妥，用筆嫻靜流暢、平和自然、從容洒脫，那種溫文而雅的書卷氣息常常撲面而來。因為父親身居高位的關係，梁同書年輕時候的書法就已名揚海內，負書名六十年，當然與他的長壽有直接關係。時論把他和劉墉、王文治、翁方綱並稱四大家。並且聲名遠播到琉球、朝鮮和日本。

梁同書書學思想是一個從下到上，體系化的書學理論。尤其其重己意、用軟筆等觀點，與當時其他書家相比，不僅具有強烈的個性，更具有可操作性。梁同書的書學思想體系中，實踐最為重要。其書學思想中有關形而上的思考即是建立在其自身的實踐上。其書學思想與其書法實踐互為表裡，是一種「知行合一」的狀態。另外，對前輩書家的學習亦是其書學思想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學「顏、柳、米、董」諸先賢的最終目的是求「己意」。這可以說是對當時帖學囿於董書束縛的一種解放。梁同書的書學思想體系，不僅是對清前、中期書學思想的總結、繼承和反思，也是清代帖學內部最後一次體系化的集中表現。

乾嘉時期，碑漸興、帖漸衰。在碑、帖的一興一衰之間，帖學一脈中，錢塘梁同書久負盛名，名震宇內。梁同書作為清中期帖學的代表書家之一，終其一生實踐帖學，未有受碑學之影響。這一現象在清中期書法發展的客觀背景下是十分獨特的。可以說，梁同書是研究清代帖學，尤其是清中期帖學問題所不容忽視的一位書家。因此對梁同書書學思想進行研究是極其必要的，亦是極為重要的。對於梁同書書學思想的研究主要基於其書法欣賞著作《頻羅庵遺集》卷九之論書部分，卷十、十一、十二、十三之書法、繪畫、刻帖、碑版及若干詩集題跋，以及卷十六《筆史》。其中卷九之論書部分對於梁同書書學思想的研究最為重要。梁同書的書學思想觀點新穎、自出機杼。他由形而下的學書次第、臨摹、擇筆諸問題探討學書的方法，進而上升至「意」的生髮與追求。

作者簡介

梁同書（1723年～1815年），清代書法家。字元穎，號山舟，晚年自署不翁、新吾長翁，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大學士梁詩正之子。乾隆十二年（1747）舉人，十七年特賜進士，官侍講。嘗得元貫酸齋書「山舟」二大字，遂以為自號，並額其書齋，學者稱為山丹先生。博學多文．善鑒別前人手跡，過眼輒判其真偽。工詩善書。富藏書，藏宋、元、明三朝珍善之本數種，唐人畫軸、明人山水、人物則不下數十幅。梁同書家學淵源，自幼接觸書法，12歲時即能書寫擘窠大字。初學顏真卿、柳公權，中年以後又取法米芾，70歲以後融匯貫通，純任自然。他習書60餘年，久負盛名，所書碑刻極多。梁同書篤信佛教，經常用小楷書抄寫佛經。佛教中稱木瓜為「頻羅」。因他家院子里有一株，所以號頻羅庵主。又因嘉慶十六年（1811）冬天，他病重得幾乎死掉，痊癒後於是自號新吾長翁。傳世書跡甚富，小楷書作尤多。著有《頻羅庵遺集》、《頻羅庵論書》、《直語補正》、《日貫齋塗說》、《筆史》等。

清梁同書小楷《從妹汪安人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