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徽的誕生

文史 10-03

原標題：國徽的誕生

國徽是在 1950 年 9 月 20 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公布的：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該圖案的說明，業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特公布之。

此令

主席毛澤東

1950 年 9 月 20 日

同時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說明》全文如下：

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象徵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和工人階段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

這個具有強烈中國傳統特色和民族藝術風格，極好地體現了新中國政權特徵，莊嚴富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達到了政治含義和藝術造型的完美結合，體現了設計者強烈的愛國熱情和高度的藝術水平。而它的產生卻經歷了曲折的過程。

1949 年 6 月 15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會議決定設立 6個工作小組，其中第 6 小組的任務是研究草擬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等方案。組長是馬敘倫。

7 月 9 日第 6 小組舉行第一次會議，會上決定國旗、國徽評委會 8 人：翦伯贊、蔡暢、李立三、葉劍英、田漢、鄭振鐸、廖承志、張奚若。

7 月 10 日政協籌備會發布《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向全國徵集方案，截止日期為當年 8 月 20 日。對國徽提出的設計要求：「(甲)中國特徵；(乙)政權特徵；(丙)形式須莊嚴富麗」。

8 月 5 日第 6 小組舉行第二次會議，會上對一個 18 人的專家名單進行了討論，最後聘請徐悲鴻、梁思成、艾青三位專家為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顧問。

梁思成先生此後即以「初選委員會顧問」的身份參加政協第 6 小組關於國徽的歷次會議。

華僑胡炎洪以飽滿的激情分別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國旗，他在致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信函中寫道：

項閱星洲南僑日報刊載，貴會啟事一端，俾人本份是一個機器工兼洋服縫紉工人，僑生海外廿五年了，是廣東省三水縣人，家道貧寒，不及教育，對於祖國（地理、民族、歷史、文化）等，恐會一知半解，是故不能如貴會啟事之第四項（如應徵國旗國徽圖案者，須附詳細文字說明）之規約，殊堪抱歉，不過作為新中國僑胞的我，不怕學識簡陋、幼稚、愚拙，這是關係著整整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事，大家拿意見來討論一下，有一分熱來發一分光！

圖案從知從簡說明如下（偶有不周之處，希有識者待改補）：五色方牌：簡示漢滿蒙回藏的共和平等，國家各黨派及各階層人民之和合。五色的秀麗顯示祖國地理之錦繡河山，五色的『五』字，表示五千年的歷史，『五四』運動反封建、反帝、反官僚法西斯！求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開端。斧頭鐮刀：簡示以工、農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為領導之先鋒。

建議人：星洲華僑僑生胡炎洪

通訊處：星洲大坡盒巴珍珠街六六號三樓

截止到8月20日，在徵稿啟事發布後的一個多月內，政協籌備會共收到國內及海外華僑寄來的應徵國徽圖案稿件112件，圖案900幅。比較醒目的方案，其中有清華大學營建系（現建築系）的10個方案，有中央美術學院張仃、張光宇、周令釗等著名教授及政協工作人員鍾靈的方案。但這些徵集到的國徽圖案與國旗圖案相比，不僅數量上懸殊，而且在構思上也有較為明顯的差距，應徵者多數把「國徽」想像或設計為普通的證章或是紀念章，難以反映新中國對國徽的要求，徵集來的國徽圖案都不能令人十分滿意。同時，政協代表們對國徽圖案所應包含意義的理解和認識存在一些分歧，莫衷一是，也影響著國徽的徵稿選定。

8 月 22 日召開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對於應徵的國徽方案，大家都表示不滿意：

馬敘倫：國徽怎麼辦?

鄭振鐸：現在一個都沒有(指好的而言)。

馬敘倫：我們就連國徽參考圖樣都提不出嗎?

張奚若、鄭振鐸：我們說都要不得。

梁思成：在國徽上一定要把中國傳統藝術表現出來，漢唐有很多東西可供參考。

沈雁冰、徐悲鴻：這個徽上的朱雀也很好看。

鄭振鐸：橢圓比圓的好看，應該有字(指國徽底部帶字的一張)。

馬敘倫：今天我們提出哪幾張作參考?

(主席照大家評論的幾張收集起來)(會後計數初選結果共四幅)

梁思成先生第一次參加有關國徽設計的會議，就明確提出：「在國徽上一定要把中國傳統藝術表現出來」。

8月24日，第六小組開始討論國徽應徵圖稿。經過討論，大家都認為「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無可採用者。」最後的意見是「另請專家擬制。俟收到圖案之後，再行提請決定。」轉眼間就到了9月初，當毛澤東主席看到徵集到的國徽設計圖案後，也認為不夠理想，看來國徽的設計難度的確要比想像的大得多，在開國大典前完成這一重要設計在時間上已經不可能。

9 月 14 日第 6 小組舉行第四次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對國旗國徽設計的意見：「國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農聯盟，國徽上可以表明。」

9 月 22 日第 6 小組向政協會議主席團提交了《國旗國徽圖案評選工作的說明》，其中有關國徽圖案寫道：

從上述文字中可以知道：公開徵集未得到滿意的國徽圖案，「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無可採用的，已另請專家擬制」，8 月 24 日以後有一個「專家」「小組」在另行設計國徽圖案。這個小組就是張仃和鍾靈。設計了「國徽圖案五幅，印成小冊子」。

政協檔案館現存有一份文件，封面字樣是「國徽圖案參考資料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編印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應徵圖案候選修正圖案說明》，摘錄如下：

甲、設計含義總說

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像一個太陽一樣，在東方升起。

這一有五千年悠久歷史與文化的偉大古國，在共產主義的光芒照射之下，獲得了解放。……

乙、紋樣含義詳解

(一)齒輪，嘉禾（本文作者評註：只有麥子，沒有水稻，因為蘇聯沒有水。）的結合，代表工農聯盟……

(二)襯景及五角紅星（本文作者評註：是「五角紅星」，不是「五星」——五顆星），代表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及共產主義的光芒普照全球。……

(三)地球上面將我國版圖顯露出來，表現了我國特徵—地域遼闊廣。……

設計者：張仃、鍾靈

張仃、仲靈共設計了 5 個相似的圖案，現仍收存在政協檔案館。

這 5 個圖案與張仃此前設計的政協會徽相似，且與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徽相似。

張仃設計的政協會徽

蘇聯及加盟共和國的國徽

9 月 25 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召開會議，協商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等問題。政協檔案有：

《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協商會座談會》

主要發言摘錄

地點：中南海豐澤園

時間：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八時

出席者：毛主席、周恩來、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

會議先討論國旗圖案，一致同意以「五星紅旗」為國旗。隨後討論國徽圖案，是張仃、仲靈設計的 5 個圖案。討論發言記錄如下：

洪深：我覺得國徽圖案各個圖各有可取之處，但各圖也有毛病。如第一圖之帶（子）就不如第四圖的帶（子）好。中國版圖畫紅色，而把其他國家畫黃色，特別是把蘇聯給畫成黃色是非常不好。我的意見把第一圖修正一下好些。

賀綠汀：我們國旗已確定，最好能畫四顆星，第一圖之地球是立體的，但地圖卻是平面的，和整個圖案不調和，我同意再把它修改一下。

張奚若：地球只要經緯度，不必加上顏色，但中國版圖要畫紅圖。

郭沫若：第一，光芒來源不清，最好在地球上頭畫一太陽。第二，星的位置不適當，最好還是放在齒輪內。第三，帶子還是第四圖好些。

梁思成：樣圖的主題與目的是好的，但毛病很多。第一，各主題之比例有些矛盾。第二，色彩太多，而且不調和。而且構圖方面，齒輪太規整，程式化，而麥穗又太寫生，表現得不調和。中國圖案有數千年的優秀歷史，因此我們之國徽最好能用中國圖案手法畫出來。

（討論到這裡，有人提議畫簡單一點，並提議用國旗圖案小冊內吳玉章所設計之嘉禾和工字圖案）

馬敘倫：我們是否可商定一個原則。去修改。

毛主席：國旗決定，國徽是否可慢一點決定，等將來交給政府去決定。

馬敘倫：最好還是決定一個原則。

徐悲鴻：我覺得把第一圖修改一下，原則上我完全同意這個圖案。

張奚若：現在我們這些圖案太像蘇聯之國徽。

郭沫若：我覺得這個原則還是可以的，只要將它修改一下。

……

毛主席：張是說像蘇聯。我們是否不決定原則。

艾青：假使這個原則要求叫原設計人張仃同志重修改一下。

洪深：根據第 1、3、4 圖修改為好。

毛主席：原小組還繼續存在，再去設計。

會議隨後討論國都、紀年和國歌。國都是北京（北平改名北京）；紀年用公元，時年是公元 1949 年；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1949 年 9 月 27 日召開的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國都、紀年、國歌、國旗四個決議案。大會主席團決定，國徽圖案「邀請專家另行擬制」。

「邀請專家」就是林徽因。

清華大學營建系林徽因、莫宗江等在 1949 年 10 月 23 日提交了一個國徽圖案和《擬制國徽圖案說明》。

林徽因等 1949 年 10 月 30 日方案

林徽因等，《擬制國徽圖案說明》

《說明》全文如下：

擬制國徽圖案說明

擬制國徽圖案以一個璧(或瑗)為主體：以國名、五星、齒輪、嘉禾為主要題材；以紅綬穿瑗的結襯托而成圖案的整體。也可以說，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齒輪，組織略成漢鏡的樣式，旁用嘉禾環抱，下面以紅色組綬穿瑗為結束。顏色用金、玉、紅三色。

璧是我國古代最隆重的禮品。《周禮》：「以蒼璧禮天」。《說文》：「瑗，大孔璧也。」這個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個瑗。《荀子·大略篇》說：「召人以瑗」，瑗召全國人民，象徵統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溫和，象徵和平。璧上淺雕卷草花紋為地，是採用唐代卷草的樣式。國名字體用漢八分書，金色。

大小五顆金星是採用國旗上的五星，金色齒輪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農。這三種母題都是中國傳統藝術里所未有的。不過漢鏡中有形的弧紋，與齒紋略似，所以作為齒輪，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漢鏡中心常有四瓣的鈕，本圖案則作成五角的大星；漢鏡上常用小粒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變形。全部作成鏡形，以象徵光明。嘉禾抱著璧的兩側，綴以紅綬。紅色象徵革命。紅綬穿過小瑗的孔成一個結，象徵革命人民的大團結。紅綬和綬結所採用的褶皺樣式是南北朝造象上所常見的風格，不是西洋系統的緞帶結之類。設計人在本圖案里盡量地採用了中國數千年藝術的傳統，以表現我們的民族文化；同時努力將象徵新民主主義中國政權的新母題配合，求其由古代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圖案；顏色僅用金、玉、紅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個莊嚴重典雅而不浮跨不艷俗的圖案，以表示中國新舊文化之繼續與調和，是否差強達到這目的，是要請求指示批評的。

這個圖案無論用彩色，單色，或做成浮雕，都是適用的。

這只是一幅草圖，若蒙核准採納，當即繪成放大的準確詳細的正式彩色圖、墨線詳圖和一個浮雕模型呈閱。

林徽因雕飾學教授，做中國建築的研究

莫宗江雕飾學教授，做中國建築的研究

集體設計

參加技術意見者

鄧以蟄中國美術史教授

王遜工藝史教授

高庄雕塑教授

梁思成中國雕塑史教授，做中國建築的研究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這個方案首次將國旗上的五顆金星設計入國徽圖案，且「以紅綬穿瑗的結襯托」也應用在後來的國徽中，用玉璧的造型已具備了後來國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圖畫的特徵。而國徽圖案要體現「中國數千年藝術的傳統」和「民族文化」與「新母題配合」「發展出新的圖案」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始終堅持和追求的。

新中國成立後，被某些人稱為「從延安時期起就作為黨內第一設計專家的張仃」，參加了「五人接管小組」，「接管了舊國立北平藝專，其後，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他擔任實用美術系主任、教授。」張仃帶領中央美院的國徽設計小組(其中有張光宇、周令釗)又做了一個方案。

1950 年 6 月 1 日馬敘倫給全國政協常委會的報告中關於國徽設計的文字如下：

現在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又據專家參加原來選出比較可供選擇的五種國徽圖案，另外擬制了兩種，其中一種，仍然取法原來五種造意，而於形式上略加變更。另補一種則造意略有不同，著重於中國民族形式的表現。現將這兩種新擬的圖案，連同原來的五種，一併送請審核並請提出(交)全國委員會全體作最後決定。

附送國徽圖案七種。

召集人馬敘倫

1950 年 6 月 1 日

報告中的國徽圖案七種中，「原來選出」的五種是上面提到的張仃、鍾靈設計的五個圖案，「著重於中國民族形式的表現」的是林徽音、莫宗江的方案，而「仍然取法原來五種造意，而於形式上略加變更」的應該是張仃、周令釗等設計的另一個圖案。遺憾的是在全國政協檔案處現藏的國徽設計圖稿中，未找到這個圖案。但有檔案可以映證，這個圖案外圈與張仃、鍾靈設計的五個圖案相似，是「仿（政協）會徽形式」的，而中間是一個彩色的斜透視的寫實的天安門圖形。

1950 年 6 月 21 日馬敘倫、沈雁冰的《國徽審查組報告》中寫道：

計得有仿政協會徽擬制的五個圖案，亦仿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一個圖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擬制的兩個圖案，一併送請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審定。

1950 年 6 月 11 日國徽小組會上，張奚若發言中較為仔細地談到這個方案：

昨天我參加第五次常務會議，感覺天安門這個圖式中的屋檐陰影可用綠色，房子是一種斜紋式。但是有人批評它象日本房子，似乎有點像唐朝的建築物，其原因由於斜式與斜儀(原文如此)到什麼程度，是否太多?調和否，其次從房子本身來說不是天安門，而是唐朝式。後來我與周總理談過後，認為採取上述圖樣房子是必再加以修改的。有人認為上面一條太長，而下面的藍色與紅色的顏色配合是不一定適宜的。

1950 年 6 月 10 日政協第五次常務委員會討論了第 6 小組送審的七個國徽圖案，在 6 月 11 日下午四點國徽小組會議上，首先是馬敘倫傳達了政協常委會的審議情況：

關於國徽這件工作我們籌備時間相當長久，曾交大會審查未獲得適當解決。我想在這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能獲得解決的。不過前經第五次常務委員會議議決採取國徽為天安門圖案，其次裡邊設計過程可讓他們作報告。

接著就是張奚若講了上面的那段話，介紹了常務會討論的情況。

在張奚若發言後，梁思成發言，對這個「採用天安門式」的方案發表了意見：

我覺得一個國徽並非是一張圖畫，亦不是畫一個萬里長城、天安門等圖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傳統精神，而天安門西洋人能畫出，中國人亦能畫出來的，故這些畫家所繪出來的都相同。然而並非真正表現出中華民族精神，採取用天安門式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本文作者評註：是「天安門式」。）最好的是要用傳統精神或象徵東西來表現的。同時在圖案處理上感覺有點不滿意，即是看起來好像一個商標，顏色太熱鬧庸俗，沒有莊嚴的色彩，又在技術方面：a.紙用顏色印，b.白紙上的顏色要相配、均勻，c.要做一個大使館門前雕塑，將在雕塑上不易處理，要想把國徽上每種顏色、形狀表現出來是不容易的，d.這個國徽將來對於雕刻者是一個艱巨工作。由於以上這幾點意見貢獻這次通過決議案(天安門為中華人民共國國徽)的國徽圖形上修改的意見。

隨後張奚若、沈雁冰發言，表示贊成國徽採用天安門圖形。張奚若說：

我今天所談的僅把設計過程談談。我個人感覺用天安門是可以的，從其內容上來說：它代表中國五四革命運動的意義，同時亦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地，……

（本文作者評註：請注意此話是張奚若所說，不是張仃所說。）

沈雁冰說：

我聽到很多人對國徽有分歧意見的，我們理想的國徽是代表著工農聯盟的鬥爭精神以及物產領土等方面，倘若把古代方式添上去有許多不適當的，其次民族意識亦用什麼東西來代表，……我對採取天安門圖形表示同意，因為他是代表中國五四運動與新中國誕生之地，以及每次大會在那裡召集的。最好是裡邊不要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字，看起來有點太俗了。

會議最後「原則上通過天安門圖形」。

事情到此，如果國徽方案由張仃等一家自己修改完成，歷史就簡單了，但恐怕也就不會得到現在國徽這樣完美的形象了。

至於為什麼在政協檔案館中找不到張仃他們設計的「仿（政協）會徽形式，中間是一個彩色的斜透視天安門圖形」的圖案呢？可以推測，在 6 月 11 日下午國徽小組討論這個圖案後，張仃他們拿回去修改了，到 6 月 15 日提交了一個新圖案參會。原來的那個圖案沒有在政協留檔。

6 月 11 日下午國徽小組會議後，周恩來約請了梁思成先生。這件事可從 6 月 15日晚召開的「全委會第二次會議國徽組第一次會議」的會議記錄中知道, 會議記錄全文如下：

全委會第二次會議國徽組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六月十五日下午八時

地點：全委會後花廳

出席人：馬敘倫、張奚若、沈雁冰、鄭振鐸、陳嘉庚、李四光、張沖、田漢、梁思成、周恩來

主席：馬敘倫記錄：萬仲寅

梁思成報告：周總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門為主體，設計國徽的式樣，我即邀請清華營建系的幾位同人，共同討論研究，我們認為國徽懸掛的地方是駐國外的大使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他必須莊嚴穩重。因此，我們的基本看法是：

(1)國徽不能像風景畫國徽與圖畫必須要分開，而兩者之間有一種可稱之為圖案。我們任務是要以天安門為主體，而不要成為天安門的風景畫，外加一圈，若如此則失去國徽的意義，所以我們要天安門為主體, 須把他程式化，而使他不是風景畫。

(2)國徽不能象商標國徽與國旗不同，國旗是什麼地方都可以掛的，但國徽主要是駐國外的大使館懸掛，絕不能讓他成為商標，有輕率之感。

(3)國徽必須莊嚴歐洲十七八世紀的畫家開始用花花帶子，有飄飄然之感。我們認為國徽必然是莊嚴的，所以我們避免用飄帶，免得不莊嚴。至於處理的技術，我們是採用民族形式的。

田漢：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國徽成為風景畫，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認為最要考慮的是人民的情緒，那一種適合人民的情緒，人民就最愛他，他就是最好的。張仃先生設計的與梁先生設計的頗有出入，他們兩方面意見不同，非常重要。梁先生的離我們遠些，張先生的離我們近些，所以我認為他們兩位的意見需要統一起來。

討論決定：

將梁先生設計的國徽第一式與第三式合併，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內容，請梁先生再整理繪製。

（散會）

張仃等人在 6 月 15 日也提交了他們的修改方案，

張仃等 6 月 15 日的方案（張光宇畫），天安門從斜透視改為正透視，立面上畫了 10 開間（中間 1 間，左側 4 間，右側 5 間）

張仃等，《國徽應徵圖案設計含義》

其設計說明書如下：

國徽應徵圖案設計含義

一、紅色齒輪、金色嘉禾、象徵工農聯盟。齒輪上方，置五角金星，（本文作者評註：是「五角金星」，不是「五星」——五顆星。）象徵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二、齒輪嘉禾下方結以紅帶，像征全國人民大團結，國家富強康樂。

三、天安門— 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代表性建築物，是我五千年文化，偉大、堅強、英雄祖國的象徵。（本文作者評註：未見五四運動、新中國成立的話）

附設計人意見書

在國徽草案設計過程中，因清華大學梁思成諸先生亦在進行設計，為互相充實設計內容與表現形式，故一度交換意見，對梁先生之設計理想，頗表欽佩，我們的設計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寶貴意見，但與梁先生意見相左部分，仍加保留，故附上意見書，作為補充說明：

一、關於主題處理問題：

梁先生認為：天安門為一建築物，不宜作為國徽中構成物，圖式化有困難，宜力避畫成一張風景畫片，要變成次要裝飾。

設計人認為：齒輪、嘉禾、天安門，均為圖案主要構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門為主體，即使畫成風景畫亦無妨(世界各國國徽中畫地理特徵的風景畫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題。

二、關於寫實手法問題：

梁先生認為：國徽造型最好更富圖式化、裝飾風，寫實易於庸俗。

設計人認為：自然形態的事物，必須經過加工、才能變成藝術品。但加工過分或不適當，不但沒有強調自然事物的本質，反而改變了它的面貌，譬如群眾要求的嘉禾式樣是非常現實的，又非常富於理想的，金光閃閃，顆粒累累，倘僅從形式上追求，無論自出漢磚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的，寫實是通俗的，但並不是庸俗的。

三、關於承繼美術歷史傳統問題：

梁先生認為：國徽圖案應繼承美術上歷史傳統，多採用民族形式。

設計人認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繼承美術上歷史傳統，應該是有批判的，我們應該承繼能服務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這是原則。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無原則歌傾古人，而是「推陳出新」。

梁先生認為：國徽中彩帶仿六朝石刻為高古，唐帶就火氣重了。

設計人認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於什麼場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帶，表現靜止，確是精構，倘用在國徽中，就太靜止了，而唐之吳帶是運動的，所謂「吳帶當風」，國徽彩帶採用這樣精神，正適應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四、關於色彩運用問題：

北京朱牆、黃瓦、青天，為世界都城中獨有之風貌，莊嚴華麗，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黃)、青三色，此亦為中國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識分子因受資本主義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畫影響，多厭此對比強烈色彩，認為「不雅」。(尤其厭群青色，但不可改為西洋普藍，及孔雀藍，否則中國氣味全失，且與朱金不和。)實則文人畫未發展之前，國畫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畫，再早漢畫，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廣大人民，至今仍熱愛此豐富強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強烈色彩，不適合裝飾於中國建築上，倘一味強調「調和」，適應書齋趣味，一經高懸、則黯然無光，因之不能使國徽產生壯麗常皇印象。

設計者：張仃

提供技術意見者：張光宇、周令釗

助理繪畫者：曹肇基

通訊處：中央美術學院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五日

1950 年 6 月 10 至 6 月 15 日這 6 天的歷史真實在上述檔案文件中反映得清清楚楚，但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卻被張仃本人及其他一些人大肆渲染成，張仃和梁思成關於國徽中是否採用天安門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說張仃認為天安門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是新中國宣布誕生的地方，而梁思成則認為天安門是封建皇權的象徵……。他們把此炒得沸沸揚揚，到處散布,《中華讀書報》1998 年 2 月 6 日整版文章，12 月 19 日鳳凰衛視「楊瀾工作室」對張仃的採訪等等，目的就是一個，把整個國徽設計就集中到是否採用天安門這一點上，抬高張仃，貶低梁思成，進而說現在國徽的設計者(有的叫做「主體創意」者)是張仃，而梁思成等只是按照張仃的創意製圖，是「圖紙成稿」，高庄是「模型定型」。

然而檔案紀錄的歷史事實是，在 6 月 10 日政協常委會「議決採取國徽為天安門圖案」後的第二天 6 月 11 日下午，梁思成作為國徽評選委員會顧問參加國徽小組會議發言講了對所選方案的意見的那一段話，會議最後：「原則上通過天安門圖形」，晚上周恩來「提示」梁先生「要以天安門為主體，設計國徽的式樣」，梁先生接受了。哪裡表明和哪有時間梁思成和張仃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呢?而且把張奚若 6 月 11 日同意採用天安門圖形的話「它代表中國五四革命運動的意義，同時亦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地」變成了張仃的話。要知道張仃在 6 月 15 日提交的《國徽應徵圖案含義》中對天安門圖形的解釋還是：「天安門 — 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代表性建築物，是我國五千年文化，偉大、堅強、英雄祖國的象徵。」哪裡有「五四運動」「新中國誕生」的字眼呢?

至於說梁思成認為天安門是「封建皇權的象徵，怎麼把封建皇權的象徵變成人民政權的一種象徵呢?他沒有想到這一點」，那是 1993 年梁思成、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先生的話，他在 1950 年還是個中學生，這些話只能是梁從誡先生幾十年後想當然的推想。張仃是 1950 年 6 月 11 日國徽小組會議的參加者，他應該知道梁思成在會上講了什麼，怎麼可以把會上張奚若的話變成自己的話，把幾十年後梁從誡的話變成梁思成的話，在電視上侃侃而談呢！

我們卻可以舉出一個反證，證明梁思成先生當時不會這樣來認識天安門。1950年 5 月 7 日出版的《新建設》，發表了梁思成的文章《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文中寫道：

天安門不是皇宮的大門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就是在天安門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們不要忘記，這一切建築傳統的遺物都是古代多少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傑作。

梁思成和張仃的爭論和分歧是什麼呢?主要是在國徽的藝術要求和藝術形式上。梁先生說：「採取用天安門式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這是幾十年後被一些人揪住不放的一句話)，也是從「式」上面講的。張仃等在 6 月 15 日的《圖案說明書》中也是說：「梁先生認為：天安門為一種建築物，不宜作國徽中的構成物，圖式化困難」。這裡沒有牽扯到任何有關天安門的政治象徵問題。比較一下樑思成先生 6 月 15 日的報告和同一天張仃提交的設計說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者在對國徽的藝術要求和形式處理上是存在明顯分歧的。任何一個沒有偏見的，稍具藝術鑒賞力的人，只要把上述歷史文件讀一遍，再把 6 月 15 日張仃等提交的方案和清華大學營建系 6 月 17日提交的方案比較一下，一定會判斷出兩者藝術水準的分野。

從 6 月 15 日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清華營建系提供了至少 3 個方案，政協檔案館藏有多個清華營建系設計的國徽圖案，但 6 月 15 日參選的「第一式」和「第三式」具體是哪一個？根據會議記錄「第一式與第三式合併，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內容」與清華 6 月 17 日提交的圖案比對，可以推測，兩個圖案如下（左為第一式，右為第三式）：

6 月 17 日清華大學營建系國徽設計小組在梁思成、林徽因的領導下提交了設計方案和《國徽設計說明書》，

清華大學營建學系 1950 年 6 月 17 日方案

清華大學營建學系《國徽設計說明書》

說明書如下：

國徽設計說明書

設計人：國立清華大學營建學系

一、我們的了解是：

國徽不是尋常的圖案花紋，它的內容的題材，除象徵的幾何形外，雖然也可以採用任何實物的形象，但在處理方法上，是要強調這實物的象徵意義的。所以不注重寫實，而注重實物的形象的簡單輪廓，強調它的含義而象徵化。

它的整體，無論是幾件象徵的實物，或幾何形線紋的綜合，必須組成一個容易辨認的、明確的形狀。

這次的設計是以全國委員會國徽小組討論所決定採用天安門為國徽主要內容之一而設計的。

因為天安門實際上是一個龐大的建築物，而它前面還有石橋、華表等許多複雜的實物，所以處理它的技術很需要考慮，掌握象徵化的原則，必然：

(一)極力避免畫面化，不要使它成為一幅風景畫，這就要避免深度透視的應用，並避免寫真的色彩。

(二)一切需圖案化、象徵化。象徵主題內容的天安門，同其他象徵的實物的畫法的繁簡必須約略相同，相互組成一個圖案。

二、這個圖案的象徵意義

圖案內以國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五星象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全國人民的大團結；天安門象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源地，與在此宣告誕生的新中國。（本文作者評註：是清華的設計說明這麼說的，而張仃的設計說明沒有如此說，怎麼幾十年後，被張仃給顛倒過來了。）以革命的紅色作為天空，象徵無數先烈的流血犧牲。底下正中為一個完整的齒輪，兩旁飾以稻麥。象徵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以通過齒輪中心的大紅絲結象徵全國人民空前鞏固團結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周圍。就這樣，以五種簡單實物的形象，藉紅色絲結的聯繫，組成一個新中國的國徽。

在處理方法上，強調五星與天安門在比例上的關係，是因為這樣可以給人強烈的新中國的印象，收到全面含義的效果，為了同一原因，用純金色浮雕的手法，處理天安門，省略了繁瑣的細節與色彩，為使天安門象徵化，而更適合於國徽的體裁。紅色描金，是中國民族形式的表現手法，兼有華麗與莊嚴的效果，採用作為國徽的色彩，是為中國勞動人民所愛好，並能代表中國藝術精神的。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七日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儘管政協常委議決「採取國徽為天安門圖案」,要求國徽以天安門為主體來設計，但清華的方案卻是，「採用天安門為國徽主要內容之一而設計的」，「圖案內以國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天安門在這裡只是主要內容「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不是「第一」，「第一」是「國旗上的金色五星」。方案中天安門圖形並不像張仃的方案那樣撐滿整個畫面作為唯一的「主體」，而是「強調五星與天安門在比例上的關係」，把一個正立面的、程式化的、浮雕式的天安門置於國旗的五顆金星之下，只佔畫面的三分之一不到。把國旗上的五顆金星引入國徽圖案是林徽音先生 1949 年 10 月 23 日的國徽方案中首創的。國徽採用金紅兩色浮雕造型，極富中國特色。紅的底色配上五顆金星，正是一面滿天空的五星紅旗，這一點設計人開始也未意識到，而是被參加國徽評審會議的李四光先生一語道破的。用國旗以及國旗映照下的天安門來表達新中國的政權特徵顯然比只用天安門要好得多。這是梁思成、林徽音領導的清華大學營建系國徽設計組對國徽設計的最大貢獻，也是國徽主題的最重要的創意。

政協第 6 小組在 1950 年 6 月 21 日呈送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國徽審查組報告》中寫道，報送的國徽圖案「以國旗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本文作者評註：政協也改變了，從「以天安門為主體」改為「以國旗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1950年 9 月 20 日毛澤東主席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說明》公布「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兩者都是把國旗作為國徽內容的首位。

張仃先生(也許是周令釗先生)率先提出國徽中採用天安門圖形，並被政協常委會接受，是歷史的事實，應該加以肯定。但國徽設計決不僅僅是一個要不要天安門的問題，國徽最終採用了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的方案，也是歷史的事實。

對於設計過程，朱暢中先生生前曾回憶道：

6 月 12 日上午，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清華大學新林院 8 號家中召集營建系教師莫宗江、李宗津、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張昌齡一同開會，組成國徽設計小組。梁先生還傳達了周總理要求國徽圖案內容除增加天安門外，還要增加稻穗。

林徽因先生讓我去畫天安門的透視圖，她要我去系裡資料室找出以前中國營造學社測繪天安門的實測圖作參考。當我看到實測的天安門建築立面圖時，感到它中軸線左右對稱的布局，本身就顯示出一種莊嚴雄偉的氣勢，而且在視覺上有一種深遠感。趕緊向梁、林兩先生報告，建議改用天安門立面圖。這建議得到梁、林兩先生和小組全體向志的贊同。

林徽因先生提出了「國徽」和「商標」區別問題，進行討論。林先生向我們展示了一些國家的「國徽」和家族「族徽」，以及一些商品的「商標」，作了分析比較。

張昌齡先生接受研究齒輪形式的任務，他特意去找清華機械系的老師請教繪製標準機械齒輪圖的原理和方法。

清華大學營建系 5 月 17 日報送的方案顯然比張仃等 5 月 15 日提交的方案勝出一籌，國徽審查小組多數人「贊成梁思成新作圖樣」。第 6 小組副組長沈雁冰的《國徽審查小組報告》顯示了這一點：

國徽審查小組報告沈雁冰

贊成梁思成新作圖樣(金朱兩色、天安門、五星)者，計有：張奚若、鄭振鐸、廖承志、蔡暢、邵力子、陳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贊成此圖之原始草樣)。

邵力子於贊成該圖樣時，提一意見，主張把梁的原始草樣之一與此次改定之樣綜合起來，使此改定樣的天安門更像真些。

贊成的理由：梁圖莊嚴，藝術結構完整而統一，(邵力子說張圖美麗而梁圖莊嚴)。

田漢、馬夷老，說兩者各有所長。

馬先生對於梁圖，認為天安門用金色，與今日之為紅色者不符，與革命的意義上有所不足。

關於梁圖之天安門改色一層，小組會上有過研究，廖承志且以色紙比附，結果認為紅地金色有些莊嚴感，配以或雜以他色，皆將弄成非驢非馬。

雁冰曾詢在組以外見過此兩圖者之意見，或言張圖美麗，或言梁圖完整，而覺得兩圖都不理想。

在年長的一輩人中間，對於張圖意見較多，對於梁圖意見較少。報告呈上，請尊決。

6 月 15 日以後，張仃領導的設計組也在修改他們的圖案，政協檔案館收藏有一幅國徽圖案：

從用飄帶裹稻麥穗，天安門圖案是正透視，前面有金水橋，天空有光芒等可判斷是張仃領導的美術學院設計組設計的，但已經把原來設計圖中置於頂部齒輪中間的 1顆五角星改為 5 個五角星（1 大 4 小）放在天安門上方，星與天安門均為紅色，背景從藍天改為黃色，天安門從錯畫成 10 開間改為正確的 9 開間等，可以判定這是張仃設計組在 6 月 15 日之後畫的另一個圖案。但圖中四顆小五角星不是像國旗上那樣圍繞大五角星向心布置的，兩邊城牆上各有 4 桿旗幟，左（西）邊的向右（東）飄，右（東）邊的向左（西）飄。

決定性的日子是 1950 年 6 月 20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此時正在召開，全委會在 6 月 20 日召開國徽審查會議。出席人有：沈雁冰、張奚若、邵力子、馬敘倫、李四光、張沖、陳嘉庚、鄭振鐸、蔡暢、邢西萍、周恩來、歐陽予倩，缺席人有：翦伯贊、錢三強、張瀾、馬寅初、梁思成、葉劍英、郭沫若、田漢、李立三。列席人：朱暢中。梁思成因病未能參加，派當時任營建系秘書的朱暢中前往。

會議廳內擺放著清華大學營建系國徽設計組和中央美術學院張仃領導的設計組的多個送審方案，周恩來總理和到會成員進行了評審。

左起第一人是朱暢中

最後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的第二圖當選。政協檔案館保存的會議記錄如下：

沈雁冰(主席)：

上次小組討論的時候，大家都同意第二圖，不過還須把上面五星改小一點。雖然第二，第六兩圖都有天安門，但是顏色花綠，不夠莊嚴，請大家再討論一下。

(一)通過圖樣之意見：

第二圖在藝術上非常成熟，結構完整而統一，較第一圖門洞顯明，較第六圖莊嚴。(鄭振鐸張奚若沈雁冰)

圖下面帶子聯結一起，象徵著工農團結(周恩來)。

印時用金色和紅色，若用黃色和紅色則不夠美觀，金色和紅色表現了中國特點，第六圖紅紅綠綠，雖然明朗，不夠莊嚴。(馬敘倫周恩來)。

天安門旁的一排小欄干可以不要，因這樣顯著太瑣碎，不夠大方，稻子也顯的(得)不整齊。(張奚若、鄭振鐸)

最後周恩來委員提意(議)寫一個解釋書，將第二圖拿到會場。使大家腦子內有個印象，然後印發圖樣，以便表決時，看得更清楚一些。

全體組員均同意此意見。

（二）、關於褒獎問題

馬敘倫：

國旗、國歌、國徽都曾登報徵求圖案，投稿人態度都很認真，全委會對他們應有獎勵，現已擬定一褒獎辦法，現在報告如下：

1.第一等：除由政務院發給獎歷(狀)外，並獎給人民幣一千萬元，政協紀念冊一本。

2.第二等：由全委會或政務院給予謝信外，並獎給五百萬元，政協紀念冊一本。

3.第三等：國旗、國徽初選列入者，除由全委會或政務院給予謝信外，各贈初選圖案印冊一本。

4.在報紙上公布得獎名單。

最初應徵的許多國徽圖案，常委會審查時都不甚滿意，後發現一有天安門圖案，尚可採用，顏色差，便由它作主體來改造，逐漸改成二圖(前身有四圖)，二圖與六圖儘管體系性質不同，但二圖的圖案是由六圖改造而成的。所以最初造意與描仿畫下來的都不能不獎，給獎章紀念冊都不成問題，獎金多少，望大家考慮。

鄭振鐸：最初的圖不但有天安門，而且國旗也包括在內，這點在給獎時應提起注意，我的意見較完整的(當選的)獎給五百萬元，而有天安門(造意的)獎三百萬，帶齒輪(照著描畫的)獎二百萬。

張奚若：這不是大家分錢的問題，而是對當選者一個隆重獎勵，並表示對國徽尊重，第六圖雖有天安門，並非個人創造，而是抄政協徽章的內容。我主張當選者獎給一千萬元，其他則是另一問題，可酌情給二等獎。

當選國旗、國徽、國歌都一律獎給一千萬元，此外採用有天安門作內容的(造意的)獎給五百萬，照著畫下來的也獎五百萬元 (馬敘倫、沈雁冰)。

大家一致同意。

從會議紀錄中可以看出，與會者在比較了第二圖(梁圖)和第六圖(張圖)後，贊成第二圖當選。但在討論褒獎時發生了爭議，馬敘倫認為六圖是「最初」有天安門「造意的」，「二圖的圖案是由六圖改造而成的」；但鄭振鐸指出：「最初的圖不但有天安門，而且國旗也包括在內」，而張奚若更指出：「第六圖雖有天安門，並非個人創造，而是抄政協徽章的內容」。儘管最後以「妥協」的方式達到「大家一致同意」卻種下了後來為國徽設計者是誰發生爭議的根源。但是，對歷史事件的評價，並不取決於當時當事人的評價，而取決於歷史事件的本身，取決於歷史的真實。

對於評審過程，參加會議的朱暢中先生回憶道：

會場設在中南海懷仁堂全國政協一間會議室里，沿牆邊椅子上、牆上、沙發上陳列著美院和清華送去的大小國徽圖案多件，正中牆前左側擺著清華方案，右側為美術家的方案。

不久，周總理親臨會場，會議主席沈雁冰先生就宣布開會。接著有的委員指著美術家的圖案詳述優點，表示贊成美術家的圖案中選。有的評委贊成清華的金、紅兩色的圖案。眾說紛紜，氣氛熱烈。大家的意見講完了，會場陸續安靜下來，似乎在等著周總理表態。而周總理卻注意到一直沉默不言的李四光先生，悄悄地走到李先生的座旁，雙手扶著沙發問李先生：「李先生，您看怎樣？」李四光先生左顧右看，再次比較了兩家設計的國徽圖案，然後指著左邊清華的圖案說：「我看這個圖案氣魄大，天安門上空像是一幅整個天空一樣大的五星紅旗，氣魄真偉大；下邊，天安門前的廣場也顯得寬廣深遠，氣勢恢宏。

金、紅兩色，使得整個圖案有鮮明的中華民族特色，對稱均衡、莊嚴典雅又富麗堂皇，我贊成清華大學這個方案。」周總理又再次看了兩家方案，隨即詢問大家是否還有其他意見。他停頓片刻，看看沒有人想發言，就接著說：「那麼好吧！就這樣決定吧！」委員們紛紛表示贊成。

朱暢中先生回到清華，向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報告了會議情況。清華營建系國徽設計組第二天趕製了一個向政協大會展示的國徽圖案。

1950 年 6 月 21 日，清華營建系國徽圖案

在圖案下方用隸書書寫：

國徽圖案說明

一、形態和色彩符合徵求條例國徽須莊嚴而富麗的規定。

二、以國旗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國旗不但表示革命和工人階級領導政權的意義，亦可省寫國名。天安門則象徵「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和在此宣告誕生的新中國。合於條例「中國特徵」的規定。

三、以齒輪和麥稻象徵工農，麥稻並用，亦寓地廣物博的意義，以綬帶緊結齒輪和麥稻象徵工農聯盟。

1950 年 6 月 23 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主席主持通過決議，同意國徽審查組的報告和所報送的國徽圖案。

清華營建系國徽組梁思成與林徽因討論國徽方案

林徽因先生作為設計者應邀參加了會議，當毛主席宣布通過國徽圖案時，林先生流淚了。（梁從誡回憶）

在國徽圖案通過之後，梁思成推薦當時在清華大學營建系任教的雕塑家高庄教授進行國徽浮雕模型的設計和定型工作，並由營建系教師徐沛真協助工作。

高庄先生對國徽圖案中的一些細部處理感到不滿意的地方，就大刀闊斧地修改起來。這就引起了一些議論，覺得國徽圖案已被國家最高領導三次審查通過，任何個人隨意修改是不合適的，除非得到最高領導批准。梁思成先生雖然非常信任和支持高庄先生的才能和意見，但是也無法隨便同意。當時，高庄先生就上書毛主席，他坦率地向毛主席提出自己對國徽圖案的意見和改進的想法。他在信中寫道：

主席，你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不是藝術家，……（本文作者註：此信檔案未查到，據清華建築系原黨總支書記樓慶西說，他見過此信的文字。）

不久彭真同志來清華大學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併到新林院 9 號看高庄先生塑造國徽模型的情況，帶來了中央領導的意見和信息。

高庄為國徽的浮雕模型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嚴肅認真、精雕細刻，對原有圖案進行了精緻的修改和完善，到 8 月中旬完成了國徽石膏模型。

1950 年 8 月 18 日在政務院會議室召開《關於國徽使用、國旗懸掛、國歌奏唱辦法及審查國徽圖案座談會》，高庄在會上發言：

各位領導：國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誤了很多時間，非常抱歉!不過耽誤時間是由於我的一種願望。這種願望就是想使我們的國徽更莊嚴，更明朗，更健，更堅強，更程式化，更統一，更有理性，更有組織，更有紀律，更符合於應用的條件，並賦予更高的民族氣魄和時代精神，以冀我們的國徽藝術性提高到國際水平和千萬年久遠的將來。因此我在塑造中間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當，請予裁奪。

會議決議如下：

(一)同意國徽使用、國旗懸掛、國歌奏唱三項辦法草案並加以修正。(附修正草案)

(二)同意高庄同志等修正的國徽浮雕圖案。(附國徽修正部分的說明)

關於國徽修正部分的說明：

國徽圖案最後定稿，在浮雕過程中，有部分的修改，大家一致同意這個修改，其修改部分及理由如下：

一、綢帶的修改—新圖較舊圖更有力、更規律化。

二、稻粒的修改—仍有豐富感，但不零亂瑣碎。

三、將非正圓改為正圓—易於仿製，更明朗、更健康。

總的來說，修改稿較原稿嚴肅、統一、有組織、有規律，在技術性上更完整。美中不足者，嘉禾葉子稍嫌生硬，擬再略加修改。

會後，高庄和徐沛真對模型作了適當的修改後定型，並繪製了國徽圖案的墨線圖和剖面圖，上報中央人民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在 1950 年 9 月 20 日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在慶祝國慶的時候，我們緬懷為國徽設計和誕生作出歷史性貢獻的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高庄先生，緬懷參加國徽設計並為維護國徽設計歷史真實奮鬥的朱暢中先生。

本文刊於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

附件：

1、中華讀書報 1998 年 2 月 6 日的整版文章：國徽設計「主體創意：張仃；圖紙成稿：清華大學建築系（原營建系）；模型定型：高庄。」

文章說張仃「從延安起就作為黨內第一設計專家」，而把梁思成。林徽因指責為「長期生活在國統區的黨外知識分子」，「因而無法用圖案來詮釋新政權的『政權特徵』」。

文中甚至用「五星」來混淆「五角星」。張仃的國徽方案，自始（1949 年 9 月 25日自至終（1950 年 6 月 20 日）都只有一顆「五角星」而沒有「五（顆）星」；

文章企圖用「五星」來偷換成「五顆星」，從而把國徽中象徵國旗的五顆星也成了張仃的創意。

歷史的事實是，林徽因 1949 年 10 月 30 日的方案上是五顆星，而且說明書中明確說：「大小五顆金星是採用國旗上的五星」。1950 年 9 月 20 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說明》明確地提到：「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

至於原本是「天安門式」的爭論，文章（包括張仃本人）把它「上綱上線」為有關天安門政治含義的爭論，並把張奚若先生的話安到張仃頭上，而用梁思成先生兒子梁從戒 1994 年的話把梁先生至於對立面，以論證這些「長期生活在國統區的黨外知識分子」不能理解張仃先生的創意。

文中說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認為「在我父親心目中認為華表、天安門就是封建皇權的象徵，怎麼把封建皇權的象徵變成人民政權的一種象徵呢?他沒有想到這一點」。這是梁從戒 40 多年後的想當然。梁思成先生作為一個大建築學家是不會這樣來認識天安門的。1950 年 5 月 7 日（而國徽設計之爭在 6 月中旬）出版的《新建設》，發表了梁思成的文章《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文中寫道：

2、周令釗先生 1983 年 11 月 4 日就 1983 年 10 月 1 日該報刊登文章「國徽設計與畫家周令釗」一文致函《北京日報》文藝部。

附言：

我1999年的文章語氣有「論戰」的味道，那是沒有辦法，當我看到 1998 年 2 月6 日《中華讀書報》文章時，當我在鳳凰衛視上看到張仃先生侃侃而談時，怎麼能不「挺身而戰呢」？！我給《中華讀書報》的主管機構《光明日報社》寫信，給全國政協幫辦公室寫信。鳳凰衛視播完後我連夜寫信，第二天一早就趕往鳳凰衛視台北京辦事處去遞交給楊瀾的信（當時她還在鳳凰衛視，是她在電視上採訪張仃），後來吳小莉有一次來清華，還托她帶那封信給楊瀾。我還和白岩松談過此事。承蒙新華社記者王軍（即後來《城記》一書的作者）寫過內參，在北京青年報上發文《歷史檔案了結國徽設計公案》。我寫上述這篇文章，也是為了應戰。

我不採用當事人的回憶，因為活著的人會是會帶著現在的目的來「回憶」，尤其是雙方有很大爭議的情況下，而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已去世，一面之詞必有偏。我採用歷史的檔案（全國政協檔案館藏），包括雙方提交的方案圖和設計說明，有關國徽設計的各次會議記錄和提交報告的文本。這些檔案才是「鐵證如山」，不是幾十年後隨口「回憶」可以改變的。

1999 年 9 月 30 日晚，中央電視台實況轉播國慶 50 周年慶祝晚會，晚會剛開始，主持人走到一位女士面前問道：「你知道國旗是誰設計的？」，女士回答：「上海曾聯松設計的。」我看到這兒，心想，主持人馬上就會問國徽是誰設計的了。果然，主持人走到一個掛滿軍功章的軍人面前，伸過話筒問道：「您知道國徽是誰設計的？」，這位軍人回答「是清華大學的教授設計的。」（1999 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還沒有進清華大學，張仃先生還不是清華人。2001 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進入清華，改稱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現在是一家人了。）我當時心中是一塊石頭落地，我 18 個月的「苦戰」總算有了結果。沒過一分鐘，汪國瑜老先生（當年清華國徽設計組成員）打電話給我：「秦佑國，你剛才看電視沒有？」。我這時想起了朱暢中先生，他是 1950 年 6 月20 日國徽設計方案周總理拍板定案的歷史見證人，這幾年一直為國徽設計的正名而奔波操勞，這些歷史檔案，是他和汪國瑜兩位老先生到政協檔案館查找的。在他知道我做這件事後，有一天他從我辦公室回去，對他夫人說：「系裡總算有年輕人做這件事了，我就放心了。」哪知道，不久朱先生走在路上突發心臟病去世了。朱先生夫人含淚告訴我這句話，我真是感慨萬分，我一定要對得起朱先生在天之靈！時間過去了 10 年，國慶 60 周年就要來臨，近年來又有人折騰，又要翻這個案。我只能再來應戰。

重溫國徽設計的歷史，有許多問題今天仍舊需要思考：

藝術創作中如何處理詮釋政治含義與藝術形式的關係？

藝術創作中藝術家的職責和貢獻是什麼？

設計和創作中如何處理「領導的意圖」？

如何對待藝術傳統和民族文化？

又：

2010 年張仃去世，一些媒體和網上說「國徽設計者張仃去世」，我給清華校長、書記和校長辦公室、宣傳部打電話，告訴他們這樣報道是不對的，只能說張仃參加了國徽設計。後來清華校領導參加張仃的追悼會和接見家屬以及清華正式報道都沒有說張仃是國徽設計人。

十一期間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舉辦《國旗、國歌、國徽誕生珍貴檔案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