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肥胖時代：胖不是胖子自己的錯
原標題：新肥胖時代：胖不是胖子自己的錯
插畫：Nicola Jennings
我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都不敢相信這是英國。八月份，《衛報》刊登了一幅1976年布萊頓海灘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人看起來彷彿來自外太空，幾乎每個人都很苗條。我在社交媒體上提出了這個問題，然後就去度假了，直到我回來的時候人們還在討論這個話題。熱烈的討論促使我閱讀了更多的相關內容。我們怎麼會變得這麼胖？在短短四十年的時間裡？令我驚訝的是，目前提出的所有解釋基本都已經被證偽了。
布萊頓海灘，1976年6月 圖片來源：英國報聯社
從1988年開始，英國才有了連續的肥胖數據，那時肥胖率已經在急劇上升了。而在美國，肥胖的歷史還可以追溯到更遠。他們偶然發現，人們開始發胖的拐點大約是在1976年，從那一段時間所拍攝的照片里可以看出，人們突然就變胖了——此後這種趨勢一直延續了下來。
一個簡單的說法就是我們吃得比以前多了，社交媒體上也有很多人都這麼認為。他們說上世紀70年代的食物大多難以下咽，這一點不無道理。而且當時的食物價格更高，快餐店也沒有今天這麼多，商店早早地就關門了——如果你錯過了下午茶，那就只有餓肚子了。
所以我要告訴你們的第一個驚喜就是：1976年的人其實比我們吃得多。根據政府部門的數據，我們現在平均每天要攝入2130千卡的熱量，這個數字應該是包含了糖果和酒精的。但是在1976年，當時的人每天要攝入2280千卡，如果再算上酒精和糖果，那就是2590千卡。數字不會騙人，我沒有理由不相信。
還有一撥人認為原因在於體力勞動的減少。這看起來也很有道理，但是數據又沒有支持這個猜想。《國際外科學雜誌》去年刊載的一篇論文指出，「和從事專業性工作的人相比，從事非技術性體力工作的人發展成病態肥胖的可能性是他們的四倍以上。」
那麼體育鍛煉的情況呢？很多人認為，我們現在大多會選擇開車而不是步行或騎自行車，而且喜歡一直刷手機，在網上買東西，鍛煉的時間遠遠少於以前。這似乎也很有道理，所以下一個驚喜來了：根據普利茅斯大學的一項長期研究，現在兒童的體育活動量與50年前是一樣的。《國際流行病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發現，在剔除體型因素後，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的人所消耗的卡路里量並沒有差別，而這些貧窮國家還在依靠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人們普遍都要進行繁重的農業勞動，這篇論文由此認為，體育活動與體重增加之間並沒有關係。許多其他研究也表明，儘管鍛煉對身體健康有益，但在控制體重方面遠不如飲食重要。還有一些人認為鍛煉根本起不了作用，因為我們鍛煉得越多，吃得也就越多。
另一些人則提出了一些更邊緣的因素：腺病毒-36感染，兒童時期注射抗生素，化學物質干擾了內分泌。雖然有證據表明這些因素可能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在飲食相同的情況下，這些因素能夠影響到不同個體的體重變化，但不足以用來解釋總體的發胖趨勢。
那麼人類從瘦到胖，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仔細看看過去和今天的營養數據，你或許可以發現一些眉目。是的，1976年的人確實吃得更多，但吃的東西不一樣。現在，我們平均每人購買鮮牛奶的量只有過去的一半，但酸奶卻是原來的五倍，冰淇淋是三倍，乳制甜點更是達到了39倍。和1976年的人相比，我們購買雞蛋的數量只有一半，但早餐穀物類食品增加了三分之一，穀類零食翻了一倍；土豆消耗量減半，薯片消耗量翻了兩番。雖然我們直接購買的砂糖量大幅下降了，但我們在飲料和糖果當中吃到的糖可能是指數式飆升（飲料和糖果的購買數據從1992年開始有記錄起就一直在快速增長。我們過去也喝飲料，但是1976年的人也許一天從飲料中攝取的熱量只有9千卡，沒有人認為這點數字值得記錄）。換句話說，我們在食物中加糖的機會越來越多了。有些專家老早就提出過了，這一點可能就是問題所在。
這種轉變不是偶然發生的。正如雅克·佩雷蒂在影片《致肥元兇》中所展現的那樣，食品公司砸下重金生產能夠增加我們食慾的產品，原理就是利用糖來擺脫我們體內的食慾控制機制；為了打破消費者剩下的一點防禦，食品公司在包裝和推廣方面也投入了巨資，比如使用氣味刺激消費者購買。他們僱傭了一大批食品科學家和心理學家來欺騙我們，讓我們吃下更多的東西，神經科學領域的最新發現也被廣告商用來說服我們購買。
《致肥元兇》劇照
一群聽話的科學家和智囊團都在為食品公司服務，正是他們讓我們在不知不覺間越長越胖，並且根本找不出原因。最重要的是，煙草公司把吸煙的責任推卸到了消費者頭上，食品公司也依葫蘆畫瓢提出了類似的觀點——體重是「個人責任」問題。他們花費了數十億來戰勝我們的意志力，還要回過頭來指責我們缺乏意志力。
從1976年的那張照片所引發的討論來看，食品公司的洗腦奏效了。「各位，不要找借口，要為你自己的生活負責！」「又沒有人逼你吃垃圾食品，這是你自己的選擇。我們又不是老鼠，喂什麼吃什麼。」「有的時候我甚至覺得免費醫療是個錯誤。搞得好像懶惰和肥胖變成了一種權利意識，因為反正政府會為他們的健康買單。」這一片責罵聲與食品公司的工業宣傳是一致的。我們喜歡責怪受害者。
更令人擔憂的是，《柳葉刀》雜誌上的一篇論文表示，超過90%的官員認為「個人動機」對於「肥胖率上升有很強或非常強的影響」。這些人沒有提出任何理由來解釋，為什麼有61%的英國人都意志力不足，吃成了超重或肥胖。但是這種瞎猜式的解釋估計也並不需要什麼證據。
肥胖恐懼症也成了一種變相的階級鄙視鏈。在大多數富裕國家，社會底層人士的肥胖率要高得多。肥胖與不平等密切相關，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英國的肥胖率比大多數歐洲國家和經合組織國家要高。科學文獻表明，社會地位底下會導致消費能力底下，人們會更容易感到壓力、焦慮和抑鬱，也就更容易受到不良飲食習慣的影響。
失業的人要為結構性失業背鍋，還貸的人要為高昂的住房成本負責，當肥胖成為了一個社會問題，我們指責的往往還是胖子本人。的確，我們需要意志力——政府要有克服社會問題的意志力。的確，我們需要個人責任感——政策制定者要勇於擔當。的確，我們也需要控制——控制那些發現了我們的軟肋並且大加利用謀取利益的商家。
本文作者George Monbiot系《衛報》專欄作家。
本文原載於《衛報》，原標題為「We"re in a new age of obesity. How did it happen? You"d be surprised」，作者：George Monbiot，翻譯：都述文，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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