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第一風流皇帝趙佶：文藝皇帝的「四風」問題剖析！

近日做了一個夢，夢到文藝皇帝宋徽宗找到我，讓我幫他寫一份「四風問題」對照檢查材料，並囑咐我，一定要深刻，把他玩物喪志、亡國喪身的深刻教訓寫出來，要做到自我批評辣不怕，別人批評不怕辣。他還紅著臉說，自己和兒子趙恆現在被關在東北的荒漠之中，時刻遙望故園，盼望能重新回到故鄉，希望能捎信給自己的兒子趙構，勵精圖治，北定中原，把我們接回去。你放心，我和你哥哥都想開了，不去做那個勞什子皇帝了，我還是寫詞畫畫踢足球……

說實話，我對宋徽宗是很有意見的，別人玩物喪志，他玩物喪國。雖說北宋王朝落在他手裡的時候，已經是風雨飄搖了，但他要是不折騰，即使中興無望，但至少可苟延殘喘幾十年，倘若治國有道，那也不至於出現「靖康之變」那段屈辱的歷史了，或許中華文明史可以改寫。但是現在，一切都如煙雲散去，留下的是對宋徽宗如一地雞毛般感情複雜的嘆息。於是，我在無限的嘆息中，為宋徽宗趙佶寫下以下對照檢查材料，現將材料原文抄錄如下。

一、我和宋朝的基本情況。

我叫趙佶，是歷史上那個鼎鼎大名的風流帝王。我是父親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個兒子，是宋朝第八位皇帝。我當上皇帝或許是命運的錯誤，我若能預知後來的境遇，打死我也不去做這個皇帝，我還是做個著名詞人、畫家和書法家好了。

我是庶出，本無希望做皇帝，但是命運給了我機會。實際上，我還是有野心的。我哥哥宋哲宗趙煦八歲開始幹了15年皇帝，死的時候只有23歲，連個兒子都沒留下。因為我平時守成持重，興趣高雅，精於繪畫書法填詞作賦，我的祖母向太后對我的早請示晚彙報也很開心，更為重要的是，我的那些兄弟們個個都不成器，說句自嘲的話，就是「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祖母就力主把皇帝寶座讓給了我，雖然那個可惡的章惇極力反對，說「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但仍然沒有阻擋我榮登大寶的步伐。

我的命運是和我的國家、家族聯繫在一起的。後來由於種種主觀和客觀的原因，背信棄義的金國大舉進犯，兵臨城下，為了鍛煉我的兒子趙恆的臨場指揮能力，我匆忙間退了位，做了太上皇，我的兒子做了宋欽宗。然而，野蠻是野蠻者的通行證，文明是文明者的墓志銘，野蠻的馬背民族根本不吃我們求和的那一套，燒殺搶掠，將我和兒子及大批宮女臣子擄往荒寒大漠，大宋文明毀於一旦，而我和兒子則受盡屈辱，至死未歸。

身前事身後名，中國人向來講究蓋棺定論。在歷史上我有著複雜的形象。元代那個寫史的脫脫對我的評價應該說是公允的，他說我「諸事皆能，唯獨不能為君」。事實上，我除了在治理國家方面犯過錯誤而亡國喪身之外，我還是有很多優點的，比如我創造的瘦挺爽利、側鋒如蘭竹的「瘦金體」 獨樹一幟，我創造的「妙體眾形，兼備六法」的工筆花鳥畫天下聞名。歷史湮沒了我的宋朝，但沒有湮沒我的作品，現在可是價值連城的藝術珍品。土豪們都喜歡收藏我的作品，他們說，趙佶這個人對我們的藝術還是有巨大貢獻的。這一點，也許能對我傷痕纍纍的內心有一些安慰。我還精通騎射、蹴鞠，就是後來世人為之瘋狂的足球，雖然我們的足球到現在還是亞洲三流，但畢竟我給世界創造了最瘋狂的遊戲，也培養出高俅等一批球技精湛但心眼很壞的球星。還有我的詞，後世的王國維評價就很高。他把我和那個寫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李後主相提並論，並讚揚說我的詩用血寫成。這一點上，王國維的評價是精準的，他極為深刻地描畫了我當時的心境。從金碧輝煌的京城到荒無人煙的北國大漠，從一國天子到階下囚，人生的反差何其大也，所以我用血寫下了這首詞：《眼兒媚》：

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我懷念那「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的汴京，這個當時世界最大最繁華的城市，一夜之間淪落於金兵的鐵蹄下，曾經的山河萬里，曾經的瓊林玉殿，曾經「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是非成敗轉頭空」，而今是「朝來寒雨晚來風」。

一個強盛的國家，竟然猶如海灘邊美輪美奐的沙雕，在一陣疾風暴雨中轟然倒塌。是暴風雨來得太猛烈，是海岸鬆軟的沙子基礎不牢固，還是我們的設計缺陷，我不知道。那個可惡的司馬光搞了個系統工程，叫《資治通鑒》，讓我好好看，從歷代的興衰中，我發現歷來的亡國之君無外乎幾條，一是皇帝愚蠢而軟弱，這一點，我相信我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是金國打敗了我，而不是宦官或外戚奪權，換句話說，我是毀於野蠻文明對先進文明的衝擊；二是橫徵暴斂民不聊生。這一點我有些問題，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在我執政期間，有過借改革之名與民爭利的情況，但那都是我識人不明用人不當造成的。方臘等一伙人也舉起大旗起義，但也只是稍微撼動了我大宋朝的一點根基而已；三是殘暴。這一點和我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因為太祖趙匡胤在開國之初，就定下鐵律，要把整個宋朝建設成為一個文官政治的典範國家。在我們國家「黃髫小兒，但習歌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都是喜歡文藝厭惡戰爭熱愛和平的人民，當時我們大宋朝是世界第一大國，人民安居樂業很和諧。我們不像美國人一樣，唯恐世界不亂，我們只想過自己和平發展的日子。但是我應該意識到，極端條件下，和平只能依靠戰爭獲得。在虎狼環飼的西北，死而不僵的遼國，迅猛發展的金國，還有一直被我們壓制的西夏，無時無刻不窺視著我們，期待我們犯錯。在危機四伏的時代，我忘記了我朝名臣歐陽修的「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古訓，像只鴕鳥，只管把頭沉浸在溫柔鄉里，把屁股留給來勢洶洶的敵人，結果導致亡國喪身。

有一點我要說清楚，和我同為文藝皇帝、亡國之君的李煜寫過《破陣子》，他說「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他的口氣太大了，當年被太祖所滅的南唐，偏安一隅，那才多大的地方，而我們大宋朝，卻實實在在可以稱得上是萬里山河。除了兒皇帝石敬瑭弄丟的「幽雲十六州」之外，我們大宋朝算得上是一個完整、繁榮的經濟政治大國。但是我承認，我在發展經濟和文化事業方面用功頗深，但在發展思路上有過失誤。對國防建設重視不夠。沒辦法，這是一個王朝的性格問題。男人們提刀上馬血戰疆場，那是唐朝時候的事情了。那時社會普遍的心態是「寧為百夫長，不為一書生」，「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士人往往通過戰功獲得功名利祿。而到了我朝，來了個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我通過調研知道，民間流行的一句話，「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他們還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意思是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在「娛樂至死」的心態下，我朝猶如被抽去了脊椎的巨龍。我朝男人雄性激素明顯減退，雌性激素顯著上升，失去了尚武精神，人民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流連在花前月下青樓楚館，在淺吟低唱中送走流光。後世的梁啟超說得好，「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致使我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這一點，太祖趙匡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如今，我們父子身處塵沙漫天的荒漠，那繁花似錦的汴京仍然經常縈繞夢中，萬般愁苦也只能夢中得到慰安。羌笛聲起，夢斷胡沙，我心中的悲苦之情、亡國之痛、故國之思，在我這首詞里血透紙背。

對於我來說，人生境遇的變化何其大耳。從風流天子到亡國之君，我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淬鍊。命運對我的安排是混亂的，我的人生就是一段擰巴的歷程。「我本是卧龍崗上散淡的人」，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一個風流多情的男子，我本可以在大宋朝的安樂窩裡做一個吟風弄月的詩人，做一個馳騁街頭腳法精湛的足球健將，但是一切如夢如幻如泡影。我最大的教訓是，對官場治理不力，使得大宋朝腐敗橫行，雖然我認識到「千里之堤毀於蟻穴」的道理，但是我政治立場不堅定，沒有堅決打擊腐敗，反而和蔡京那些腐敗分子們同流合污，最終亡國亡身；我最大的悲劇是，身上的文藝色彩濃厚，以為治理國家和我寫字畫畫一樣簡單；我最大的矛盾是，我是一個想做皇帝但又做不好皇帝的人。

二、我在四風方面存在的問題。

根據大宋朝百姓路線教育活動的安排，我也要參加這次的活動，以求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以求後世的繼任者不再犯我的錯誤，以使我們的中國永遠富強下去，再也不受外族的侵略，恢復漢唐盛世那偉大的榮光。在我執政期間，還存在以下問題。

在形式主義方面，我犯了絕大多數皇帝都會犯的錯誤。一是自以為是，目空一切，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我即位之時，我立志做個「有道明君」。我希望走出宋朝疲軟的陰影，恢復漢唐雄風。我派遣王厚消滅了青唐羌政權，收復了自中唐以來已經陷於吐蕃人之手300多年的青唐地區，我派遣童貫遠征青唐殘部，控制了西域的東南部地區。這一點，我的成績不容抹殺。但是我身上的理想主義抬頭，犯了戰略性錯誤。一心想著奪回河西走廊的戰略縱深地帶，收回幽雲十六州，悍然撕毀盟約，聯合金國滅掉遼國，想坐收漁翁之利，結果引狼入室，兵敗喪國。在政治路線上，我犯了冒進主義的毛病。後來的法國人托克維爾寫了一本書《舊制度與大革命》，闡述了政治改革既需要大膽推進，更需要審慎設計的道理。我懷著一腔理想，廢棄了持重保守的司馬光主義，採取了積極進取的王安石主義路線。但制度設計的缺陷導致改革成為臣下腐敗藉機斂財的手段，導致民怨沸騰。二是自我學習不夠，對治理國家經世致用的知識不感興趣，反而下苦功研究音樂、繪畫、書法，存在好玩與有用之間嚴重脫節的問題。雖然我在發展宋朝的文化藝術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績，本人在書法繪畫等方面成績卓著，但是存在角色錯位的問題。首先我應該是一個皇帝，其次才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我在位時，成立翰林書畫院，將畫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國歷史上最高的位置。我精心培養的宮廷首席畫師張擇端完成了他的千古名畫《清明上河圖》。同時，在我的帶領下，成立了男子驢球隊和女子馬球隊，在推廣蹴鞠即足球事業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我沒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的關係。當時主要矛盾是宋朝與虎狼環伺的金遼之間的民族矛盾，或者說是和平與戰爭之間的矛盾，而不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與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發展的矛盾。我政治敏感性不強，本末倒置，不去擴充軍備強大國防，反而集中精力辦書法和繪畫事業，在強敵面前，一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的尷尬，導致身死國喪。

在官僚主義方面，我的問題特別嚴重。首先是主觀意識濃厚。在幹部選任問題上，先入為主憑印象，有感情用事之處。我用人不講能力，而講感感情。偏好文藝界、體育界的人才。用了一批喜歡溜須拍馬的奸臣，如蔡京等，原來我還以為是六君子，哪想到是六個亂臣賊子。對守舊派，還刻印了「元祐黨人碑」，昭告天下，並做出了黨人的父兄子弟一律不得在京任職，更不得擅入京師，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或親戚聯姻等荒唐的決定。其實，我也想重用一些剛正純良的忠臣，比如被貶謫外地的范純仁、蘇東坡等，無奈他們福運不長，死在回京的路上，真是天不佑我。我喜歡書法，這個天下皆知。身為宋代書法四大家的老賊蔡京就是瞄準了我這個缺點，與童貫一起到處搜集書畫送給我，我愣是沒看出這種「雅賄」的險惡用心，被他們利用。後來我甚至把蔡京任命為首相，導致六賊當道朝綱混亂。二是缺乏基層調研。我圍繞基層一線轉得少，圍繞青樓歌女轉得多。雖然我關愛弱勢群體，在京師成立「居養院」，專門收養孤寡老人；在地方州縣所在地成立「安澤坊」、「漏濟園」，收留無家可歸的難民。後來我看了周星馳的電影《武狀元蘇乞兒》，蘇乞兒對皇帝說，「丐幫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決定，而是由皇帝決定的……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國泰民安，鬼才願意當乞丐吶」，這句話讓我驚心動魄深受震動。我還把興辦學校列入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促進了慈善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但我深入基層僅限於京師那個小圈子，沒有真正走群眾路線，為天下蒼生服務。自己也曾微服私訪，甚至和基層群眾打成一片，但那都是京城娛樂界的女明星，如李師師。甚至傳出過很多緋聞。而沒有真正深入到黎民百姓中間，聽民聲曉民意紓民困，致使新法走了樣，變成了坑民之法。

在享樂主義方面，我為後人詬病最為嚴重。首先是缺少擔當，貪圖安逸。我追求「豐盛、通達、安樂、闊氣」的生活，渴望在大宋建立一個「豐亨豫大」的太平盛世。在這種享樂主義的指導下，我窮奢極侈，濫增捐稅，大興土木，營造宮殿園林，鑄九鼎、建明堂，令童貫在蘇州、杭州設立了「造作局」，集中東南地區的數千名工匠，製造各種工藝品；令朱勔在蘇州設立「應奉局」，從東南地區搜羅各種奇花異石，用船經大運河運往汴京，《水滸傳》里說的「花石綱」，就是獻給我的奇珍異品。

我缺少在關鍵時刻敢於擔當的勇氣，在金兵南下進攻汴京的時候，慌忙傳位於趙桓，讓兒子出來收拾殘局。我自稱「太上皇」，帶著蔡京、蔡攸父子一路南逃。哪想到我那兒子也是個軟蛋，幾次乞和不成，最終身敗國滅。第二是在世界觀上出了問題，沉迷於追逐聲色尋花問柳之間。我命人在宮內設立市肆，讓宮女當服務員賣酒，我裝成叫花子行乞其間。我設置了行幸局，專門為我打點出行遊樂之事，後來我乾脆微服出宮，遊走於妓院酒樓之間，整日和李師師等美女廝混，最後輸了人生玩掉了國家。

在奢靡之風方面，我還存在很嚴重的問題。首先是執行規定不夠堅決。對祖上定下的一些好政策，沒有始終堅定地執行，破壞了政治制度的嚴肅性和政策的一致性。我改變了宦官不得為節度使、領兵主持軍政的政策，改變了外戚不任軍相、宰執應避親嫌的制度，使蔡京、蔡攸父子先後擔任宰相。為了偷懶，我讓宦官代行御筆，破壞了宋朝的詔令頒發制度，造成朝政極度腐敗。我喪失了誠信從而喪失了國格，在與鄰國的談判中經常出爾反爾，導致好多條約成為一紙空文。二是參加與工作無關的應酬較多。放棄自己九五之尊的身價，對有的臣屬熱心、熱情地提供一些生活之便、健身活動、請吃、饋贈等，造成了不好的影響。蔡京的兒子蔡攸，這個人很會來事，很討我的歡心。還有那個長得很帥能歌善舞的宰相李邦彥。我經常和他們幾個宴飲狂歡，插科打諢，不醉不歸，以至於「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 。

以上是圍繞四風問題，對我進行的一次「觸及靈魂」的剖析。最後，我想表達個人的觀點，就是如何評價歷史的問題，這些關乎我的歷史地位，對我來說特別重要。第一，我們究竟如何看待宋朝。歷古以來對宋朝的評價褒貶不一，史學家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事實上，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之一，儒學復興、興學重教，政治上較開明廉潔，沒有嚴重的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兵變、民亂次數與規模在中國歷史上也相對較少，是中國古代史上最為繁榮的時代。但也有人說宋朝是中國歷史軍事軟弱的時代之一，經常被游牧民族遼、金、夏欺負。其實，把眼光放遠一點看，我們就知道，宋朝的滅亡完全是冷兵器時代的悲劇。就像羅馬人征服古希臘文明、波斯人征服埃及，後來的蒙古人征服我們的南宋一樣。雖然我們的實力要遠遠超過金、遼，但在冷兵器時代，經濟與技術的進步似乎與勝敗沒有直接關係。往往都是野蠻民族戰勝先進民族，這一點，我作為亡國之君，似乎是歷史的選擇，是命運的倒霉蛋。最後是對我個人評價的問題。我在四風問題上是犯了嚴重錯誤，但是我的主流是好的。我說過，我最大的錯誤在於用人不當和縱容腐敗，這也是泱泱大宋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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