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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張忌,第一次出家,是為了「一天能賺60元」

《出家》:張忌,第一次出家,是為了「一天能賺60元」

讀張忌的長篇小說《出家》,篇幅不長,流暢好讀。故事並不複雜,講得是一個叫方泉的人,帶著妻子秀珍,離開鄉村,來到城市裡討生活。兩人生兒育女,辛苦生活。方泉、秀珍讀書不多,從事的是底層工作。方泉送牛奶、蹬三輪車、裝修工,偶爾去寺廟裡兼職。秀珍的工作體面一點,在超市裡當售貨員。一家子生活雖苦,倒也其樂融融。在因緣巧合之下,他得到一間自己的寺廟。經營寺廟是樁大生意,賺錢多。但像所有發財的人一樣,家人與他愈發疏離。佛事成為生意,他成為「末法時代」的一員。

底層老百姓把當和尚當作是一門謀生的手段,自古有之。高僧聖德皓首窮經,跋山涉水追求佛理的精神,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的僧侶,如平常老百姓一般,品嘗著生活里的喜怒哀樂。宋朝時期,佛教已經完成了世俗化,隨著商業的發展,便出現職業性的僧侶。他們通過為老百姓祈福、做佛事等方式來增添收入。和尚收入頗豐,他們遊冶狎妓、偷情私通、娶妻納妾,亦是常見。在嶺南一帶,僧侶娶妻蔚然成風,與普通老百姓無異。一時之間,朝廷也無法禁止。明清僧侶的生活狀態,與宋朝其實無多大區別,從《水滸傳》《金瓶梅》可以得知。

第一次出家,是為了「一天能賺60元」,於是跟著阿宏叔上赤霞山上做個空班。剃髮時一度「有些後悔」,事成之後就返家,去送奶站找到了一份職業,「這送奶工雖也不是什麼好行當,畢竟算個正經工作。當和尚嘛,唉,我說不好」。

奶站的生意一落千丈,「有一搭沒一搭地上著班」,阿宏叔打來電話,邀去一場佛事幫忙,「這次有這個機會,你去呆個一個禮拜,賺個一千來塊,也蠻好的」。這是第二次出家。為了養家一路艱辛,在警察罰款、壞人敲詐之後,「我」頓感生活無望,於是又來到寺廟。這第三次出家,似乎不純是為了撈外快,莫非「我」已站在世俗世界意義的盡頭。可是,置身於僧群之中,又感到一陣恍惚,這心慌的感覺頗有幾分熟悉,「就像我在街上騎三輪車時,總是害怕那些交警會突然從某處衝出來,將我的錢和車全部給奪走」。

意義的匱乏和焦慮感竟然如影隨形,「我這是在做什麼?為什麼我要站在這裡受這樣的罪?我為什麼來這裡,不就因為我不喜歡外面的壓力,想在寺廟裡尋求片刻的安寧嗎?每天,我都承受著各種壓力,每天都陪著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厭惡,厭惡透了。如果我能承受這樣的生活,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做空班,我去外面做別的事不也一樣嗎?」

妻子秀珍手術過後,家庭經濟狀況愈加拮据,「我」只能又打電話給阿宏叔,出門做佛事補貼家用。此期間還認識了山前庵的慧明師傅,她甚至將庵堂留給了「我」,終於可以自己當家,法號廣凈。為幫助慧明「賺些路費錢」,「我」開始參與張羅佛事,直到獨立舉辦佛事。

資本自有他的邏輯,信仰是一宗生意。路內講過一個故事,說是有人投資寺廟,把信仰當作一樁生意,不用三年就能賺得滿盆滿缽。這個細節,被他寫進長篇小說《慈悲》 。《出家》里的寺廟,與路內提到的狀況差不多,阿宏叔的寺廟由一間破廟,發展成金碧輝煌的大寺,也有資本的介入。可以想像,方泉在周郁的介入之下,會是一個新的阿宏叔。

中國人的信仰,幾乎都是功利主義的。因為生命里充滿躁動與慾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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