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資辦學：軍閥也會做好事，別一棍子打死

原標題：捐資辦學：軍閥也會做好事，別一棍子打死

（▲1919年，嚴修（後排左六）、張伯苓（後排左三）等為創辦南開大學到南京籌款時合影。圖片來源：《中華魂》）

摘要：袁世凱雖然逆歷史潮流，竊國稱帝，袁家資助南開卻毫不含糊。袁世凱捐助一萬元建南開禮堂，故以其字慰亭命名為「慰亭堂」；「思源堂」為南開實驗樓，「思源」有「思袁」之意。

──經費社會化，學校私立而非私有、教育不能贏利。

衡量大學排名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校友捐款。1944年春，南開校友總會發起「伯苓四七獎助基金」運動。原定目標是40加70，募款110萬，取慶祝南開四十周年與張伯苓七十生辰之意。募捐結束統計，總額竟超過600萬元，創造當時國內教育捐款的最高新紀錄。（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可見南開和張伯苓在校友中的強大號召力！

張伯苓創辦的「南開系」，既開創了中國近代私學教育現代化管理的先河，又探索了中國近代私學教育社會化募捐的模式。南開主要通過社會捐資和扶持創立、發展、壯大。他多次指出南開學校「私立非私有」，強調「學校不是校長的學校，是大家的學校」，南開的發展「無一非社會人士之賜，社會實可謂為南開之保姆，而南開實乃社會之產兒。」這種以社會捐款、校友捐贈為主要經費來源的辦學模式，正是當今世界名校的辦學通例，百年前的南開已成功實踐。

南開的管理完全採用現代企業通行的董事會制。董事會有9名董事，統管重大校務，職權有：籌募經費、議決預算、審查決算、聘任校長、制定學校章程及變更、頒發學生畢業證書及授予學位等。

南開大學在1919年籌建時，就設有董事部（校董會前身），涵蓋實業人士、政府要員、社會名流、知名學者。捐資創辦南開者，如嚴修、徐世昌、王益孫、范靜生、李秀山等，曾任校董；學界和社會名流，如蔣夢麟、胡適、丁文江、陶孟和、吳達詮等，也曾任校董，類似企業的獨立董事；李組紳、范旭東等大商家，曾任院系所董事。為穩固校董會與學校的關係，1932年頒布《私立南開大學章程》，明確校董會的具體組成、任期（李向陽、高磊《老南開的建章立制傳統》）。

「南開」之名就源於捐贈。1906年，天津邑紳鄭菊如捐津城水閘旁空地十餘畝，建南開校舍。因此地位於德國人漢納根開設的大廣地皮公司界內，起初不肯相讓。張伯苓幾經交涉，終於答應將鄭菊如所捐之地，置換成電車公司旁一塊空地。

這塊空地位於天津城西南的開窪地帶，天津人稱窪地為「開」，故名「南開」。1907年秋，私立敬業中學堂由嚴宅遷入新校舍，因所在地名改稱「私立南開中學堂」。

1956年，天津市設南開區，因區內南開大學而得名。這段先因地名校、後因校名地的佳話，也是對張伯苓最好的紀念和肯定。

私人辦學，最怵的是「經費關」。民國之初，時局動蕩，軍閥混戰，兵荒馬亂。國立大學教授的薪水經常不能及時足額發放，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共一大，主因就是參與領導教職員工維權討薪。

1921年6月3日，北京各校教師學生千餘人到國務院請願，遭到軍警毆打。「北大校長蔣夢麟受傷不能行動，法專校長王家駒、北大教授馬敘倫、沈士遠頭破額裂。血流被體，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晨報》，1921年6月5日）

私立的南開辦學經費捉襟見肘是常有的事，卻能維持運轉甚至持續擴張，簡直就是一個奇蹟，張伯苓功不可沒。他一直奔走四方，忍辱負重，憑藉非凡的人格魅力、堅韌的救國信念、上乘的教育質量、高超的交際藝術，乞天下之財，求教育獨立，謀南開自主。他曾說：「四十多年來，我好像一塊石頭，在崎嶇不平的路上向前滾，不敢作片刻停留」；「我深信石頭會愈滾愈圓，路也會愈走愈寬的。」（侯傑、秦方《張伯苓》）

1919年1月，寒冬臘月，嚴修、張伯苓就在北京六味齋約蔡元培、胡適等小酌，徵詢如何新建南開大學的高見；又去太原、南京、保定等地拜訪各省軍民長官及教育當局，請求捐款助學。

他不知坐過多少冷板凳，挨過多少白眼，但從不灰心。他說：「我雖然有時向人請求捐款時，被拒之門外，的確有辱顏面，但我並非乞丐，我是為興辦教育而化緣，並不覺得難堪。」（張錫祚《先父張伯苓先生傳略》）

張伯苓是個聲名遠播的社會活動家，只要對南開有利、對救國有利，無論大事小事，都樂此不疲。據不完全統計，1917年至1948年，他的催捐函電超過200次，不少是幫助其他組織或個人；出席與南開沒有直接關係的會議380多場，各類講演、報告、講話482次；社會職務209個，大到國民參議會副議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長，小到「未能歸家學生組織暑假樂群會」名譽總幹事；曾是中國另外28個學校的董事或董事長；社會職務涉及領域甚眾，包括教育、體育、宗教、文化、外交、禁毒、廢娼、防災等。（儲召生《回望大家：「土貨」校長張伯苓》）

毋庸諱言，南開很多經費來源於軍閥捐款。有能力捐款者往往是軍閥和政客，其中不乏聲名狼藉之人，甚至雙手沾滿鮮血之人。張伯苓不喜歡權貴，也沒有興趣成為權貴，卻不排斥權貴資助南開。

李冬君在《從孔夫子到張伯苓》中列舉軍閥的部分捐款情況：南開新校建設費，前大總統徐世昌等人捐助銀2萬6千兩；津籍江蘇督軍李純（字秀山）去世前立下遺囑，以家產之四分的150萬元，捐給南開大學作永久基金；張學良認捐南開大學基金20萬元（註：未完全兌現）。

「據統計，南大在初創時軍閥官員總共捐助達150多萬大洋，其中，財務總長周自齊捐款4萬元作辦學經費，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捐款16744元，江蘇都督李純捐款37165元等。」（梁吉生《張伯苓與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成立時，李純督軍祝詞提及的捐資軍閥和政客就有8位之多，「自兩先生（註：指嚴修、張伯苓）計劃書出，黎前總統、馮前總統、徐大總統、曹督軍、閻督軍、孟督軍、陳督軍、曹省長莫不起而贊成。」這些都是李督軍平級或上級，「省軍級」以下將官未列入。

尤其讓人眼睛一亮的是，袁世凱雖然逆歷史潮流，竊國稱帝，袁家資助南開卻毫不含糊。袁世凱捐助一萬元建南開禮堂，故以其字慰亭命名為「慰亭堂」；美國洛克菲勒基金團決定捐助南開大學25萬元，條件是本國配捐一半，袁世凱的嬸嬸袁太夫人聞之，即命其子袁述之認捐7萬；「思源堂」為南開實驗樓，是袁述之母親捐銀10萬元建築的，「思源」有「思袁」之意。

袁家如此力挺，也是知恩圖報。當年，袁世凱得罪攝政王載灃以腳疾歸鄉時，嚴修為袁抗辯未果，憤而辭官。袁家感激嚴修，大凡南開之事，都積极參与。1923年12月，張伯苓在袁太夫人追悼會上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無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務社會之精神，則或為一般婦女所不及。」（《南開周刊》第79期）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訂，【山水微言·223】。本文為《「燃志之師」張伯苓：「中國不亡吾輩在！」──「師表校魂」大學校長系列史評之七》連載第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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