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幻的文景之治：漢景帝根本沒有繼承漢文帝的政策
所謂「文景之治」，根本不是政策、制度的連貫時代。
過往的解釋，往往指出漢景帝這個「大孝子」是聽信了竇太后的「黃老之術」，繼承了漢文帝的「寬仁政治」，但是如果我們一條條地對照，就會發現，在他在位期間，又將漢文帝已經廢除的東西，重新撿回來了。
當然，這種「後找補」，文帝也干過，最典型的就是對欺騙他的術士新垣平的處置——夷三族，等於是把呂后時代已經明令廢除的刑罰拿出來解了一回恨……
不過漢景帝就幹得多了：
（漢景帝元年）
五月，令田半租。
（《漢書·景帝紀》）（漢景帝四年）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漢書·景帝紀》）（漢景帝七年）春，免徒隸作陽陵者。
（《史記·孝景本紀》）（漢景帝中元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漢書·景帝紀》）（漢景帝中元四年）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漢書·景帝紀》）秋，赦徒作陽陵者。（《史記·孝景本紀》）（漢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漢書·景帝紀》）（漢景帝後二年）令徒隸衣七稯布，止馬舂。
（《史記·孝景本紀》）（漢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漢書·武帝紀》）
對照一下晁錯在漢文帝十五年的賢良文學對策和漢景帝立廟詔書中「痛誇」明君的功績，到漢景帝時代，廢除殆盡：
1，「農人不租」變成了「三十稅一」
；2，「罪人亡帑」變成了「
帑輸在官
」，直到漢武帝時才赦免；3，「鑄錢者除」變成了「鑄錢者死」
；4，「通關去塞」變成了「出入用傳」+「戰馬禁運」；
5，「除宮刑」變成了「欲腐者，許之」；
6，「罪人有期」倒是沒變，就是把已經沒多少的徒隸又撿回來了
，而徒隸，其實就是漢代律令中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的統稱，也就是包含官奴婢和不得於民人混住的刑徒的一個總概念。
可以說，漢文帝一朝一步步「絕秦之跡」，到漢景帝手中又給請了回來，這個結果看著好笑，卻是一次意義深遠的大變動，為什麼會發生呢？
記載簡略的漢景帝一朝，很難給我們多麼具體的信息，但是，漢景帝時代，恰恰是國策大轉變的時期：
其一，廣收積儲，驕奢漸起；其二，重新武裝，加強控制。
先說其一，《史記·平準書》中寫道：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
這段記載的前半段，看起來和漢文帝朝沒什麼區別，甚至還賤爵價以招參與的百姓，但是後半段，就能看出來不同了。
與漢文帝的「減嗜欲」不同，漢景帝開始增修宮殿、樓觀，也開始廣畜苑馬，一方面是為了個人的享受，另一方面是整修中央武備，備戰。
《史記·平準書》中繼續寫道：
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
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這一段司馬遷「炫富」的描述相信很多人都比較熟悉，其中進入繁榮「盛世」的上下驕奢之態已經暴露無遺。
當然，這不是新聞，見《漢書·賈誼傳》：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後服
，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縠之表，薄紉之里，緁以偏諸，美者黼綉，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這段話，賈誼的著眼點在於服制僭越，而我們看，卻可以看到所謂的「古天子後服」被穿在了婢妾身上，古天子之服在富人宴客時候掛牆上，不談僭越不僭越，只說這個驕奢之態，恰恰與「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的說法吻合。
也就是說，在漢文帝初年，漢朝社會已經是這個狀態，唯一區別就是「公私積儲」不足，至於說「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更是早已有之，賈誼在上疏中也已經指出了這些人的瘋狂勁兒。
可以說，在經濟上，由於從惠帝、呂后時代開始施行的「放鬆商品經濟管制」的措施的持續施行，整個漢初的「奢侈和混亂的世風」一直延續未改，原因很簡單，「網疏而民富」，惠帝、呂后、文帝均以「刑罰罕用」聞名，自然法網粗疏，民間活躍，以至於犯法者、僭越者橫行。
問題是，直到漢文帝後元二年，文帝已經執政20年後，帝位無比穩固的情況下，想任用自己的小舅子竇廣國為相，仍舊擔心軍功階層說他「有私心」，只能把軍功勛貴中的「小字輩」申屠嘉扶上相位。
那麼，此時天下的豪強、富戶中佔據絕大多數的，實際上都是軍功階層的成員或後人，嚴管他們，實際上就是刨自己王朝的地基。
事實上，文帝曾經在賈誼等儒生的影響下，嘗試以「五德終始說」為基礎，通過改「土德」正朔的方式來重塑漢朝的合法性故事，這是漢王朝第一次嘗試從「集團統治」的國家走向「全民國家」，直白地說，就是要在根本上擴大王朝的統治基本盤，用「人心」作為帝國的根基。
不想，術士新垣平的反叛，葬送了漢文帝的這次嘗試，更讓漢文帝只能緊緊抓住自己的「同盟集團」。
直到漢景帝登基之後，殘酷的現實，逼迫著新君開始走「回頭路」，只是一直到武帝初年，天下百姓仍未體會到繁華水面下的變化，反而在平安和樂之中沉溺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