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讓前朝背黑鍋？為「唐太宗論隋文帝惜倉儲不憐百姓說」辯誣

原標題：想讓前朝背黑鍋？為「唐太宗論隋文帝惜倉儲不憐百姓說」辯誣

開皇十四年，關中發生大旱，隋文帝率百官及百姓就食洛陽，本也是歷史長河中一件平常之事，因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二年的一番引申和渲染，引出了一個著名的歷史典故、隋文帝楊堅惜倉庫而不憐百姓，不許開倉賑濟，由此唐太宗將隋文帝楊堅塑造成一個十足的守財奴、吝嗇鬼形象、甚至認為隋朝因隋文帝開始竭於斂財，國富民窮，直接導致隋朝滅亡。由於唐太宗在歷史上的地位，他的一番議論影響巨大，隋文帝不憐百姓而惜倉庫之說幾成歷史定論，如南宋袁樞在《通鑒紀事本末》中這樣議論：「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開倉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直到現代如隋唐史專家蒙曼仍持此說，但研究歷史真相首先應求諸於史料，而不是某個皇帝的借題發揮或者議論，所謂隋文帝開皇十四年不許開倉賑濟百姓應是子虛烏有之事，此說法實是唐太宗對隋文帝徹頭徹尾的污衊之詞。

▲隋文帝楊堅畫像

一、歷史記載與唐太宗議論的完全相悖

關於開皇十四年大旱之事，史料有如下記載：（十四年）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飢。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次齊州，親問疾苦。丙寅，旅王符山。庚午，上以歲旱，祠太山，以謝愆咎。大赦天下。

嘗遇關中飢，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上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逢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

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飢。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

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民糶，除名。

唐太宗時期編纂的《隋書》中記載開皇十四年關中發生大旱，因糧食不足，隋文帝率百官即百姓就食洛陽，途中隋文帝嚴令侍衛不得驅逼百姓，因百姓疾苦、甚至涕下、引咎自責，齊州刺史盧賁因禁止民間賣糧自救被罷職，十五年親到泰山向上天謝罪、隋文帝一幅愛民如子的形象，絕無什麼不許開倉賑濟之事。

▲影視劇中的隋文帝楊堅與獨孤皇后

但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口中，隋文帝率百姓就食洛陽之事的真相變為隋文帝憐惜府庫，不許賑濟百姓。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貞觀政要·辯興亡》

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唐太宗李世民尚未出生、唐太宗命魏徵編纂《隋書》，唐朝史官恐無美化隋文帝之可能，唐太宗又是從哪裡知道史官都不掌握的真相？而且從邏輯上說即使隋文帝吝嗇糧食，關中府庫如果糧食充盈，隋文帝驅逐災民往關東即可，何苦率隋朝百官公卿不顧舟車勞頓、千里迢迢的前往洛陽，開隋唐皇帝做「逐糧天子」之先河，個人覺得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開皇十四年關中旱情異常嚴重，府庫糧食匱乏，才有了隋文帝率戶口就食洛陽之事。

▲魏徵畫像

那所謂令災民逐糧（就食）的做法是否出自隋文帝的創造，歷史事實也是否定的，從漢高祖劉邦開始，這就是救災的通行做法。

如：漢二年五月，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漢武帝元鼎四年，「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

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

隋文帝令災民就食洛陽其實是對傳統救災方法的繼承，無多可非議之處。那雖然可能極小，是否仍存在隋文帝特別吝嗇，在府庫充盈的情況下，寧願自己風塵僕僕前往洛陽而不願動用糧食的可能性，幸好，關中在隋文帝時發生旱災一定程度上是常態，歷史記載告訴我們，府庫充盈時，隋文帝賑濟災民從未有吝嗇糧食之事。如：

從開皇五年開始的連年大旱，隋文帝先後動用三百萬石糧食賑災。

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稟，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較為可信的結論，所謂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隋文帝惜府庫而不憐百姓之事並不存在，只是唐太宗的污衊，並且此說沒有被撰寫《隋書》的史官所採信。

二、所謂隋朝國富與隋文帝重斂財和吝嗇無關

因為唐太宗對隋文帝的污衊，長期以來有這樣一個思維定式，所謂隋朝國富是因為隋文帝重賦、殘酷剝削百姓、薄待功臣，以守財奴的方式經營國家積累的，其做法蘊藏大亂，為隋朝的滅亡種下禍根。有趣的是歷史記載恰恰相反,《隋書》在總結隋文帝的執政過程時，恰恰是認為隋文帝輕徭薄賦、金錢上厚待功臣，從不吝財，所謂節財是自身生活節儉，才造就了隋初的治世。

上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玩，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吝。

▲《歷代帝王圖》中的隋文帝楊堅部分

隋文帝免賦稅、減徭役的記載史不絕書，如：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

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余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 十二年，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逾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廓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

除了唐太宗本人以外，唐初史官、群臣皆對隋文帝君臣理財持基本肯定態度，正確的指出隋初在剝削減輕的情況下，仍然府庫充盈，國用充足即所謂國富的原因在於隋朝重建了中央集權、沉重打擊了魏晉以來囂張近三百年的豪強階層，國家和百姓都因此受益。

▲隋代墓室壁畫

如杜佑在通典中指出： 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於大業二年，干戈不用，惟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奸偽尤滋。高熲睹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彊家收太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徵。(浮客，謂避公稅、依強豪作佃家也。昔漢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漢家或百而稅一，可謂至輕矣，而豪強佔田逾多，浮客輸大半之賦。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於豪人也。不正其本，適足以資富強矣。"高熲設輕稅之法，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之盛，實由於斯。)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熲之力焉。功規蕭、葛，道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

隋朝著名才子薛道衡做《隋高祖文皇帝頌並序》中評價隋文帝朝：薄賦輕徭，務農重谷，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唐初的戶部尚書戴胄在評價隋文帝為賑濟災民創立的義倉制度時強調：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稟。隨即出給，才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饉，應該說這才是隋文帝一朝開創開皇之治的歷史真相。唐太宗為論證李唐代隋的合法性，罔顧歷史事實，對隋文帝救災進行了肆意污衊，其實應是為說明隋朝從文帝始就生於不義、死於恥辱，幸這一欽定結論遭到唐初以魏徵為首的編撰《隋書》的史官有力抵制，我們才能從中得知歷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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