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日本人為什麼可怕？——日本18個諾獎與范冰冰的8億罰款
原標題：「菊與刀」：日本人為什麼可怕？——日本18個諾獎與范冰冰的8億罰款
最近，有兩件事「刺痛」了國人的神經。
一件是日本人又得諾獎了，因發現抑制負向免疫調節的「新型癌症療法」，2018年的諾貝爾生理學獎或醫學獎被授予美國人 James P. Allison 和日本人本庶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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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艾利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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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庶佑)
另一件是在公眾視野中消失了整4個月的范冰冰又回來了，不過是因偷逃稅款被要求補繳加罰款高達8.83億而上了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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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獲諾獎，並不奇怪，
「但「怪」在這麼一個人口遠不及中國的國家，
為什麼屢屢獲得諾獎」
而且21世紀以來
18年居然已有18人得此殊榮？
范冰冰被重罰，
其實也談不上大驚小怪，
畢竟此前瘋傳的「陰陽合同」已是公開的秘密，
但「怪」的是
一個明星何以輕輕鬆鬆積累起萬貫家財，
這讓普通勞動者情何以堪？
這兩件事本來「八竿子打不著」，但其中似乎又有著某種千絲萬縷的聯繫。
對日本人獲獎，不少媒體有所反思，
一方面總結「日本人真正可怕的地方」，乃至探源其令人驚詫的「娃娃教育」；另一方面又痛陳諾獎也算不了什麼，頗有點「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阿Q」精神。
自然，對范冰冰就遠不是「羨慕嫉妒恨」了，
背後折射出來的娛樂圈「天價片酬」「貴圈真亂」等亂象，讓不少人「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意思。「全民追星」的狂歡，到底給社會價值取向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更讓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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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17年中國名人收入榜單》顯示，中國收入最高的10位明星的合計年收入已超過22億元人民幣，不少「一線」明星片酬動輒5000萬以上乃至上億。拿最近熱播的《如懿傳》來說，該劇兩名主演片酬收入共計1.5億元。稍作比較，日本藝人的身價只能用少的可憐還形容了。像石原里美、新垣結衣等日本炙手可熱的一線明星，儘管知名度一點不比范冰冰等人遜色，但電視劇單集片酬僅在170-200萬日元之間，合人民幣只有10-11萬左右。為什麼會有這種天壤之別？恐怕，「天價片酬」不止是娛樂圈的亂象問題，而是反映存在滋生「天價片酬」社會土壤的問題。正是由於追星成風，導致了藝人身價水漲船高。站在「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何況明星呢？
不難想像，當別人在崇尚知識、致敬科學的時候，我們沉湎於娛樂狂歡、樂道於「娘炮之風」、注目於明星緋聞，國際大獎的「維納斯女神」又怎麼可能眷顧我們呢？「葡萄」再酸，也還是先「嘗了」再說，嘗了一顆、兩顆後再多嘗幾顆又何妨？人家日本嘗了那麼多葡萄，也沒聽他們說葡萄酸呢。從這個意義說，這兩件事就大有關聯了，而且關聯還不小。
應該說，相比日本人屢獲諾獎，范冰冰逃稅漏稅夠讓國人感覺羞愧的。如此高額度的偷逃稅款，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承認自身的不足，以及與他人的差距，這並非什麼不光鮮的事。正所謂「知恥不恥」「知恥近乎勇」。只有看到落後、正視差距，才有足夠勇氣去迎頭趕上。而且，恥感文化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儒家一直認為，「恥」意識是道德的基礎、處世的根本、興國的動力。孟子就說過「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的話，《禮記》中也有「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的告誡，宋代理學家朱熹更說：「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清末的龔自珍則將國民的知恥與國家的興亡聯繫起來，提出了著名的「廉恥論」：「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這種源遠流長的「恥感文化」，在今天看來仍然值得繼承與發揚。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有了「恥」的意識，才能「知恥」有所不為，也才能「知恥」有所當為。
日本「18年18個諾獎」，不是憑空而來的，如果從文化根源來審視的話，恰恰源於融入日本國民血液中的「恥感文化」。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有一本關於日本的著作《菊與刀》，其給日本文化類型下的定義就是「恥感文化」。書中有這麼一段精彩的論述：
《菊與刀》
魯思·本尼迪克特
「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即便他們犯了錯未被人發現，依然會有罪惡感。」
日本人骨子裡的這種「恥感」文化，固然表明了性格上「菊與刀」一般的矛盾性、曖昧性，但它的這種源於「恥感」的矛盾與曖昧有著非常明確的指向，也就是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從來不矛盾也不曖昧，只要有利於日本怎麼都行，可以廢除日語，可以成為美國的一個州，甚至改變改變人種也行。這就是歷史上為什麼日本時而開放、時而閉鎖，時而脫亞、時而入亞，時而入歐、時而脫歐的原因，也是現實中日本媒體跟著中國媒體「唱衰」自己的原因。
「別人的先進，就是我的恥辱」。日本人將「恥感」這種心理感受發掘、升華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轉化成了永不滿足、追趕先進的精神動力。早在1866年，為建立外交與貿易關係來到日本的義大利使節阿爾米尼揚就有這樣的觀察，「日本的匠人既聰明又勤勉，看到優良的物品，不親手製造同樣的物品決不罷休。……在這一點上，日本人顯然大大勝於中國人。中國人輕視歐洲人，所以也無法了解西方文明在物質上優越的原因。」戰後的日本科學技術從模仿歐美到全面趕超，可以說就是源於這麼一種「恥感」基礎上的知識崇拜與科教圖騰。
當然，「恥感」絕不是喪失自信。在某種意義上，有「恥感」才有自信。就在本世紀初，日本人喊出了「50年30個諾獎」的口號，當時看上去像是吹了個牛B，我們一些媒體為此嗤之以鼻。但20年不到，這個目標就已經完成了一半之多。「吹牛的人」為什麼這麼「牛」？背後是人家「忍辱負重」的付出，是數十年如一日對知識、科學、技術的追趕，是對自己成就永不滿足的「恥感」。就在這次諾獎公布的半年前，日本通過了2018年版《科學技術白皮書》。這樣的白皮書日本政府每年都會公布，目的就是「自己找自己的茬」，從與全球主要國家的比較中看到自己的「恥辱」。2018年的「白皮書」鮮明指出，「日本推動創新的基礎能力正在迅速減弱。」日本人怎麼這麼看自己啊？怎麼這麼不知足啊？原因就是「知恥」。這就不難理解為何18年能拿18個諾獎了。
「恥感」，可以成為上進的力量。「日本失落的20年」背後，隱藏的是「18年18個諾獎」的真相，是強大的科技創新力。這其實就是日本現在的「菊」與「刀」，「菊」意味著謙遜、知恥，「刀」代表著國家科技實力，而諾貝爾獎只是「菊」散發出來的清香，只是這「刀」鋒上閃著光芒的刃。不得不說，日本真正令人可怕的地方就在這裡。
國家發展的未來，取決於科技力而不是娛樂力，取決於全社會尊重科技的氛圍而不是跟風追星的風氣。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國能否在未來發展中後來居上、彎道超車，主要就看我們能否在創新驅動發展上邁出實實在在的步伐」「不能總是用別人的昨天來裝扮自己的明天。不能總是指望依賴他人的科技成果來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永遠跟在別人的後面亦步亦趨。」這是日本「18年18個諾獎」給我們的啟示，也是范冰冰被重罰留給國人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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