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許諾取消關稅 來換取廢除天津條約 這樁買賣是否划算？

在近現代的國際貿易體系中，關稅政策，是一國參與國際貿易的同時保護國內經濟的一道重要防線。在世界歷史上，關稅曾多次充當經濟戰爭的工具，直到今日，某些國家在挑起貿易戰爭時，揮舞關稅大棒仍然是其首選的策略。

關稅政策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假如一個國家在產業上不具備優勢，同時又沒有獨立的關稅政策，結果就會是被外來貨物充斥本國市場，而「民族」產業則會遭到毀滅性打擊，永遠再沒有追趕的機會。

所以，從本國利益的角度出發，一國通常會針對不同的貨物，在不同的時期調整相應的關稅。既適度鼓勵競爭，發揮國際貿易的相對優勢，同時保護本國的重點產業，不至於被外來的洪水一下衝垮，淪為外國傾銷其過剩產能的市場。

這是國際通商的基本原則，但是在晚清時期，當朝者對此並沒有清醒的認識，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處於被動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咸豐六年（1856年），英法兩國分別借亞羅號事件和馬神甫事件，派兵進攻廣東省城，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而後兩年，美、俄加入英法，攻陷天津大沽口，威逼利誘下迫使清廷簽訂了四國《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的簽訂，是繼《南京條約》之後，對清國主權的進一步侵犯。條約規定清國進一步開放通商，允許鴉片販賣，外國兵艦商船可在內河航行，允許傳教士在內地傳教等等。

上面這每一條，都是值得清廷重點關注的內容，尤其是允許外國軍艦在內河航行，嚴重侵犯了國家安全，應該積極抗辯。而最讓咸豐皇帝關心的，是條約里的另外一項條款：允許外國大使駐京。

咸豐皇帝這人有個毛病，就是特別怕見到洋人。這倒不是因為皇帝膽小，而是因為要他以天朝上國的九五之尊，去平等地與那些西方「蠻夷」會面，太過「有失體統」。

所以當咸豐得知《天津條約》的條款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阻止外國人在北京建大使館，別讓洋人整天在天子腳下晃悠，看著鬧心。

咸豐八年（1858年），恭親王的岳父，大學士桂良前往上海與兩江總督何桂清商量關稅稅則，咸豐特別給了桂良與何桂清一道諭旨：

「此次桂良等前赴上海，應照原定辦法，俾各夷感服。……此時須將全免稅課一層，明白宣示，使知中國待以寬大之恩。此後該夷獲利無窮，無須再赴天津伸訴冤抑，所許各項，自可全行罷議，此為一勞永逸之計。」

咸豐打的如意算盤是，在和洋人進行下一次談判時，提出大清可以免除一切洋貨的關稅，來換取撤銷之前簽訂的《天津條約》。咸豐也知道，取消關稅之後，「此後該夷獲利無窮」，可以在華攫取巨額利潤，但比起洋人在京城建大使館這種近在眼前的威脅，咸豐還是寧願讓洋人去多賺老百姓的錢。

從這道諭旨中，可以看出咸豐皇帝的見識和能力，在面對外來威脅是如此的欠缺和落伍。在對內的太平天國戰爭中，咸豐皇帝可以說做得不錯，把太平軍從優勢拖成了劣勢。但面對近代化的歷史大潮時，咸豐皇帝的知識儲備，已經落後於整個時代。

後來在何桂清的堅持下，沒有服從命令，免關稅條款也沒有付諸實施。假如真的如咸豐命令所行，全面取消關稅，在當時還基本依靠小農經濟，尚未開始工業化的中國，國內產業將被瞬間衝垮。失去工作的百姓，又會淪為難民，加入到反清的太平軍一方，壯大對手的實力，而清廷這邊的稅源則不斷流失。

幸而當時江督何桂清有此遠見，沒有遵從咸豐的意旨，否則相當於將大清命脈拱手讓人，非但不能一勞永逸，反而是後患無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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