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辦得最成功的一個「公益項目」

原標題：當時中國辦得最成功的一個「公益項目」

（▲收錄了老南開諸項章則的部分書影。圖片來源：南開大學檔案館）

摘要：張伯苓將軍閥政客們很多來歷不明的髒錢、黑錢甚至是血錢，投入南開做公益教育，正本清源，培養救國和建國人才。南開可以說是「當時中國辦得最成功的一個『公益項目』」。

要錢難，不彎腰更難，既不彎腰又要到錢難乎其難。為了南開，為了師生，張伯苓經常出入各個「衙門」與軍閥政客們扯皮找錢。他常說：「教育機構的賬上應該是赤字。任何學校當局若在年終銀行賬上有結餘，證明他是一個守財奴。因為他沒有能利用這些錢辦件好事。」（胡適《教育家張伯苓》）

人們都在背後取笑他：「這個化緣的老和尚又來了。」他不以為苦，反以為榮，曾對學生戲謔：「我們這個學校，全靠別人的幫助，我好比是大和尚，你們是小和尚，可以打聽打聽，哪一家出血，我領著你們去化緣。」（周利成《張伯苓的三次「失策」》）

有些學生不以為然，勸校長不要「官僚軍閥、土豪劣紳的臭錢！」，認為有損南開的清譽；更有些人惡語相加，說「張伯苓辦南開，用狡猾的手腕，向人募款，請人做董事」；還有人說「張伯苓辦南開是沽名釣譽」（曲有誠《南開學校二十周年紀念之真意義》）。張伯苓大度而生動地回應：「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民國軍閥們大老粗居多，其中竟然還有一批人尊敬文化，資助教育，對張伯苓有信心，以個人捐資但不干預他辦學。當然，也不能把軍閥們拔得太高。捐款人並非個個是善類，有人想以捐款把南開變成教會學校，有人提出苛刻附加條件。

對此，嚴修、張伯苓明確表示，接受捐款絕不能有先決條件而受制於人（梁吉生《嚴修、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的創建》）。何況軍閥主業是忙著打仗搶地盤，還沒有心思控制知識分子，沒有精力對學生洗腦。天下一統後才會琢磨唯我獨尊，江山永治。

張伯苓雖然常向軍閥和官僚募捐，卻清醒地知曉指望他們救國不靠譜，「將來中國之希望，純在人才之多寡」，「今吾中華民族所最缺乏者，能引領全族出此迷津之領袖。南開大學即造此領袖之所望。」他將軍閥政客們很多來歷不明的髒錢、黑錢甚至是血錢，投入南開做公益教育，正本清源，培養救國和建國人才。南開可以說是「當時中國辦得最成功的一個『公益項目』」（楊桂青《教育現代化背景下看張伯苓教育思想的價值》）。

辦學經費緊張，解決思路無非兩個：一、向外開源；二、對內節流。南開「因系私立，經費少，用費務求其省，效率務求其高」，機構設置、人員配置都很精幹。南開中學成立時只有職員5人，第二年總數也不過7人，很多工作請學生兼任，1921年仍控制在30人內。

20世紀30年代初，規模相近的大學，其職員大都多於南開大學。據統計，1931年，國立大學職員與學生比為1∶8.6，而南開大學則為1∶14.6（南開大學校史編寫組《南開大學校史（1919-1949）》）。

南開經費除了募捐，還有自營收入。據南開第20年度經費收支狀況表，學校收入款項分為五大項，其中三大項為自營收入，這一年的租息及雜項收入，竟然超過學費收入的三分之一。南開生源充足，「每次招考，報名者輒四五千人，而取錄有限，欲入者眾，學校每苦無以。」（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

20世紀20年代前後，南開的學費標準是每年60元，宿費每年30元；相對於當時生活水平，收費不低；相對於南開的實力口碑，收費不高。張伯苓的可貴之處在於，不盲目擴招斂財，確保南開的教育質量。試問如今大學校長有幾人？

1921年至1928年，南開大學在校學生總數維持在二三百人之間；1929年至1937年，學生總數維持在四百餘人。南開大學按當時的辦學條件，可以輕鬆擴招100名學生甚至更多，但張伯苓決不以賺錢為辦學目的。

1930年，他對教育部視察員說，「南開在十年內，大學生決不擴張至五百名以上，庶良好之校風易於培養，而基礎可以穩固也。」直至1948年，「南開系」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也才四千餘人。

南開很快憑實力和質量，在政府、社會、家長中確立口碑和地位，南開大學成立短短15年左右，已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綜合大學之一。當年，天津民間流傳著一句新諺語：「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韋啟良《張伯苓：把科學從崇高的地位拖到塵埃》）。

「永利」指1917年由民族資本家范旭東和化學工程師侯德榜創建於天津的永利制鹼公司，為民國時期中國規模最大的私營化工企業；《大公報》指1902年英斂之在天津創辦的民營報紙，為全國主流媒體。

政府教育主管部門也讚賞有加。1925年北洋政府時期，教育部派員劉百昭視察南開學校，評價甚高：「就中國公私立學校而論，該校整齊劃一，可算第一」。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教育部考察南開大學後，評價依然甚高：「為私立學校之中『成績卓著』者」。

如此讚譽，張伯苓也不矯情，念念不忘以此作為募捐的理由。1930年3月，他說「京滬一般對本校印象甚好，教育當局亦認本校為私立學校之中『成績卓著』者，只要他們說好，要錢就不愁沒詞了。」（《南開周刊》，第80期）

他又對孩子們說：「在今日的中國社會裡，人們在不斷的升升沉沉、上上下下，從民國以來，聲譽和事業能天天隨著時代不停的長的，惟有我和梅蘭芳先生。」（張錫祚《先父張伯苓先生傳略》）

1946年6月4日，哥倫比亞大學第192次畢業典禮上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代理校長費肯藻博士致頌詞：「設立學校，作育人才，全國景仰，舉世推尊；五十年來，獻身於教育事業，培植青年，改造中國，一心一德，始終不渝；實乃民族信念的象徵。」1946年11月，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名譽學位委員會舉行會議，建議校長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

張伯苓七十誕辰時，他在美國的一些朋友寫了十多篇文章，編成文集《另一個中國》（There Is Another China）。1948年由哥倫比亞大學皇冠出版社出版，燕京大學前校長、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撰寫導言，他說：「我和張伯苓的友誼是我在中國最感到滿意的一件事」；「辦私立大學，張伯苓是一個拓荒者」、「開創了私人捐資興辦大學的新範例」；「如果沒有他積極主動的精神、豐富的想像力和不知疲倦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訂，【山水微言·224】。本文為《「燃志之師」張伯苓：「中國不亡吾輩在！」──「師表校魂」大學校長系列史評之七》連載第1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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