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雲封事》：「中央博物院」的前世今生

原標題：《朵雲封事》：「中央博物院」的前世今生

【編者按】

李在中，中國藝術史專家李霖燦之子，長期研究「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及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發展歷史，併兼及抗戰時期邊疆文史研究。前不久，他撰述「中央博物院」前世今生的《朵雲封事》一書出版，在北京大學舉辦的出版座談會上，李在中圖解《朵雲封事》，還原了中國第一代考古文博學者共赴國難、救亡圖存的生命歷程。澎湃新聞經主辦方授權，發布李在中先生的發言內容。

我們今天講文化傳承，文化是比較複雜的名詞，每個人對文化可能有不同的見解，但是就「文化」這兩個字來看，文是名詞，化是動詞，所以文化兩個字代表的意義是一個動態的、不停在變化的過程，它曾經存在於過去，並且存在於現在，也將存在於未來。

我們常常說中華民族有著輝煌燦爛的文化，但是我們要怎樣能夠證明我們自己有燦爛的文化呢？在這裡我要談到一位先生李濟。李濟是中國科學考古奠基者，他說在二十世紀理性主義的前提下，單純的一種文獻記載不能夠再被認為是有效的佐證。拿文獻說這個那個存在，已經說不通，不能完全說服大家。所以他認為在嚴謹的科學領域裡面證明一件事的真或者偽，唯一的辦法是拿出不容否認的證據。

什麼叫做不容否認的證據？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要證明古時候殷商文化是存在的，如果只是拿司馬遷的《殷本紀》是否能夠說服人？還是拿出來董作賓先生研究的甲骨文，上面刻滿了商人占卜的字，哪個有說服力呢？顯然，甲骨文就是李濟先生所謂的不容否認的證據。有了這些東西就可以證明殷商文化是存在的，它是我們燦爛的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甲骨就是文物。文物真正的意義是什麼？從1931九一八事變，代表中華文明的這些文物，經過了三次的遷徙。首先是1933年故宮的1900餘箱文物從北平遷到上海，又回到南京，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37年，由於盧溝橋的槍聲響了，文物遷往西安、四川、貴州。最後一次是1949年部分文物遷到台灣。這三次遷徙裡面有一個特點，就是戰火未到文物先行。戰火還沒有來，但是文物一定要先走，這是這批文物的宿命，這個邏輯在哪裡？為什麼文物先走？幾周前，巴西國家博物館一把火燒得精光，文物全部燒完，這一段時間他們的歷史就從記憶中被抹煞掉了，因為你再提不出證據來。所以李濟先生一生最遺憾的事情是，二次大戰以後，北京猿人頭蓋骨沒有找到，一件重要的不容否認的文物消失了。

所以現在，我們對文物有了足夠的重視。但在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的文物都認為是豪門貴族炫耀財富的，但是從這批先生開始，他們已經確認了文物真正的價值是代表了文化，而不是代表你的財富，是文化不能否認的證據。

把文物不再當成炫富的東西，而當成文物的證據，我們就要講講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新學術之路」，這個新學術之路給我們整個學術界的思維來了一次大的洗腦。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全國都在遊行，杭州、武漢、上海都在遊行，人人都興奮得不得了，要喚醒民眾。但喚醒民眾造成很大問題，學生罷課、工廠罷工，國家混亂，五四運動兩個月以後，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先生寫了告北大學生及全國學生書，裡面講了重要的幾句話：「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專門技術，繼而普通學校，最後乃知純粹科學之必要。」蔡先生所謂的純粹科學，是「中央博物院」很多學術成就最開始的登門點。

兩次鴉片戰爭，六十年我們做這麼多歐化，我們不了解純粹科學的重要。這時候蔡先生提出美育取代宗教，這個宗教不是佛教或者天主教這些，他是說取代迷信。我們要破除迷信，所以才有國立美術院也就是後來的中國美院和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加速了「新學術之路」的步伐，在一次北平名流的聚會裡面，傅斯年先生談了一個問題，他跟大家講說書生何以報國，這個問題真正的意思是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救亡圖存關鍵時刻的覺醒和反省，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兩年以後蔡先生由於有了中英庚款的補助，便創立了兩個重要機構，其中一個的中央博物院，就是我這本書主要談的。

我們來看一下中央博物院成立的主旨：「南京為國民政府所在，施政中樞，人文薈萃，中外士賓，觀瞻所系。政府及各學術團體，渴望有一完善之博物院，會集數千年先民遺留之文物，及灌輸現代知識應備之資料，為系統之陳覽永久之保存，籍以提倡科學研究，輔助公眾教育。」展覽、科學研究和公眾教育，三者互相有關係，一定要先做科學研究，有了科學研究才能做正確的展覽，正確展覽，民眾才能得到教育。所以在中央博物院最重要的事情是科學研究。科學研究不是一個口號，不是一個工具，也不是一個思維，科學研究是中央博物院的文化，整個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出席理事左起：李濟，李書華，翁文灝，傅斯年，張道藩，蔡元培（理事長），王世傑（教育部長），胡適，朱家驊，黎照寰。

這張照片就是中央博物院第一屆理事會的成員，蔡先生是理事長，這裡面清一色全部是所謂的海歸專家，全部是學理科的，除了張道藩先生學美學，這裡包括了學物理的、地質的、生物的，科學的，這一批人是中央博物院的指導，來一步一步做書生報國的偉大理想。

這是1936年的時候，到了1937年，一年多以後，盧溝橋炮火響了，因為政府的西遷，使大批知識分子也要往西遷，這給西北跟西南都帶來契機，因為這時候他們工作可以專心於西南、西北。以前知識分子還是散播在東南，西北、西南不會被太多照顧。

這張照片是1939年大理的蒼洱考古團，如果不是抗戰人們不會去大理。這裡有幾位很重要的人物，左邊那位是我父親李霖燦，我父親左邊這位是吳金頂先生，他旁邊是梁思永先生。我們說李濟是中國考古奠基第一人，梁思永是中國科學考古的創建人。殷墟考古前四次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挖甲骨，等梁先生參與以後這個局面變了，所以才會有後來的墓葬，我們對商殷的文化就有更大一層的認識。所以從這層來說，梁先生才是真正中國科學考古的奠基者。

還有一位，是曾昭燏先生，這上面的女孩子，也是中國女子考古的陣容。

在這個時期，馬長壽先生也做了西南民族的相關調查，國立藝專的龐熏琹先生做了苗族藝術調查，中研院史語所的芮逸夫先生做了《湘西苗族調查報告》。

那時，中央博物院跟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是兩個姊妹結構，它們共同做了非常了不起的西北史地考察團，這塊當時有四個單位一起參與，最了不起的還是常書鴻先生，他當時也是國立藝專的教授，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當時中央博物院跟歷史研究所的調查結束以後大家就離去了，但是常先生真正一直在那裡工作，是敦煌的「守護神」。

而那時我父親他們在做納西文化調查，這是我父親寫的對納西文化的調查。

李濟先生在四川李庄的時候有一次動員宴會，對全中博工作人員講了這麼一次話，解釋了「全面抗戰」在人文科學上的意義：他鼓勵同仁向學，自己以身作則，以學術報國。他說，「我們現在『抗日救國』不是一句口號，我們要知道敵人的『強』不是一方面，我們的兵與敵兵對抗，農與敵國的農抗，工與工抗，商與商抗。所以我們中央博物院一定要與日本東京或者京都的博物院對抗。我們不要問第一線的英勇將士能不能抵擋敵人，我們要問我們的科學或者一般學術敵不敵得過敵人？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責任，要在這個上來做最大的努力。

這個就是李庄，這張照片我非常感動，這是當時的李庄街上，這張照片是李約瑟拍的。有一段話是中央博物院的一位員工寫的，那時候他還是同濟大學的學生，他說李庄的物質生活過得很苦，但是精神生活還不錯，雖然戰爭，大家的心還是安靜的，相信勝利一定會到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如此的痛快。

這些文化能夠有這麼多的沉積，有這麼多的表現，不是只是知識分子自己做出來的，實際上是廣大的人民在支持，這是我要講的最重要的目的。我個人研究的範圍很窄，只是在抗戰歷史這段，但是在這方面我可以舉出三樣東西來說明當時的人民是怎麼樣在支持我們國家的學術。

第一個就是在李庄，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的舊址，他們走的時候留了這麼一個碑，上面有四個字「山高水長」，這是董作賓用甲骨文寫的。這句話很重要，在這麼困難的時候我們還能有所寄託，我們的研究工作並沒有停下來，國家人民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第二個是跟故宮博物院有關，這個是東歸以前，故宮博物院做了六個大匾，給樂山的六個祠堂，叫「功勞魯壁」。同濟大學離開李庄的時候也給當地士紳一封感謝匾額。同濟大學在這個羅公羅家祠堂為時兩年，除了國立同濟大學還有國立同濟大學附屬職業學校，徐誦明是同濟大學的校長，這個碑現在在宜賓市博物館，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

我們看看這些人的成就，也可以說個人並不渺小。而最感慨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對文化的熱愛。我們在中國社會結構裡面總說「士農工商」，中國的社會裡面對讀書人有一份尊敬，這是我們文化的一個基因DNA。在無數次的戰亂以後，我們幾乎用這件事情可以證明，我們的文化在戰亂中不但不會毀滅，而且會更加堅強，因為我們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在不停地支持中華文化的成長。

（本文摘編自主辦方提供的現場速記稿，未經主講人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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